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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馬克思主義文化研究》2025年第1期，點擊上方圖片可獲取完整電子書

沂蒙精神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

摘要

沂蒙精神的基本內涵為“黨群同心、軍民情深、水乳交融、生死與共”。這既集中體現了沂蒙精神的鮮明紅色文化基因，也深層蘊含著厚重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基因。具體表現為：交匯融合的傳統文化為沂蒙精神奠定了黨群同心的文明底色，崇武尚忠的傳統文化為沂蒙精神奠定了軍民情深的文化底蘊，仁愛孝悌的傳統文化為沂蒙精神奠定了水乳交融的文化內核，剛直死節的傳統文化為沂蒙精神奠定了生死與共的文化涵蘊。同時，沂蒙精神的形成發展也體現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群眾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沂蒙精神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邏輯互動，充分體現了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沂蒙人民的文化自覺、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強。

關鍵詞

沂蒙精神；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文化自信；文化自覺；文化自強

作者簡介

秦正為，聊城大學雙擁學院院長，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山東省高校統戰理論研究基地副主任兼首席專家，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基金項目

本文系山東省社科規劃專項重點項目和中共山東省委黨校（山東行政學院）重大項目攻關創新課題“沂蒙精神的文化基因研究”（項目編號：22BYMJ02）的階段性成果。

引用格式

秦正為.沂蒙精神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J].馬克思主義文化研究，2025(1)：178-190.

2013年11月，***總書記在山東考察時指出：“沂蒙精神與延安精神、井岡山精神、西柏坡精神一樣，是黨和國家的寶貴精神財富，要不斷結合新的時代條件發揚光大。”***總書記的重要論述不僅闡明了沂蒙精神的科學內涵和歷史生成，而且指出了沂蒙精神的歷史地位和時代價值，是我們研究沂蒙精神的根本遵循，也為深入研究沂蒙精神提出了全新視角。特別是在***總書記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兩個結合”（即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兩創”方針（即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沂蒙精神被第一批納入中國共產黨人精神譜系的大背景下，對沂蒙精神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基因進行研究，從而在新時代條件下發揚光大沂蒙精神，堅定文化自信，不僅具有重要的學理價值，而且具有極強的現實意義。

一、沂蒙精神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基因

2022年3月，經黨中央批準，沂蒙精神基本內涵正式表述為“黨群同心、軍民情深、水乳交融、生死與共”。這既集中體現了沂蒙精神的鮮明紅色文化基因，也深層蘊含著沂蒙精神的厚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基因，反映了作為中華文明重要組成的山東文明以“仁”為內核的價值取向、以“忠”為標志的愛國情懷、以“義”為特征的做人品格，也表明了山東人民忠誠愛國、敦厚淳樸、堅忍不拔、勤勞勇敢的鮮明個性。

交匯融合的傳統文化為沂蒙精神奠定了黨群同心的文明底色。沂蒙地區是中華文化的重要發祥地，也是山東文明的重要發源地。距今約四五十萬年前的“沂源猿人”，是在黃河下游首次考古發現的同元謀人、藍田人、北京人等并重的早期猿人。并且，從發現的“騎子鞍山遺址”到“上崖洞遺址”“千人洞遺址”等，從舊石器時代經沂沭河細石器文化到新石器時代，從北辛文化到龍山文化，文化發展序列清晰，沒有缺環現象。陵陽河遺址發現的陶尊共有20個復字和10個單字，將我國文字發展史提前了2000年左右。同時，該遺址出土了大量灰色陶質濾酒器、高柄杯、觶形酒壺等，說明早在5000多年前就有了較發達的釀酒技術，還有用于針灸的10枚石質和玉質的針砭尖頭器，迄今發現的中國最早的也是唯一的陶制橫吹管樂器——能吹奏出4個不同樂音的笛柄杯。大約在六七千年前，沂蒙史前文化發展到了東夷文化階段。一般而言，中華上古文化是由東夷文化、西戎文化、北狄文化、南蠻文化構成的。沂蒙地區是東夷文化的核心區域，也展現著東夷文化的歷史風貌。在東夷影響最大的是太昊、少昊兩個血親集團。太昊氏崇拜龍，以龍為圖騰。《左傳》曰：“太昊氏以龍紀，故為龍師而龍名。”少昊氏崇拜鳳，以鳳鳥為圖騰。《左傳》曰：“少昊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于鳥，為鳥師而鳥名。”因而有學者指出，“在中華民族發展史上，有巨大影響的龍文化、鳳文化都源于沂蒙山區及其輻射地帶，這是沂蒙文化的重要貢獻”。《尚書·禹貢》載：“淮沂其乂，蒙羽其藝。”是說在夏朝時期，淮水、沂水得到治理，蒙山、羽山得以種植。西周至春秋戰國時期，齊國對東夷“因其俗，簡其禮”；魯國孔子曾拜東夷文化的代表人物郯子為師、與程子“傾蓋而語”，孔子著名的72弟子中有13人是沂蒙人（顏回、閔損、冉耕、冉雍、冉求、宰予、宓不齊、商瞿、樊須、有若、公西赤、顏幸、冉孺）。魯國的“尚古”、“從周”、因循守舊，齊國的忠君愛民、禮法結合、義利并重，楚國的篳路藍縷、追新逐奇、兼收并蓄、崇武愛國，均對沂蒙地區產生了重要影響。此后，在大一統的歷史主流和分分合合的歷史激蕩中，沂蒙地區儒學興盛，出現了很多名門世族，如陽都諸葛氏（諸葛瑾、諸葛亮）、瑯琊王氏（王導、王羲之）等，他們南渡后將沂蒙文化傳播到南方，同時沂蒙地區也有包括羯族、氐族、鮮卑族、女真族、蒙古族等少數民族在內的大批移民遷入帶來的各種文化。這種交匯融合、兼收并蓄、博大包容、崇尚忠義的文明底色，為中國共產黨在沂蒙地區領導革命并很快以其“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贏得民心、形成黨群同心的局面奠定了堅實的歷史基礎。

崇武尚忠的傳統文化為沂蒙精神奠定了軍民情深的文化底蘊。對于“夷”，《說文解字注》曰：“一人負弓。”據說東夷人最早發明弓箭，擅長射箭。龍山文化時期骨刻文中已經發現了類似人背弓形的“夷”字，“從大從弓”有了原始依據。東夷代表人物蚩尤是戰神，射日的后羿的現實原型實為箭術超群的夏國國君。夏商周諸朝，與東夷的戰爭也較與西方為多為烈。此后，兵學在此繁榮昌盛，涌現出了孫武、孫臏、鬼谷子、蒙恬、諸葛亮等著名軍事家。1972年，在臨沂銀雀山漢墓出土的《孫子兵法》《孫臏兵法》等竹簡兵書，轟動天下，被譽為20世紀世界五十大考古發現之一。這不僅證明孫子、孫臏實為二人，《孫子兵法》《孫臏兵法》也實為二書，解決了長期以來的歷史迷案。鬼谷子，史稱謀圣，門生有孫臏、龐涓、蘇秦、張儀等，據說其出生地是平邑大洼鬼谷子村，村西山上有鬼谷洞。蒙恬，蒙陰人，出身名將世家，監修長城，威震匈奴。諸葛亮，沂南人，輔助劉備，聯孫吳抗曹魏，鼎定三國，追謚“忠武侯”。還有在唐朝“安史之亂”中，祖籍瑯琊的顏杲卿、顏真卿及子侄顏季明、顏詡“堅貞一志”、“死而不撓”、忠烈千秋。明清時期，涌現了“土木之變”中勇退瓦剌首領也先的羅亨信、變賣家產抗倭犧牲的孫鏜、甲午戰爭中戰死平壤的左寶貴。這些人崇武，更在于忠勇，而這亦得益于東夷源遠流長的獨特民風。《說文解字注》曰：“夷俗仁，仁者壽，有君子不死之國。”是說東夷民風仁厚、人心淳樸，因而也均長壽。東夷文化在與其他文化交相輝映融入中華文化后，其文化特質得到傳承發展。《禮記·表記》載，“子曰：夏道遵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忠”“仁”“愛”相近相依。我國現存最早的軍事著作，相傳為孫武所作的《吳孫子》，其中體現了孫武的治軍思想，即“令文齊武”、賞罰分明、德愛結合的思想。德愛結合，就是將領要愛護、厚養士兵，讓士兵心服口服，最終才能與士兵團結一致，即“眾相得”。《孫臏兵法》說，對士兵要“愛之如狡童，敬之如嚴師”。鬼谷子也是因為孫臏“忠厚老實”才將兵書秘籍傳授與他。蒙恬對待士兵非常關心、體貼，給士兵提供較好的生活條件和醫療條件，提高他們的素質和技能，使用人性化管理，也非常尊重人民生命和財產安全。諸葛亮《將苑》是專門討論為將之道的兵書，其中《卷二·哀死》談道：“古之善將者，養人如養己子，有難則以身先之，有功則以身后之；傷者，泣而撫之；死者，哀而葬之；饑者，舍食而食之；寒者，解衣而衣之；智者，禮而祿之；勇者，賞而勸之。將能如此，所向必捷矣。”也就是說，將領要將士兵當作自己的孩子，百般愛護，才能“所向必捷”。而諸葛亮本人，也絕對堪稱愛兵楷模。顏杲卿、顏真卿等也深受士兵、人民愛戴而名垂青史。另外，漢代樊崇的瑯琊起義，宋朝楊妙真、李全的紅襖軍起義，明末清初九山王王俊的費縣起義，郯城、蘭山的幅軍起義，也都表現了沂蒙民眾的抗爭精神和英雄主義。這種崇武尚忠、愛國愛民、精忠報國的文化底蘊，為毛澤東發出“派兵去山東”號召、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中形成軍民情深提供了深厚的社會文化土壤。

仁愛孝悌的傳統文化為沂蒙精神奠定了水乳交融的文化內核。《說文解字注》曰：“夷俗仁。”“仁”是東夷文化的核心元素，也成為孔子“仁”的思想源頭。基于當時“禮失而求諸野”的狀況，孔子甚至有過“欲居九夷”的想法。孔子還曾說：“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在仁德方面，僅次于顏淵的閔子騫是費邑人。閔子騫堅守仁義，淡泊名利，謹慎持重，堅持以德立身，一直為人所稱頌。長期在沂蒙地區出仕、講學、授徒并終老其地的荀子，是儒家學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也是先秦思想的集大成者，他不僅闡述了“仁”對于修身、從政、治國的重要性，而且把君民關系比作舟水關系：“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為此必須“仁民”，要“選賢良，舉篤敬，興孝弟，收孤寡，補貧窮”。諸葛亮一直堅持以“仁”者自居，視曹操為“不仁”，稱劉備“邁仁樹德”，稱甘夫人“履行修仁”。諸葛亮一生重“仁”德，講忠誠，勤政清廉，“鞠躬盡瘁，死而后已”。故其病逝后，“百姓巷祭，戎人野祀”，“黎庶追思”。孔子還強調“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也即“孝悌”為“仁”之根本。孝文化，在沂蒙地區極為典型、流傳千古。我國古代著名的二十四孝，沂蒙地區就有七孝：郯子（鹿乳奉親）、曾子（嚙指痛心）、子路（百里負米）、閔子騫（蘆衣順母）、老萊子（戲彩娛親）、王祥（臥冰求鯉）、王裒（聞雷泣墓）。另外，還有東海徐氏后裔徐湛之、徐陵、徐份以孝悌感動鄉鄰，東晉費縣人顏含侍候有病兄嫂以孝悌聞名鄉里，費縣王慎、王雅量、王旌賢等以孝悌傳家。“孝悌”作為“仁之本”，是仁愛、孝親、感恩，擴而大之廣之，就是忠孝、忠義、忠勇、忠信、忠誠。故《孝經》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于君。”人能做到“孝”“忠”，就能做到崇尚道義、勤勞勇敢、吃苦耐勞、艱苦奮斗、勇于奉獻，切實踐行仁、義、禮、智、信。這種仁愛孝悌、相濡以沫、同甘共苦的人文精神，為中國共產黨和人民軍隊為民愛民、人民群眾愛黨愛軍、水乳交融提供了良好的家國情懷氛圍。

剛直死節的傳統文化為沂蒙精神奠定了生死與共的文化涵蘊。東夷文化核心元素的“仁”“忠”，一方面表現為敦厚淳樸、誠實守信，另一方面表現為秉性剛直、死守節操。在歷史上，很多沂蒙人為了民族大義、公平正義，不怕權威、不阿權貴，敢于堅持真理、堅守法禮，敢于斗爭、敢于死諫，真正做到了“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充分展示了浩然正氣、凜然大義的“大丈夫”形象。西漢瑯邪陽都人諸葛豐，以卓然獨立、剛直不阿而聞名。《漢書·諸葛豐傳》載：諸葛豐為御史、司隸校尉，“刺舉無所避”，京師流傳“間何闊，逢諸葛”。（奸人遠逃，因為碰見了諸葛）面對漢元帝對許章等外戚佞臣的袒護，諸葛豐一再死諫，最終被免為庶人、病歿家中。這表現出了他“伏節死諫” “官尊責重”的敬業精神，“殺身以安國，蒙誅以顯君”的忘我犧牲精神。 諸葛亮對于自身講求“夫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對于國家追求“鞠躬盡瘁，死而后已”。其《前出師表》《后出師表》一方面是對后主劉禪的進諫，另一方面是表達北伐的決心，殷殷義情沛然如注，耿耿忠心坦然盡顯。由此，諸葛亮的耿直坦蕩、凜然正氣名昭千古，為后世歷代忠杰之士盛贊和奉為楷模。如陸游多次贊美，曾說“凜然出師表，一字不可刪” （《感狀》）；文天祥身陷囹圄，仍高吟“或為《出師表》，鬼神泣壯烈”（《正氣歌》）。此后，諸葛亮的兒子諸葛瞻、孫子諸葛尚為蜀國共同戰死。另外，諸葛氏家族還有諸葛瑾和諸葛恪父子、諸葛靚對吳國，諸葛誕對曹魏均忠貞如一、死得其所。瑯邪顏氏族人，也皆耿直剛烈。如南朝劉宋大臣顏竣為人剛直，對皇帝“諫諍懇切，無所回避”。南齊顏見遠因反對蕭衍奪權，不食發憤數日而死。顏見遠之孫顏之儀，面對楊堅奪權拒而弗從。事后，楊堅亦稱贊他“見危授命，臨大節而不可奪，古人所難，何以加卿”。唐朝顏師古“性簡峭，不善逢迎”，其弟顏相時“有諍臣之風”。顏杲卿“性剛直”，顏真卿“剛正”，均凜然對敵、慷慨殉國。明代蒙陰公氏家族一門正氣，為人正直、崇尚公平正義、不畏強暴。例如，公家珍“賦性正直”；公家炳“慷慨任事，直節不阿”；公師旦“質實無偽，厚重不佻”；公度“端方整肅，取與不茍”；等等。即使公家媳婦遇見賊人搶劫脅迫，也“大罵不屈死”。公鼐“五世進士、父子翰林”，被視為“兩代帝師”，其父公家臣曾因觸怒張居正被貶官而死，他大器晚成，四十歲才中舉，但面對宮廷斗爭、閹黨弄權依然嫉惡如仇，堅持“秉董狐之筆，疑剖千秋”，被迫兩次“引疾歸”。不論是名門望族，還是小家獨戶，敦厚耿直、為死名節的家風家訓也是普遍存在的。這種剛直死節、堅持正義、敢于犧牲的奉獻精神，為中國共產黨一切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一切服務人民，人民群眾全力支前、全面支前、全程支前，最終生死與共提供了良好的家風民風基礎。

東夷文化、沂蒙文化內涵豐富，博大精深，交匯融合、崇武尚忠、仁愛孝悌、剛直死節，只是其重要部分組成，與“黨群同心、軍民情深、水乳交融、生死與共”也并不是完全單獨一一對應、排比對照，而是參互成文、合而見義、綜合映照、整體熏染的過程和結果。如沂蒙文化的突出特色還可以概括為仁、義、忠、勇、孝、直，即處世以仁、待人以義、對國以忠、作戰以勇、待親以孝、相交以直。這些優秀傳統文化的基因都成為沂蒙精神的深厚文化底蘊。更為重要的是，它們有在沂蒙地區一直存在的，也有外來傳入的，還有沂蒙人在外所表現的，可以說沂蒙的優秀傳統文化是整個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縮影和典型表現。

二、沂蒙精神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

黨的十八大以來，***總書記就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提出了“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方針，深刻揭示了文化發展的客觀規律。中國共產黨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忠實繼承者和弘揚者，沂蒙精神的形成發展就體現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群眾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

一是黨群同心對傳統文化的交匯融合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傳統文化的交匯融合，表現為東夷文化、沂蒙文化對其他文化、其他人群、其他民族的包容關愛，也表現為與其他文化、其他人群、其他民族的融合發展。沂蒙精神中的黨群同心，是這種文化在革命戰爭年代中國共產黨的博大胸懷與沂蒙人民的寬厚情懷相遇相擁、將心比心、心心相印的新表現。沂蒙地區是馬克思主義傳播和中國共產黨開展革命活動較早的地區。這均與當地深厚的文化積淀和文化世族密切相關。特別是諸城相州王氏家族，王統照參加了“五四運動”回鄉宣揚愛國思想；王樂平于1919年10月建立山東第一個較為系統傳播馬克思主義機構——齊魯書社；在山東地區1920年夏末秋初建立的第一個專事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學會——康米尼斯特學會、1921年5月創建的第一個共產黨組織——濟南共產黨早期組織，其創建者百分之六七十皆為相州王氏家族及其緊密接觸人。中共一大代表、山東黨的最早組織者和領導者之一的王盡美，更是其突出代表。王盡美自幼接受了《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和四書五經等經典傳統文化的啟蒙，也有親眼所見、親身所驗和與母親對話而問“命苦，不能換一換嗎”所體現的民間傳統文化，還有《天演論》《孔子改制考》所體現的外來進化思想與儒家文化的變革，這些使他逐漸產生了救國救民思想。他在離開家鄉時登上村邊的喬有山吟誦道：“沉浮誰主問蒼茫，古往今來一戰場。濰水泥沙挾入海，錚錚喬有看滄桑。”此后，王盡美考入省立一中，并以山東通訊會員加入李大釗在北京大學組織的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在此期間，他又寫道：“為何貧窮并非命，乃因世事太不公。如把腦筋能放開，天下大事無不成。”在陳獨秀函約王樂平在濟南建立黨組織時，王盡美、鄧恩銘勇擔重任。在參加了黨的一大后，他極為興奮，將名字由“王瑞俊”改作“王盡美”，并專門寫詩曰：“貧富階級見疆場，盡善盡美唯解放。濰水泥沙統入海，喬有麓下看滄桑。”與此同時，劉曉浦、劉一夢、李清漪、李清濰、劉之言等曾分赴外地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然后回鄉傳播革命真理。沂蒙山區在1927年建立了黨的組織，領導了聞名全國的日照、沂水、蒼山等暴動。全民族抗戰爆發后，黎玉、徐向前、羅榮桓、朱瑞、劉少奇、陳毅、粟裕等先后來到了沂蒙地區。黎玉認為：“我們的責任，就在于……加強革命思想的宣傳，提高群眾對自已的命運與中國共產黨、八路軍的一致，并有希望實現這個前途的熱情。”“要抓緊適應黨的當前政治任務（如十大政策還未被充分注意宣傳），也要隨時隨地把共產主義具體化，以啟發群眾理想與現實痛苦解除的出路。”正是在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共產黨的影響下，沂蒙文化逐漸向著嶄新的方向轉化發展，沂蒙人民逐漸從傳統的思想信仰、價值觀念轉向以新的眼光、新的視野看待和思考“外來的”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人民軍隊，并在共同的革命斗爭中親身體驗到了黨的英明偉大，形成了堅定的愛黨愛軍的政治覺悟，在內心深處實現了對馬克思主義的文化認同和高度的文化自覺，進而從行動上展示了沂蒙人民所具有的立場堅定、方向明確、追求執著的崇高政治信仰。

二是軍民情深對傳統文化的崇武尚忠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傳統文化的崇武尚忠，表現為沂蒙人民勇于抗爭、敢于斗爭、善于作戰、仁忠相依、德愛結合、將兵共死的文化風貌和精神風范。沂蒙精神的軍民情深是這種文化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軍民共同革命、攜手并進、魚水情深的新表現。沂蒙各地黨組織建立后，先是在各地成立農民組織，廣泛開展反封建的農民運動。沂水農民協會會歌唱道：“吾輩這次來革命，打倒奉魯軍，鏟除新軍閥，錢不愛，死不怕，為民為國家。”沂水縣長梁振乾、沂水城內的頭號封建堡壘劉南宅、南鄉大土豪牛守元、馬牧池大地主劉維用、東里店地主翟以儉，日照山子河劣紳鄭鄂廷，費縣石溝大地主李琢、王昭曾、左國楫等為代表的反動勢力，均遭到打擊和震懾。在此基礎上，中國共產黨領導了一系列聞名全國的農民暴動。1932年10月的日照暴動，成為當時山東省內規模最大的一次農民暴動。1933年夏的沂水暴動，是中共沂水縣委利用貧苦農民以防匪保家的自衛武裝——大刀會組織發動的武裝暴動。1933年7月的蒼山暴動，是中共臨郯縣委領導的一場旨在建立工農武裝和蘇維埃紅色政權的武裝暴動。1933年7月的龍須崮暴動，是中共新泰縣委與蒙陰縣黨組織共同領導的一次武裝暴動。這些農民暴動基本都是在王明“左”傾錯誤思想的指導下倉促發動的，沒有充分估計革命條件是否成熟和正確對待敵強我弱的現實情況，具有盲動性、冒險性，因而最終都失敗了。但是，這些農民暴動仍然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第一，暴動在很大程度上打擊了國民黨和地方反動勢力的統治，極大地鼓舞了沂蒙人民的革命斗志和革命熱情，擴大了中國共產黨在當地群眾中的影響，為革命的繼續發展奠定了堅實的思想基礎。第二，暴動充分展現了中國共產黨和暴動戰士團結奮戰、無私無畏的革命精神，團結和教育廣大人民群眾，使他們更加了解、理解、支持和參加革命，為革命的繼續發展奠定了堅實的群眾基礎。第三，暴動在沂蒙地區豎起了革命的紅旗，播下了革命的火種，人們暗暗地盼望著、串聯著、發展著革命的地下組織，保護著先烈們用鮮血在廣大人民心中播下了革命火種。到了抗日戰爭時期，這些“星星之火”又在沂蒙這片土地上燃燒起來了，終成燎原之勢。更為重要的是，農民暴動的領導者是中國共產黨，主體是農民，同時先進的農民也入了黨、成為領導者，具有封建舊社會性質的武裝組織如大刀會也成為革命組織，很多農民拋棄了封建皇權思想走上了革命道路，這都充分體現了新形勢下的兵民一家、兵民一體，也真正體現出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軍民情深。

三是水乳交融對傳統文化的仁愛孝悌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傳統文化的仁愛孝悌，表現為沂蒙人民在“三綱” （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五常”（仁、義、禮、智、信）、“五種人倫”（君臣有義、父子有親、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下的淳樸情感、家國情懷。沂蒙精神的水乳交融是這種文化在中國共產黨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群眾路線的新表現。1942年，劉少奇在沂蒙調研后得出了“群眾是共產黨的母親，黨是群眾的兒子”的著名論斷。在沂蒙革命老區轉戰六年之久的羅榮桓始終把自己看成群眾的一員，把群眾看成自己的親人，愿意接近群眾，堅持同群眾打成一片，和群眾同甘共苦。他認為，黨一刻也離不開群眾，人民群眾是領導干部身上的血液，領導干部脫離了群眾，生命就要枯竭。1944年4月，黎玉在山東軍區政工會議上的報告中指出：“愛護群眾利益像愛護自己眼睛一樣，要盡我們的可能的力量，處處為了群眾打算。” “一切戰時、平時環境要處處愛護群眾利益，嚴格遵守群眾紀律。”黎玉在總結工作經驗的基礎上認為：“幫助群眾勞動是愛民的具體表現，是軍民感情軍民打成一片最有效的行動……一種是幫助群眾季節生產勞動，如春耕、夏收、秋收，在邊沿區并配合搶收、搶耕、搶打場；一種是幫助群眾日常勞動，如搗糞、抬糞、推糞、挑水、鍘草、推磨、抬土、推碾、托坯、打炕、挖水溝、搬草、鉆磨、摘花生、切瓜干、起地瓜、捕蝗蟲、蓋房、剃頭、劈柴、打場、喂豬、攔雞、墊牛欄、喂牛等家務勞動……要盡我們的可能的力量，處處為了群眾打算。”八路軍第一一五師教導第二旅四團政治委員吳岱曾回憶說：“在艱苦的戰爭年代里，最大的擁政愛民，就是要不惜一切代價用戰斗來保衛人民政權和群眾利益。” “平時一切從人民利益出發，保衛群眾麥收，助民秋收秋種，生產自救減輕人民負擔等。”正因如此，沂蒙人民也把人民軍隊當作自己的親人，把革命者的孩子當作自己的孩子。如抗日戰爭時期，明德英、祖秀蓮、王換于等“沂蒙紅嫂”，還有一些基于封建倫理羞于留名的偉大女性，視革命戰士、革命后代為兒女，喂飯喂藥端屎端尿，甚至用乳汁譜寫了感天動地的篇章。解放戰爭時期，張玉梅、伊廷珍、楊桂英、伊淑英、冀貞蘭、公方蓮等“沂蒙六姐妹”背后，是“百萬獨輪車支前大軍”，有著沂蒙人民擁軍支前的龐大隊伍和巨大奉獻。全區420多萬人口，有120多萬人支前參戰，其中31000多名沂蒙兒女為了人民的解放事業獻出了自己寶貴的生命。“最后一塊布，做軍裝；最后一口飯，做軍糧；最后一個兒子，送戰場”；最后一床棉被，蓋在擔架上。這是人民戰爭的光輝寫照！陳毅元帥曾深情慨嘆：“我就是躺在棺材里也忘不了沂蒙山人。他們用小米供養了革命，用小車把革命推過了長江！”原中央軍委副主席、國防部部長遲浩田同志也曾不止一次動情地說：“從某種意義上講，我們的勝利，是老區人民特別是沂蒙山區人民用小米喂出來的，用擔架抬出來的。我永遠也忘不了沂蒙老姐姐們的恩情。”母親、兒子、乳汁、淚水、血水，這種只有在家庭至親之間才存在的字眼、詞匯在紅色沂蒙中卻覆蓋到很多陌上人身上，溫暖著草木魚蟲、感動著山水天地，用“水乳交融”來表達這種精神是再恰當不過的了。

四是生死與共對傳統文化的剛直死節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傳統文化的剛直死節，表現為秉持真理、死守節操，殺身成仁、舍生取義的忠君愛國精神。沂蒙精神的生死與共是這種文化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黨群同心、軍民情深、同甘共苦、同仇敵愾的革命英雄主義的新表現。在日照暴動中，暴動誓詞就是：“為了爭取共產主義實現，共同工作，共同消費，服從命令，犧牲個人，泄露秘密反對我黨者處死應該。”暴動共堅持13天，經大小戰斗30余次，戰斗中犧牲130余人。沂水暴動，利用大刀會組織發動，大刀會派系眾多，在沂水境內就有青旗會（又名金鐘罩、黑旗會、烏旗會）、五旗會（又名五帶子會）、紅旗會、黃旗會四派。其中以張恒遠為總首領的青旗會人數最多，到1933年春，青旗會發展到22個團，有數萬會眾。通過大量艱苦的工作，許多中共黨員在大刀會中擔任了隊長、文書、會長、聯絡員等職。暴動失利后，反動勢力血腥地燒殺擄掠有大刀會之村莊。單在黃石山就殘殺會眾和老弱婦孺達3000余人，制造了震撼山東的大慘案——黃石山大慘案。蒼山暴動提出了十大綱領：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沒收外國企業銀行；統一中國，承認民族自治權；沒收地主、豪紳的土地，分給無土地的農民；建立代表工農利益的蘇維埃政權；改善人民生活；實行八小時工作制；實行統一累進稅；聯合世界無產階級和蘇聯；保障人民民主權利，建立民主平等的新社會。龍須崮暴動，選擇在黨的群眾基礎較好的新泰、蒙陰兩縣交界處，方案規定每個黨員帶動10個農民，暴動時有槍支的佩帶槍支，沒有槍支的可帶大刀、長矛。這兩次暴動失敗后，反動政府與地方封建勢力相勾結，都進行了殘酷的大搜查、大逮捕、大屠殺。這種生死與共的精神在抗日戰爭、解放戰爭中得到延續和發揚光大，典型表現在胭脂山伏擊戰、孫祖伏擊戰、白彥爭奪戰、大平安莊戰斗、大青山突圍戰、郯城戰役、葛莊戰斗、仙姑頂激戰、笛崮浴血突圍戰、第一次岱崮保衛戰、淵子崖人民抗日、東流村民抗日、西山前村自衛戰、解放沂水城、攻克臨沂城、魯南戰役、白馬關阻擊戰、黃崖山阻擊戰、孟良崮戰役、第二次岱崮保衛戰等戰斗中，在抗日戰爭中沂蒙還曾三次出現“狼牙山五壯士”式的跳崖英雄群體。正是這種生死與共的精神，才真正震撼、打擊了敵人，最終贏得了革命戰爭的勝利。

三、在沂蒙精神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邏輯互動中堅定文化自覺、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強

文化自覺是文化主體對自身文化的自我反思、自我審視和自我覺醒，是一個民族清醒而不迷失、理性而不盲從的體現。文化自信是文化主體對自身文化的高度認同、高度肯定和牢固堅守，是一個民族自尊、自信、自立、自強的深層底蘊和堅實基礎。文化自強是文化主體立足自身實際，依靠自身力量，凸顯自身特色，走出自身道路，建設具有強大創造力、吸引力、凝聚力、競爭力、影響力的文化強國。同時，文化自覺、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強也體現在對外在文化和外來文化的理性認識、分析和選擇、接納。沂蒙精神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邏輯互動，充分體現了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沂蒙人民的文化自覺、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強。

在沂蒙精神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邏輯互動中堅定文化自覺。2021年12月，***總書記在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國作家協會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重要講話中強調，“中國共產黨是具有高度文化自覺的黨，黨的百年奮斗凝結著我國文化奮進的歷史”。這種文化自覺，在沂蒙先進分子身上也得到充分體現。20世紀初，在山東省立第一中學曾出現了著名的“諸城三杰”——王統照、楊金城、路友于。三人都是諸城人，分別在三個年級，楊金城年級最高，路友于次之，王統照最低。他們都是語文成績優秀的高才生，亦被譽為“三大文豪”。楊金城與路友于后來都到北京的《益世報》任編輯、主筆，宣傳進步思想。楊金城不幸病故，英年早逝。路友于參加革命，成為北方革命的領導者和優秀分子，與李大釗一起被捕、就義。王統照參加了五四運動、火燒趙家樓，發起成立了新文化運動史上第一個文學團體——文學研究會，后返回家鄉傳播先進文化和革命思想。王盡美和其他早期先進分子也是在濟南和外地接受了新文化，走上了革命道路，成為共產黨人。可以說，他們自幼在沂蒙家鄉接受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熏陶，后來又在外地接受了包括西方文化、革命思想在內的先進文化，經過思考、比較、鑒別，最終做出了正確的選擇，這正是文化自覺的典型表現。正是這種文化自覺的開啟，使得后來的中國共產黨人和廣大的沂蒙人民群眾對東夷文化、沂蒙文化進行了更為自覺的反思、審視，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在革命實踐過程中，逐漸形成了沂蒙精神，并逐漸推動和實現著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曾指出：“增強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是堅定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的題中應有之義。”因此，在新時代，要發揚光大沂蒙精神，也必須在沂蒙精神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邏輯互動中堅定文化自覺。

在沂蒙精神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邏輯互動中堅定文化自信。黨的十八大以來，***總書記高度重視和一再強調文化自信。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他指出：“文化自信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發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這種文化自信也是沂蒙精神的核心所在。沂蒙精神的文化自信首先在于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因為在對近代以來的“西學東漸”“中體西用”“全盤西化”“儒學復興”等思潮的分析鑒別中，沂蒙人民認識到只有馬克思主義才揭示了救國救民的真理，指明了沂蒙人民解放的正確道路，因而最終選擇了馬克思主義作為自己的指導思想。毋庸置疑，沒有馬克思主義就沒有沂蒙精神。沂蒙精神的文化自信還在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深厚底蘊。東夷文化、沂蒙文化長達千百年的長期發展、積淀，使得交匯融合、崇武尚忠、仁愛孝悌、剛直死節等已經深深融入沂蒙人民的血脈，愛黨愛軍、開拓奮進、艱苦創業、無私奉獻也就理所應當、固若磐石。正是基于這種自信，沂蒙精神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一直處于邏輯互動之中。新時代，***總書記號召我們要“增強文化自覺、堅定文化自信，以強烈的歷史主動精神，積極投身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建設，堅持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方向，堅持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堅持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聚焦舉旗幟、聚民心、育新人、興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務，在培根鑄魂上展現新擔當，在守正創新上實現新作為，在明德修身上煥發新風貌，用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的文化創造，展示中國文藝新氣象，鑄就中華文化新輝煌，為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提供強大的價值引導力、文化凝聚力、精神推動力”。因而，新時代發揚光大沂蒙精神，也必須在沂蒙精神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邏輯互動中堅定文化自信。

在沂蒙精神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邏輯互動中堅定文化自強。黨的十八大報告文化方面的大標題就是“扎實推進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建設”。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文化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靈魂。文化興國運興，文化強民族強。沒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沒有文化的繁榮興盛，就沒有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要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激發全民族文化創新創造活力，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黨的二十大報告在文化方面以“推進文化自信自強，鑄就社會主義文化新輝煌”為大標題，指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必須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增強文化自信，圍繞舉旗幟、聚民心、育新人、興文化、展形象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這種文化自強也體現在沂蒙精神的文化底蘊之中。無論是太昊的龍圖騰、少昊的鳳圖騰，還是齊國“因其俗，簡其禮”、魯國的“尚古” “從周”；無論是崇武尚忠的孫武、孫臏、鬼谷子、蒙恬、諸葛亮、顏杲卿、顏真卿等兵者軍家，還是仁愛孝悌的郯子、曾子、子路、閔子騫、荀子、老萊子、王祥、王裒等儒者孝子，抑或剛直死節的諸葛豐、諸葛亮、顏竣、顏師古、公鼐等忠臣烈士，均體現了一種精神氣節、信仰操守上的文化自強風骨。正是基于這種文化自強，戰爭年代廣大軍民創造唱響《沂蒙山小調》《跟著共產黨走》取得了革命的勝利，建設時期沂蒙人民重建家園被毛澤東譽為“愚公移山，改造中國，厲家寨是一個好例”。改革開放時期沂蒙地區由原來的“四塞之崮，舟車不通，土貨不出，外貨不入”變為“南義烏、北臨沂” “買天下、賣天下”。在新時代，臨沂堅持“以紅帶綠、以綠映紅、紅綠接藍、古今輝映”的文旅發展思路，大力發展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連續被中共山東省委、省政府授予“文化強省建設先進市”稱號。2024年5月22日至24日，***在山東考察時強調：“山東要擔負起新時代的文化使命，在推動文化繁榮、建設文化強國、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上積極作為。要堅定文化自信，深入挖掘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精華，堅持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以國際孔子文化節等為載體深化文明交流互鑒，提升中華文化影響力。要保護和運用好紅色資源，大力弘揚沂蒙精神，推動紅色基因代代相傳。要廣泛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持續深化城鄉精神文明建設，抓好農村移風易俗，讓現代文明理念在鄉村深深扎根。要繁榮發展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創新實施文化惠民工程，大力推進文化數字化，讓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為經濟發展增動能增效益、為旅游休閑增內涵增魅力、為城鄉社會增正氣增活力。”因此，在新時代，要發揚光大沂蒙精神，也必須在沂蒙精神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邏輯互動中堅定文化自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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