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文章，我們提到系統工程是一套組織管理技術，小到企業，大到國家，均可使用，尤其是今天，我們的經濟遇到了嚴重的結構性問題，正處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關鍵時期，系統工程技術無疑是最有力的工具。

當然，國家層面的系統工程是極度復雜的，正如錢老在《關于國民經濟核算體系》一文中所說：“一個國家的社會集體是一個開放的、與世界有交往的復雜巨系統。‘巨’是說組成這個系統的子系統數量極大，上億、十億；‘復雜’是說子系統的種類極多，而且其相互作用又各式各樣。尤其是子系統中有人，而人是有意識的，能根據環境信息作出判斷，決定行動，不是簡單的一定規律的反射。這樣的復雜巨系統可以稱為社會系統”。

錢老在《關于觀念和方法問題》一文中繼續說道：“要研究這么一個復雜的社會系統，過去的許多理論方法恐怕都不行。最老的所謂數量經濟學，后來又由此衍化出來的回歸法等，這些方法的一個共同毛病是太簡化了。那么，近十幾年來，外國人又搞了所謂‘耗散結構理論’和‘協同學’理論，兩位大師，一個是比利時的普利高津，一個是德國的哈肯。普利高津還為此得了‘諾貝爾獎’，都來我國講過學，也很轟動。他們的這些理論、還是太簡單，因為他們用的參數的數目大概是十幾個，整個社會系統就用十來個參數描述，是不能反映社會系統的復雜性的。還有美國人搞的所謂系統動力學，代表人物是麻省理工學院教授福雷斯特(J.W. Forrester)。福雷斯特自己比較客觀，他在‘系統動力學’這本書的序言中，很謙虛地說，他這套辦法到底行不行？還得看。實際上也是太簡單，因為系統動力學里用的參數也是那么十來個。所以耗散結構、協同學、系統動力學這些比較現代的理論，他們用十來個參數把整個‘特殊復雜巨系統’——‘社會系統’里面的問題簡化到那樣一個程度是不合適的。如果你硬要那么簡化，那當然是主觀的，也就是唯心主義了，所以是不行的。我看了這些東西以后，覺得我們還是要用馬克思主義哲學來指導我們的工作，就是要實事求是，而不能夠像他們那樣。當然我也不是說耗散結構理論、協同學和系統動力學一點用處也沒有，它們在處理簡單的巨系統時是可以的，復雜巨系統不行。處理簡單巨系統，如德國人哈肯把他的協同學理論，用在物理學的激光器上是很成功的，因為激光器的參數很簡單，就那么幾個。比利時的普利高津把他的理論用到物理化學現象中也是很成功的，但那都是簡單巨系統，不是復雜巨系統，不是社會系統”。

由此可見，搞“社會系統工程”這么復雜的事情，外國人的理論是不行的，即使他們發現了還原論的局限，努力向系統論靠攏，最終也只能解決一些簡單系統的問題，面對“開放復雜巨系統”，則束手無策。

為了搞好“社會系統工程”，我們首先需要明確目標，錢老在與烏家培合著的《組織管理社會主義建設的技術——社會工程》一文中說：“搞組織管理社會主義建設的前提是社會和國家的目標，也就是建設社會主義的要求，這是黨和國家所規定的一個歷史時期的方針和任務，是由黨的代表大會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設機關決定的。有了目標，還得有更具體的政策、組織原則和法規。這也是由黨和國家領導機構集中廣大群眾的意見來決定的。在這個基礎上，我們來考慮組織管理社會主義建設，掌握并運用社會科學、特別是經濟學的規律和自然科學技術，一是設計出一個好、快、省的全國長遠規劃，提供給黨和國家領導審查；二是在執行中不斷地根據實際情況，在不斷出現的不平衡中，積極組織新的相對的平衡；三是總結實踐經驗，向黨和國家領導提出改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的建議；四是根據計劃執行情況和政治以及科學技術的新發展，提出調整計劃的意見。這就是我們的任務”。

這里面第一條就是“設計出一個好、快、省的全國長遠規劃”，很多人看到“好、快、省”的時候，就會想起20世紀50年代提出的“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這一總路線。現在很多人傾向于認為“多快好省”這個口號是錯的，是主觀主義的，是不切實際的，但事實上，這個口號非常正確，所以，幾十年后，錢老又把這個口號拿了出來，只是去掉了多，因為時代不同了，過去是物質嚴重匱乏的時代，多最重要，未來則是過剩時代，強調多就不合適了，好最重要，但快和省是一定要保留的。毛主席和錢學森都是具有極強的系統思維的人，而那些被還原論思維毒害的笨人，是無法理解他們的思維方式的，在這些笨人眼里，你是不能同時追求多個看似矛盾的目標的，追求這個就要犧牲那個，追求那個就要犧牲這個，包括大大提出的“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他們也不理解，他們覺得，要實現經濟高速發展就要污染環境，要保護環境就要犧牲經濟，如果什么都要，就是難為他們。但在具有系統思維的人眼里，“什么都要”才是正常的，而這，也是判斷一個人系統思維強不強最重要的標準，就是看他敢不敢“全都要”。被還原論思維毒害的人，為什么不敢“全要”，因為他們遇到任何問題，都是不斷拆解，拆解的過程中，把事物之間的聯系都給強行切斷了，所以，他們每解決一個問題，都要制造更多問題。有系統思維的人則相反，在他們眼里，問題之間是相互聯動的，同時解決所有問題，甚至比單獨解決一個問題更容易。所以，我們要搞“社會系統工程”，目標一定要定得足夠高，如果目標定低了，很多人肯定想著用還原論思維解決算了，只有目標定得足夠高，才能倒逼所有人啟動系統思維，事實上，中國人在系統思維方面有天然的優勢，只是很多人頑固地把自己封印在還原論思維里，不肯出來罷了。

說到“思維封印”，我們覺得，有一個“思維封印”，是一定要打掉的，那就是，隨著經濟體量的增大，經濟增長率是一定要降下來的，事實上，如果“社會系統工程”搞得好，今天的中國，是仍然可以保持兩位數的高速增長的，而且是高質量增長，不造成污染和浪費，畢竟我們要同時追求“好、快、省”，不好不行，不快不行，不省也不行。錢老在《對當前中國系統工程學會工作的兩點建議》中說過：“大家知道，我們的第一個五年計劃進展得非常順利。工業年遞增率達18%，農業4.5%。后來出了毛病，再也沒有達到這么高的速度，而且還有一個理論：基數大了，年遞增率一定要下降。經濟學家們這樣說，我也只好這樣認識了。但是造詣很深的、很有見解的經濟學家孫冶方同志打破了這個理論。如何打破的呢？他指出關鍵在政策。例如，如果不改進生產的科學技術基礎，只搞外延發展，照樣翻版，那就會因基數大而降低增長速度；如果采用新技術重視內涵發展，那就有可能保持高速增長”。

同樣在這篇文章里，錢老有個觀點，非常值得我們深思，錢老說：“我最近想，我們從前講的社會主義的分配原則‘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究竟怎樣才能做到每一個人‘各盡所能’？前一段在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有人覺得‘各盡所能’不大容易做到。于是有人說，干脆就提‘按勞分配’算了，不要說‘各盡所能’了。恐怕這也不對。新黨章還是寫的‘各盡所能、按勞分配’。可是，我現在有一個大膽的意見（也許是錯的）：我認為，上面的兩句話應該倒過來，變‘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為‘按勞分配，各盡所能’。因為，不按勞分配就不能做到各盡所能，而各盡所能是我們社會的目的。我們有10億人口，凡是能夠工作的誰不想能夠盡他之所能？但如何做到？現在社會上有一些待業青年，還有一些情緒不太好的人，有人怪他們懶，怪他們不文明禮貌。其實，我們不該完全怪他們，他們有些事不順心啊！據說有一次，在公共汽車上，有一個老頭子要下車，前面走的人下車慢一點，他就拿拐棍打人。當然乘客們批評他，‘老頭子怎么隨便打人？’其中一個旁觀的青年倒說了一句公道話，‘現在許多人心頭有氣，我看這老頭子也是。’依我看，這個氣不是別的，就是有勁使不出來，不順心”。

錢老在《關于系統工程與經濟管理體制》一文中也說：“我國經濟管理體制要解決的中心問題，是如何調動廣大人民的社會主義積極性。我感到，現在不少人心里有氣。為什么有氣呢？就是有勁沒處使，有勁使不出來。經濟管理體制必須解決這個問題”。

這些話是錢老四十多年前說的，放在現在，反而更加合適。我國經濟管理體制要解決的中心問題，是不是如何調動廣大人民群眾的積極性？我們的經濟增長率為什么降到了今天這個樣子？是不是“分配”方面出了大問題？是不是沒能做到全社會每一個人“各盡所能”？是不是有太多人“心里有氣，有勁沒處使，有勁使不出來，不順心”？既然還有巨大的潛力沒有發揮出來，我們怎么能夠認定現在的經濟增長率是正常的呢？

同樣在《對當前中國系統工程學會工作的兩點建議》一文中，錢老繼續說：“什么是科學？科學就是適合客觀實際情況。想象的東西，脫離實際的東西都是不科學的。

毛主席在《實踐論》中有一段精辟的分析。他說：‘馬克思主義者承認，在絕對的總的宇宙發展過程中，各個具體過程的發展都是相對的，因而在絕對真理的長河中，人們對于在各個一定發展階段上的具體過程的認識只具有相對的真理性。無數相對的真理之總和，就是絕對的真理。客觀過程的發展是充滿著矛盾和斗爭的發展，人的認識運動的發展也是充滿著矛盾和斗爭的發展。一切客觀世界的辯證法的運動，都或先或后地能夠反映到人的認識中來。社會實踐中的發生、發展和消滅的過程是無窮的，人的認識的發生、發展和消滅的過程也是無窮的。根據于一定的思想、理論、計劃、方案以從事于變革客觀現實的實踐，一次又一次地向前，人們對于客觀現實的認識也就一次又一次地深化。客觀現實世界的變化運動永遠沒有完結，人們在實踐中對于真理的認識也就永遠沒有完結。馬克思列寧主義并沒有結束真理，而是在實踐中不斷地開辟認識真理的道路。’

重溫這段話，我再一次得到深刻的啟發。我們現在確實應該鼓勵大家對一切不合理的，又妨礙調動群眾社會主義積極性的體制大膽改革，要總結群眾經驗，客觀地、實事求是地認識中國的實際，進而科學地制訂適合中國的政策和體制結構。這是一項改造中國，建設中國的工程，一項系統工程——社會工程（或社會系統工程）。現在這門學問似乎還沒有建立。要建立這一學問，還要建立相應的基礎理論，我給它設想了一個名字，叫社會主義國家學。社會主義國家的功能大致為八個方面：第一是物質財富的生產；第二是精神財富的創造；第三是服務事業；第四是國家的行政管理；第五是社會主義法制；第六是國際交往；第七是國防；第八是環境管理。這八個方面的功能可能還沒有講全，還有其他方面，就這八個方面說，都需要建立各自的系統工程，綜合起來就是我上面講的社會工程。如果這些工程建立了，相應的理論基礎——社會主義的國家學建立了，并且完善了，則我們就能科學地制訂政策，決策也就更有科學依據了。現在大家認識到了，建設社會主義的現代化，或者說到2000年翻兩番，要依靠科學技術的發展，即中央領導同志所講的，一靠政策，二靠科學。最近我看到天津市的一個材料，說1元錢的科研投資，可以增加產值22元錢。其中國家可得稅利6元，你看這不是把老本撈回了好幾倍了嗎？現在農民很重視科學種田，把科技人員叫‘財神爺’，他們從切身利益中體會到了科學技術的威力，體會到這是一條生財之道。但我認為不只是要重視自然科學技術，那只是一本十利或一本數十利而已，而搞好了社會科學技術，調動全體人民的社會主義積極性，才是一本萬利。這就與我剛才提出的社會系統工程或社會工程有密切關系了。這項工程如果搞好了，1元錢可以變成1萬元錢，消極的因素可以變成積極的因素。那么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產值遞增近百分之二十是可以再次實現的”。

錢老還強調：“我們一定要把系統工程運用到國家規模的管理，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建設上。這件事搞好了，就可以為領導同志做一點參謀工作，出一些好主意，那將是辦了一件大好事。可不可以辦到呢？在我們國家完全可能。資本主義國家辦不到，他們現在正鬧‘經濟衰退’，這是因為資本主義國家是私有制，資本家自由競爭，勾心斗角，爾虞我詐，相互欺騙，怎么能運用國家管理的科學？”

錢老所說的“我們現在確實應該鼓勵大家對一切不合理的，又妨礙調動群眾社會主義積極性的體制大膽改革，要總結群眾經驗，客觀地、實事求是地認識中國的實際，進而科學地制訂適合中國的政策和體制結構”，這不就是“全面深化改革”嗎？這不就是一項改造中國、建設中國的社會系統工程嗎？真正理解了錢老系統思想的人，很容易就能理解大大這些年的各項舉措，反之，他們什么都看不懂，他們還以為，改革就是向西方看齊，殊不知，西方早已陷入泥潭，把整個社會搞得一團糟，中國人只有在毛主席、錢學森、大大的系統思想指引下，搞好我們的“社會系統工程”建設，才能走出康莊大道，進而引領全人類的未來。

接下來，我們繼續講，怎么搞“社會系統工程”。先展開講講國家生活的八大功能，也就是剛才提到的“社會主義國家功能的八個方面”，錢老在《研究社會主義建設的大戰略，創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科學》一文中說：

“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需要一門新的系統工程，我們把它叫做社會系統工程或社會工程，是改造社會、建設社會和管理社會的科學。它的一個目的，就是把社會科學和其他科學結合起來。這是一門實際的技術。采用這門技術，就可以設計出社會主義現代化的藍圖，如同現在的工程師們設計一個產品，一項工程一樣。指導這門工程技術的科學理論呢，里面有許多像技術科學類型的學問。所謂技術科學，是借用自然科學技術里通用的術語：在自然科學技術里，一個是直接改造客觀世界的工程技術，一個是為工程技術提供理論基礎的技術科學。技術科學，或者叫應用科學，是有別于基礎科學的。它們的層次是從基礎科學到技術科學，再到工程技術。我想，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各種學問，也應該有一個層次。比如，直接改造客觀世界的，叫社會系統工程，這是第一層。為社會工程提供理論依據、理論基礎的屬于技術科學的性質，是第二層。像我說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科學，就是技術科學的性質。它為直接繪制我們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藍圖提供科學根據。再上去，就是基礎科學的類型了，就是人們熟悉的社會科學方面的學問；這是最高的一層。

為了說清楚這個問題，我把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要辦的事，暫時劃分八個大方面。每一個方面又可以說是一個國家生活中的一種功能。功能這個詞，是借自生物科學的。在生物科學里，所謂生物功能協調，那就是發育正常，欣欣向榮。功能不正常，不協調，那就異常，陷入病態。我們常說，經濟發展要良性循環，不要惡性循環。這個良性循環就是功能正常，惡性循環就是功能失常。所以我把國家生活的八個方面又叫八個方面的功能。

第一個功能：物質財富的生產事業

物質財富的生產是國家功能的根本。沒有物質財富的生產，人民無法生活，其他一切也都談不上。因此，它也是國家的基礎。所以，黨的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黨和國家一直在抓這個問題。隨后黨的十二大報告，黨的十二大文件進一步講了這個問題。趙ZY同志在五屆人大四次會議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又講了這個問題。他闡述了國家經濟建設的十條方針，總結了建國30多年來正反兩方面的經驗和教訓。胡YB同志在十二大報告中，概括地講了這項功能的四個方面的工作。我想，這些得到我們全黨、全國各族人民一致擁護的原則，應該成為我們今后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內物質財富生產事業的方針政策。我們遵循這些方針政策，就能建設起物質財富生產的良好的國家功能結構。當然，我們隨著事物的發展和經驗的積累，可能還會在具體問題上作一些調整、補充。但總的說來，大局已定，建立物質財富生產的國家功能結構的這個原則是很明確了。

我在這里想提出一個問題，即我們在研究物質財富生產事業這個問題時，要不要研究和解決通過什么樣的途徑，把全體人民建設社會主義的積極性充分發揮出來？現在常常聽到這樣的議論：這個沒錢干不了；那個好是好，沒錢也干不了，好像沒有錢什么也干不了。我們國家的財政收入有限，一年才大約2000億元，但又想辦很多的事情，是有困難。但是不是這2000億就把人限制死了，就沒有辦法了呢？看一看農村發展的形勢，就好像沒有限制死。最近看到首都鋼鐵公司的情況。首鋼的年產值翻兩番，可以不要國家投資，不增加能源的消耗。這好像也打破了剛才說的錢，即投資的限制。我看根本的問題是發揮人的智慧，人創造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積極性。在我們社會主義國家，我們的政府，我們的黨就是要把大家的聰明才智和能力都發揮出來；錢，畢竟是一個人為的因素。人為的因素，就可以人為地打破它。這是不是我們的經濟學家當前要研究的大問題？我看是一個大問題，一個實際的問題。

第二個功能：社會主義精神財富創造事業

如果說，物質財富的生產是對應于社會主義的物質文明，那么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對應的就是精神財富的創造。在這里，精神財富這個詞，恐怕也要加上一個限制詞，是社會主義的精神財富。精神財富是屬于上層建筑的；所以，它的內容有的是有階級性的。

那么，什么是社會主義精神財富的創造事業呢？既然我們把它看成國家的一個功能，那就有必要研究清楚。比如說，自然科學技術，或者我們常常說的科學技術的研究，應是屬于精神財富創造事業的。社會科學要照我現在的說法，還要說社會科學技術的研究，也是屬于社會主義精神財富創造事業的。文學藝術的創作、書刊、報紙、編輯、出版、印刷業、電影業、廣播電視業、教育事業、體育事業，以至于資料情報事業，還有圖書館、展覽館，這些都應該是社會主義精神財富的創造事業。

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和社會主義物質文明一定要同時建立，這是我黨十二大報告當中明確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過去，我們把剛才說的這些內容，統統歸在“科教文”這個口袋里。而且認為這個“科教文”，好像就是一個消費的，不創造什么財富。像我這樣的人，從事科學研究工作的，大概也是消費的吧！否則，你干什么了？創造什么財富了？現在我們明確了。不是這樣的。這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方面。社會主義精神財富的創造事業，有它的特殊地位和重要性，這在黨的十二大報告中已經講得很明確了。我們為什么把它放到這樣高的位置？我看是不是有這樣一個原因：我們這個國家不是靠命令、靠強制去要求人民遵循社會主義道德，而是靠人民自覺地按照社會主義的道德指導自己的行動。這首先是可能的。因為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是人民的自覺需要。其次是必要的。因為我們的制度是各種社會制度中最民主的。大家是自覺的，不是強制的。

要做到高度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首要條件是要有高度的自覺性。這就要求我們的人民有高度的教養。什么是教養？那不外乎是有知識。比如說，要有歷史方面的知識。我們不是有的時候一些青年的信仰出了問題嗎？說資本主義怎么怎么好......后來，我們在大學里教了近代史，問題解決了。我曾到清華大學去問學生，我說，你們現在怎樣？他們說，現在我們解決了。我說，怎么解決的？他們說，“我們學了近代史。從前不知道，還嚷嚷要試試資本主義；學了近代史，知道我們試過了，不行。”這不解決問題了嗎！所以要想有高度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非要有知識，即有教養不可。還有我們責怪青年中間有時候不太正常的欣賞文藝的傾向，其實，根本問題是他們不知道什么是好的文藝，什么是壞的文藝。所以，要通過教育來提高他們的欣賞能力。

這里無非是舉了幾個簡單例子，就說明了要建設高度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確實要有兩個方面。一個是思想建設，一個是文化建設。不能僅注重思想建設，忽視文化建設。文化建設也是很重要的。這個認識需要我們做很多的宣傳工作，使大家認識到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重要性，認識社會主義精神財富創造事業的重要性。

解決了認識，我還覺得要是真正地深入到這個問題里面去，還有許多問題要研究。比如，在我們國家，黨是領導一切的，黨怎樣正確地來領導這個事業？再說一點我的本行。在自然科學研究工作中，我們就存在一個問題，即究竟是基礎研究重要，還是應用研究重要？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相應的比例究竟是什么？我們在這個問題上已經搖擺過多次了。我覺得這個問題，要下決心搞清楚。第一，開宗明義，明確我們國家的自然科學技術是一定要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的。這是因為，我們國家的一切都是為現階段的任務——社會主義建設服務的。所以，自然科學技術也當然是這樣。第二，同時也要尊重自然科學技術本身發展的規律，也就是尊重科學，不能蠻干。我們以前干過蠢事。大煉鋼鐵，把鍋都打碎了。我認為，科學技術就像文學藝術一樣，文學藝術一定要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但社會主義文學藝術不直接等于政治。那么，自然科學技術也一定要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但自然科學技術也不直接就等于建設。這個意思就是科學技術的發展有它自己一定的規律。前年趙ZY同志在科學技術獎勵大會上的講話也指出來，我們雖然要我們的科技工作更多地去參與攻關，建設我們的社會主義；但對于基礎研究，我們還是要重視。這就說出了一個很重要的道理，就是基礎研究如果完全沒有，那么將來科學技術的發展必定要受到影響。因此，我的說法就是，一是要明確自然科學技術是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的，二是要尊重科學技術本身的發展規律。科學技術的發展，它本身還有一個應用和基礎的關系，這是我們研究整個社會主義精神財富創造事業時要很好搞清楚的。

明確了以上兩個問題，緊接著還有一個問題。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我們的一切是黨領導的。因此，我們的科學技術發展必須要用馬克思主義的哲學來指導。這一點不能動搖，而且我們還要加強宣傳。我個人有個體驗：過去，我曾經給科技人員宣傳這一點，勸他們一定要學一點馬克思主義的哲學。但對我的反應常常是很客氣地點點頭，實際上是沒有說服他。還有一個同志，他做了很多工作，也很有成績，我對他也很尊敬。我勸他學一點哲學，他反應很冷淡。意思大概就是：你看，我沒有學哲學，我也干得不錯嘛！我看了他的反應，我就說，你沒有學哲學，你干得不錯，但你沒想到，你要再學一點哲學，你干得更好！我想這一點我們還是要做宣傳。因為這是一個真理。道理是很簡單的。既然馬克思主義哲學是所有人類認識客觀世界的最高的概括，最高的學問，最一般的規律，因而它當然可以指導科學研究，包括自然科學的研究。我可以舉很多例子來說明，也可以引經據典。比如，恩格斯就講過：“偉大的科學家，渺小的哲學家”，等等。但說這個，不免有點挖苦了！

科學技術必須要有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指導，這是問題的一方面。另一方面，我們又要看到科學技術的發展反過來，又為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深入和發展提供素材，這同樣也很重要。因為馬克思主義哲學不是教條，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發展的，有生命的。怎樣發展的呢？就是靠后來人的社會實踐來發展。自然科學技術是人的社會實踐的一個重要方面。自然科學技術的發展，必然也會為發展馬克思主義的哲學提供素材。這一點是很重要，也是很有教訓的。我們強調這一點，是因為我們曾經辦過一些不太好的事，就是我們喜歡把科學技術新的發展拿來套經典（如某些哲學工作者）。他套了以后，認為套不上，就批，就反對一氣，批這個科學技術新的發展方向。比如大家所熟悉的，我們國家就批過摩爾根的遺傳學。批得很厲害！還有，我是1955年回到祖國的，那個時候，我什么也不懂，根本不知道1955年蘇聯在批控制論，所以我還在講我的控制論。幸好這次沒有批多久，記得1956年我到蘇聯去，好像這陣風已經過去了，所以我沒挨上。實踐證明，這又是批錯了的。我們還批過量子化學里的共振論，這個就更有意思了。因為量子化學里這個共振論的提倡者是美國科學家鮑林（L.Pauling）。鮑林是有開明進步思想的。20世紀50年代初的美國，出了一個參議員麥卡錫，是專門打人，抓共產黨的。他抓來抓去，抓到鮑林教授那里去了。鮑林教授倒有個擋箭牌。他說，“你抓我，說我是共產黨，你看，共產黨還在批我的理論呢！我怎么是共產黨呀？”

所以，這些問題都說明我們對于自然科學的新的發展，它到底是對？還是不對？應該采取很慎重的態度。

我們一定要強調、要宣傳馬克思主義哲學對科學技術的指導作用。這個工作要做得好一點，就會使得我們有更多的科學技術人員學馬克思主義哲學，運用馬克思主義哲學。這對于我們國家的科學技術發展將會有很大的促進。而且這個是強有力的，是我們國家之所長。另一方面，我們也要注意從自然科學新的發展和工程技術新的發展中間吸取素材，深化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哲學本身。這是我講的第二個大部分，即精神財富的創造。

第三個功能：社會主義的服務事業

為物質財富的生產和精神財富的創造做后勤保障工作的是服務事業。這個大致相當于國外的所謂“第三產業”；但是也不相同。我們的服務事業不包括歸入到社會主義精神財富創造事業中的那些方面。包括什么呢？是商業，公共事業，像供水、供電、供氣、供熱；交通事業，像鐵路、公路、水路、民用航空、郵電、通信；人民生活方面，像城市建設、衛生、醫療、住房、飲食業、修理業和其他的服務行業。現在我們對于服務事業的重要性的認識正在提高，逐步地認識到它是我們整個國家功能結構體系里面的后勤部門。沒有它，其他的功能就無法發揮。比如說：能源問題，交通問題。

我們開始重視服務事業，隨后就可能提出一個問題，根據國外的統計資料，在發達的國家里，服務行業就業的人數達就業總人數的一半以上，像美國這些國家甚至達60%以上。同志們會感到怎么會那么多？不好理解。是不是這些人都不生產，都在那兒服務？當然在資本主義國家所謂的服務事業里，有一些在我們社會主義國家是不提倡的。但是我覺得這里也有一個認識的問題。一方面我們要看到在現代社會當中，交通運輸、能源供應、郵電、通信等的重要性。這是我們100年前所不能想象的。另一方面我們也要看到，本來我們的生活勞動，像家務操作，是不計算到國家的勞動就業里面的。雖然沒有把這一項算到國家的勞動就業里面，可是人家在家里干吶！我想大概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口是在干這件事。隨著社會的發展，家務勞動會逐步地更有效的被組織起來，走向社會化，這樣就列入了國家的就業勞動。社會化了以后，效率提高了，從前要用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干，現在可能只要一半，那也要占到人口的六分之一，再加上其他的服務行業，按整個就業人口的比例算，那整個服務行業就占整個就業人數的三分之二，這就完全可以理解了。很可能將來的服務事業是就業人數最多的一個功能，是國家功能結構體系里面的一個大頭。這是一個趨勢，是社會發展必然帶來的一個趨勢，我們要注意到這樣一個趨勢，否則會措手不及的。

我曾經在幾次討論當中提出過注意重視通信事業的重要性。在現代化社會功能當中，信息、情報的交換是很重要的，它的重要性首先是表示在量大，其次是要求快速準確。這在我自己的工作實踐中，在國防尖端技術的試驗中，已經體會到了。大型試驗的組織指揮、調度和信息交換是今后現代化通信的一個縮影，將來恐怕各個方面都該是這樣。正因為這樣，現代化的通信才不斷地向大容量、遠距離、高可靠的直接傳遞技術發展：從多路載波電纜到微波中繼發展到同步通信衛星，現在更先進的激光通訊已進入了實用階段。對這些我們要倍加注意，否則將來跟不上，就要拖其他方面的后腿。

我們社會主義國家的服務事業，其根本任務就是要對我們國家的每一個公民的生、老、病、死負全責。這一點特別重要，它是不同于資本主義國家的。而且要研究處理的問題更復雜，我們國家現在還比較窮，我們的社會生產還比較落后。所以，陳云同志講，第一要吃飯，不能吃得太差，但是也不能吃得太好；第二要建設。這個話講得很精辟很透徹。但是就因為這樣，我們就要在可能的范圍內精打細算，用科學的方法把服務事業組織好，少花錢多辦事，還要提高我們的工作效率。提高效率就要打破“鐵飯碗”，人才的“單位所有制”，這方面可以做的工作還很多很多。這就是第三個方面的國家功能，我們要真正下功夫來研究它。

第四個功能：國家和各級行政管理機構

我們建國已經30多年了，有很豐富的經驗，也有沉痛的教訓。目前我們國家的體制還是有弊病的，這些弊病已經充分地暴露出來了。對于這些弊病大家也是認識得比較清楚的。現在我們黨和國家正在著手進行改革、整頓，到本世紀末，我們都要進行這項工作。現在我們已經重視，已經下了決心，但是在進行這項工作的時候，也要考慮到：國家機構，一方面要不斷地改進，即隨著國家事業的發展，是要調整，要演變的，但是也要有一定的穩定性。倘若我們的機構年年變，你的工作就很困難，就使得我們無所適從了。老在變，怎么做工作？但是也不能夠一成不變。我們現在討論體制的時候，也常常聽有的同志說，多少年前或者是建國初年那個時候怎么不錯。這似乎是一種懷舊思想。是有一個時期我們挺好，大家也覺得好，我們想往那個時期，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畢竟80年代跟50年代是不一樣了，我們80年代的中國怎么能和50年代的中國一樣呢？所以行政機構的體制也應該隨著社會主義建設的進展而做相應的調整，也要隨著經驗的積累和改進工作的效率而調整。是不是幾年搞一次小的調整，更長一點時間搞一次大的調整？這樣，在國家的功能機構中，是不是要有一個常設的國家體制的研究設計單位，像總體設計部似的，經常研究這個問題，并且及時的提出建議和方案？

第五個功能：社會主義的法制體系

這個體系包括法律、立法機構和執法機構，各級公安部門、檢察院、法院。它們的重要性不必多說了。但是我覺得在我們這樣一個國家，對于法治的重要性好像還需要做大量的宣傳，要引起全體人民的重視和提高認識的時候，我們不要忘了我們有2000多年的封建社會，100多年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這么一個情況。在奴隸社會里，什么叫法？法完全是奴隸主個人的意志，生、殺大權都在他那里；到了封建社會，情況有些變化，有了法典。但是那時候皇帝老子還是“金口玉言”，他說了算。有一句話：王子犯法，庶民同罪。恐怕那也是騙人的。封建體制當中，各級官僚也有一定的生、殺權力，也就是說他們“批示”就算數。后來資產階級出來了，他們推翻了封建制，他們宣揚民主，號召法治，說大家都要依法守法，以法律為準繩。這么說，那當然是大大地向前走了一步。但是我們也知道，在資本主義國家法制是不完善的，它首先是為資產階級政治服務的。比如說：他們公開稱道德和法律是兩回事，互不相干，可以互相背離。比如說道德，他們也認為投機取巧是不道德的，但是法律并不取締這些行為，投機取巧，買空賣空都是合法的。資本主義國家的法律為資本家干壞事留了很多空子，有許多漏洞，好讓資本家雇傭的律師們利用它來為剝削行為辯護。

所以，我同意張友漁同志的意見。他在《法學研究》1981年第5期上表示了這么個意見。他說：我們要在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指導下，用歷史唯物主義這個銳利武器，認真開展法制史的研究，區別哪些法制遺產可以繼承，哪些法制遺產要批判，為建立社會主義的法制打下基礎，這完全是對的。既然作為一門科學，我覺得就有這么一個問題：就是我們社會主義的法，應該是老老實實的，是為建設我們社會主義服務的。我們不能像資本主義國家那樣，法律故意留了許多漏洞讓資本家去鉆。我們的法要有一個完整的體系，這個系統最高的層次，首先可能是國家的憲法。其次，我們黨是一個執政黨，黨章自然也是一個根本大法，是第二個大法。由此而下，下面一個層次，是全國各部門通用的刑法、民法、經濟法、婚姻法等等；再下一個層次是一個部門的法規，像專利法等等；再下一個層次，是部門的法令以及其他更下層次的法令、條例、命令等等。這樣一個體系，就是要完備，不能夠有漏洞，不允許任何人鉆空子，而且最好沒有交叉。有了交叉，到底依靠什么來執行，就有矛盾了。交叉就是有矛盾。怎么樣來檢查我們法制系統的完備性呢？將來在我們的法逐漸地完備起來以后，就是一個問題。現在就有一些不同部門的法令、條例或者命令有交叉。有的同志說：按照嚴的辦，哪個厲害就按哪個辦！這也不一定。怎么避免這種情況？在執法的實踐當中來考驗，固然很重要，但是這樣考驗的時間可能會嫌長一些。我考慮是否還有另外一個辦法，這就是設想出各種各樣人的行為或者叫典型事例或者叫典型案件，看一看用我們法的系統能不能夠得到合乎社會主義法學原則的處理。如果不能，這個法的系統就不夠完備，就發現問題了。要檢查整個法的系統，用這個辦法，用典型事例，典型案件，也許要成千上萬個或者上百萬件，你才可能搞全了。我們要是人工的一件一件的對照檢查，這個工作量大極了，而且太慢。這樣我們很自然地想到電子計算機。因為這完全是一個邏輯的處理，這個邏輯處理完全可以編成程序（即軟件）輸入到電子計算機里去，計算機按程序高速度地來完成這項檢查工作，這不是把現代科學技術用到法制上去了嗎？這個全過程，是否就是法制的系統工程。這就是說，這第五個方面的功能完全可以科學地來處理，而且要運用現代的科學技術。比如用電子計算機，用信息庫等。

第六個功能：國際交往事務

這個問題的原則在十二大的報告中有一大章詳盡的闡述。對外交往，有多方面的。除了政治方面的，還有經濟的、貿易的、科學技術的、文化的；有友好訪問、旅游，等等。這些國際事務的各方面是互相聯系，交織在一起的。我國的國際交往總的是由黨和國家直接掌握的，是通盤考慮的，這是我們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又一個體現。但是實際上，我們各個部門中間還有一個協同的問題。我們在這方面還應該大大地加強組織管理，提高工作效率避免互相脫節。比如引進技術，我們就有協同不好的問題。常常外交是外交，科學技術是科學技術，引進是引進，互相不協調，相互脫節。我們社會主義國家要全面的考慮國際交往。我覺得我們現在實際上好像還沒有完全做到，部門與部門之間還不是一個協同的體系。怎么樣把這些復雜的事務協同起來呢？這要有一個專門的機構，負責搞好各方面的協同，而且要引用系統工程和系統分析的方法。

第七個功能：國防事業

它包括軍隊，即陸軍、海軍、空軍、兵種，國防科學技術的研究機構，國防工業和軍隊院校。這些都是由中央軍事委員會直接領導的。建國以來，我國的人民軍隊在保衛祖國和社會主義建設中建立了不朽的功勛，這些都將繼續發揚光大。在國防現代化中，正規化的，革命化的人民軍隊是要發揮更大作用的。

第八個功能：國家的環境管理

它包括生態平衡、環境保護、地質、氣象、地震、海洋以及廢舊物資的回收利用。資本主義工業發達國家的教訓和我們自己30年來的經驗，使大家對環境問題開始重視了。國家頒布了環境保護法，成立了城市建設環境保護部。許多同志還進一步提出了要把國家的生態系統引入到良性的平衡，大大增加森林覆蓋面積，制止水土流失，從而保證農業生產的基本條件。不少同志還強調：必須嚴格控制工業的廢水、廢氣、廢渣對環境的污染，不然人民的健康要受到威脅。我國有960萬平方公里的陸地和附近的海域，還有下面幾公里的地殼，上至幾十公里的大氣層，對它們應該有一個充分的了解和認識。有了對環境的了解和有關知識，還要用它來調整我們改造客觀世界的指導思想。這方面我們一定要吸取世界各國的經驗教訓，結合我們自己的實踐，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來制訂我國的環境政策。我覺得這里還有這樣一個問題，怎么看待廢舊物資，或者叫廢水、廢氣、廢渣？據統計，我國在1981年全國供銷系統一共回收了廢舊物資1130萬噸，價值19億元。而且這也僅是占工農業總產值的2.8%。具體資源按品種的回收率還沒有統計。但是我們粗略做一比較就可以看出遠遠不如國外一些國家所達到的數字。比如聯邦德國，回收錫，回收率就達到46%，鉛達到45%，紙達到45%，銅達到40%，鋼達到35%至40%，鋁達到25%至30%，鋅達到20%至25%，玻璃達到15%。我們對于回收廢舊物資和三廢處理，要提高認識。你不要只把眼睛盯在“廢”字上，你要把它看成是資源，而且這個資源是不要去開采，是送上門來的。已經到了手的東西不要扔！這個問題從前我們也多次說過要重視，但是我們恐怕是消極的方面想得多了一點，積極的方面想得少了一點。老是這樣，把廢的東西都扔掉，實際上是浪費了國家的資源。此外，扔了以后，它還造成禍害，污染環境。類似這些方面還有很多很多工作要做。比如：城市垃圾，想辦法搞成城市沼氣，不就成了能源了嗎？總之，環境管理非常重要，工作也很復雜、艱巨，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技術——環境系統工程技術”。

錢老繼續說：“上面我講了國家功能的八個方面，也就是我們要研究和創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科學，這門學問中所要研究的八個方面的主要內容。 ?國家功能的八個方面，每一個方面都是一個復雜的多級系統，都要建立各自的系統工程；同時，也要創立相應的理論科學作為他們的基礎。下面就講講這方面的問題。

物質財富的生產事業要聯系到工農業生產的系統工程，企業的系統工程。它的理論科學是經濟學，或叫技術經濟學。精神財富的創造事業，就是管理文化的系統工程，它的理論基礎，我提了一個名詞，叫文化學。服務事業是生產服務的系統工程，我們要創立一門專門研究服務事業的學問。行政管理有行政的系統工程，包括剛才講的，有許多咨詢機構，這里的學問是不是也可以創造一門理論科學叫行政學呢？法制事業是非常重要的，剛才講了怎么樣檢查整個法制的嚴密性，這叫法制系統工程，當然它的理論就是法學。國際事務的交往是不是也要作為一項系統工程來看，也要建立一門綜合的科學，不光是外交，是多方面的，國際事務方面的學問。至于國防事業，現在我們也在考慮，叫軍事系統工程，它的理論科學就是軍事科學。國家環境管理叫環境的系統工程，它的理論科學叫環境科學。其實我講的這八個方面，也不見得把事情都講全了，比如非常重要的計劃生育的問題，到底屬于我剛才講的八個方面的哪個方面？再有我們的思想建設，思想政治工作，也是一門科學。既然是一門科學那就要作為一門科學來研究。這也是一個大的學問，也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的科學。所以剛才我講了八個方面，恐怕沒有講全，像人口問題，政治思想工作問題，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

每個方面不能孤立地開展工作，要協調起來。組織協調得好，國家功能所發揮的總的效率才會高。不然的話，會有矛盾。這樣一門組織協調國家功能各個方面的總學問，是不是叫社會主義國家學？我們社會主義國家要科學地來管理，這就是一個很大的科學體系，是把社會科學、自然科學綜合起來，應用到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國家中去。這是要大家努力去干的一件很大的事情。

每一個方面的功能都要建立像系統工程技術那樣的為改造客觀世界的一套技術，然后又有這一套技術背后的，為它提供理論根據的技術科學，這些技術科學再總起來作為社會主義的國家學。這個體系就是我們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科學。這樣的提法，總的意見就是說我們面臨了這么一個重大任務，我們一定要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作指導，采用科學的方法，努力從必然王國走到自由王國。我們相信這是可以做到的。因為世界上只有沒有被人所認識的事物，而沒有不可以認識的事物。我們認識到一定的程度，就可以總結上升為理性認識，成為學問，成為用定量的數學方法所建立起來的科學的學問。那么建立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這個問題也必然是這樣，也可以建立科學的學問”。

由此可見，要想搞好“社會系統工程”，需要建立一整套“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科學體系”，尤其需要一門“組織協調國家功能各個方面的總學問”，即“社會主義國家學”。這套東西，我們是沒法直接從資本主義國家抄的，因為第一，他們沒有“總學問”，第二，他們在社會科學方面一塌糊涂，我們不能被他們帶偏，第三，他們在自然科學方面雖然值得學習，但由于學科劃分越來越細，我們需要在他們的基礎上進行大量的融合。如果我們不肯下大工夫打造我們自己的學術體系，反而努力向資本主義的學術體系靠攏并以得到他們的認可為榮，那我們就太愚蠢了，我們的人才必然浪費，我們的社會必然墮落，所以，我們必須對這件事保持高度警醒。這也是為什么錢老特別重視“大成智慧教育”，因為這是他深入思考這個事情之后，給出的答案，我們一定不能再被資本主義教育毒害了，我們一定要有自己的教育體系，從而培養出大量合格的共產主義接班人。只有用我們自己的教育體系培養出來的人，才能真正搞好我們的“社會系統工程”，反過來，只有好的社會系統，才能真正實現“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而不會像資本主義體制一樣，造成所有人的“異化”。

當然，除了打造獨立的學術體系和教育體系從而培養出大量社會主義乃至共產主義需要的人才外，我們搞“社會系統工程”，還需要做兩件非常重要的事：一是建立情報資料庫并用電子計算機做模擬試驗以找到最優方案，二是成立“社會主義建設的總體設計部”。

錢老在《用科學方法繪制國民經濟現代化的藍圖》一文中說：“我國社會工程工作者面臨的長遠規劃任務是，根據黨和國家規定的方針政策，利用科學技術的最新成就，設計出一個包括工業?農業?交通運輸?通訊?能源?教育?科學技術?文化?人口?國防以及人民生活的宏偉方案，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要完成這項艱巨任務，先要經過準備工作。

準備工作中，首先要獲取確切的情報資料?準確及時的情報資料是社會工程的重要依據，并且直接關系著規劃方案的科學性?社會生產?人民生活?生產技術?科學發展等等各方面情報，必須力求準確?要建立一個情報資料庫，以便隨時檢索取出利用?同時，統計和通訊工作必須跟上?我國當前的統計工作很不完備，通訊工作也很落后，這種狀況不能再繼續下去了?沒有科學的統計和現代化的通訊工具，不可能求得準確及時的情報?這方面的建設任務十分繁重，而且需要一定的投資，也可以說是準備工作中的物質建設?

準備工作的另一個方面是資料的分析?第一?要分析出一個我國社會主義經濟的綜合計算模型，也就是每一種產品，每一項經濟活動和其他千百萬產品和活動的定量關系?第二?從大量典型和建議中得出改進每一項生產和其他社會活動措施，明確其投資和經濟效果?改進措施也包含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的改善?用現代科學技術的習慣術語，這一方面的工作就叫做為宏觀經濟建立正確的數學模型，它是一個理論問題，要用控制論的成果?例如在微觀經濟方面為了充分調動勞動者的主觀能動性，而擴大企業的自主權，那在宏觀經濟方面會不會失去控制？這實際上是控制論中的能控性問題，是可以有理論的?而與這個問題有關的能觀測性理論會告訴我們要獲取什么樣的經濟統計數據才能恰當地掌握國家的經濟情況?所以準備工作的這一方面是理論建設?

準備工作的又一個方面是思想建設，也就是要宣傳社會工程的意義，把人們從習慣的?但陳舊的思想方法中解放出來，認識到使用新的科學方法的必要性和迫切性?這項工作也頗不容易，不可低估它的艱巨性?

社會工程的主體部分是把綜合計算模型和改進措施結合起來，在電子計算機上算出一年一年整個社會的經濟和其他方面發展情況?這是在電子計算機上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模擬試驗?只要綜合計算模型和改進措施的數據基本準確，那么模擬試驗的結果也是可信的?還可以變換準備采用的改進措施，算出多種規劃方案，以便從中選出一個或幾個使國民經濟持久地?穩定地高速度發展的最優方案?由于統計數據會有誤差，計算模型也可能不太準確，計算的各種數據也不可能是百分之百的準確；同時事物在不斷發展變化，政治?經濟的各種因素在不斷變化，也經常出現新的科學成就；所以在規劃執行中，還必須通過計算機進行調整，以求得新的平衡?按照這樣程序制訂的最優方案，可以更好地把國家?集體?個人的利益結合起來，把長遠利益和眼前利益結合起來，也可以避免沒有科學根據，用‘拍腦瓜’訂指標的辦法制訂經濟計劃所帶來的危害。”

以及，錢老在《組織管理社會主義建設的技術——社會工程》一文中說：“我國社會工程的工作者面臨的長遠規劃任務就是以黨和國家規定的方針政策為依據，設計出一個宏偉的方案，怎樣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和利用科學技術的最新成就，從目前的國家情況轉化到上面大致勾畫的21世紀初年的情景，一步一步走的方案。要做這項工作必須搞好確切的情報資料，這在前面已經講過。在這里我們再具體化一點。要什么情報資料？這要包括各種生產組織經營的典型，生產技術的各種典型以及技術革新、技術改造的典型，群眾的建議和來訪來信，專業干部的建議，國內國外科學技術情報、經濟情報和組織管理技術情報和國際貿易情報等等。情報資料庫就要把這種復雜、浩瀚的資料組織存貯好，以便隨時檢索取出利用。

有了情報資料還得加以分析。第一是要分析出一個我國社會主義經濟的綜合計算模型，也就是每一種產品、每一項活動和其他千百萬產品和活動的關系，而且要定量的關系。這是為了上電子計算機運算。第二個分析是要從大量的典型和建議中得出改進我國每一項生產和其他社會活動的措施，列出清單，并明確其投資和效果，如提高勞動生產率多少，降低成本多少等等。

這些都是準備工作，是社會工程的一部分，但還不是社會工程的主體部分。主體部分是把綜合計算模型和改進措施結合起來，在電子計算機上算出一年一年整個社會和國家的經濟和其他方面發展的情況。我們常說社會科學不同于自然科學，是不能做試驗的。而在這里我們是在電子計算機上做社會主義建設的‘試驗’，不是真的拿社會和國家做試驗，而是在計算機上模擬試驗。如果我們的綜合計算模型和改進措施的數據是基本準確的，那么模擬試驗的結果也是可信的。因此所用的綜合計算模型要力求準確，我們可以用各種方法來檢驗它。例如可以用它來‘往回算’。算前一年、前兩年、前三年的情況，看與實際統計資料是否相符。既然綜合計算模型包括千百萬項產品和活動，這種模擬試驗只是在有了運算速度和運算能力極大的電子計算機之后，才有可能；因為下一年的情況要很快（比如用幾小時）就得到，才有用處，如果是算一年多或更長時間，才算出來，那這件事就失去意義。不但是算一次，我們還可以變換準備采用的改進措施，再在電子計算機算一次，看看結果比前一個方案好還是差，包括各種方案的30年長遠規劃也許算上6個月就都出來了，那我們可以從中選取一個或幾個能使我國國民經濟持久地高速度發展的最優方案，提供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抉擇。

自然我們分析得出的綜合計算模型和改進措施的數據不可能百分之百地準確，而且事物也總是不斷發展的，模型要變，數據也會變。還會有各種創新，有新產品、新設備出現。科學也會有新的發現，從而開拓前所未有的途徑。這都是我們制訂長遠規劃時未認識到的情況。這就要求我們在執行中對規劃作新的調整。甚至在年度計劃的執行中，逐月逐日都會出現不平衡，要求社會工程工作者能及時采取措施，以達到新的平衡。這種調整工作也是用電子計算機做的，先用電子計算機做模擬試驗，得出結果，再定措施。

我們說的改進措施包含生產關系的和上層建筑的改善，使之更適應于生產力和經濟基礎，所以用電子計算機做模擬試驗，還可以導致社會工程工作者提出關于調整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的建議。”

錢老比較喜歡用“情報”這個詞，按照今天的說法，這個應該叫“數字化”，錢老說的這件事，應該是“數字中國”計劃最重要的一部分。尤其在經濟領域，這是一套“新型計劃經濟體系”，只不過綜合了“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的優點，避免了二者的缺點。用錢老在《關于系統工程與經濟管理體制》一文中的話說：“原則是：宏觀控，微觀放。微觀放，就是放開不必要的行政干預，把每個企業和勞動者的積極性都調動起來。微觀放了，宏觀是可以控制的”。錢老還說：“為宏觀經濟建立正確的數學模型，它是一個理論問題，要用控制論的成果?在微觀經濟方面為了充分調動勞動者的主觀能動性，而擴大企業的自主權，那在宏觀經濟方面會不會失去控制？這實際上是控制論中的能控性問題，是可以有理論的?而與這個問題有關的能觀測性理論會告訴我們要獲取什么樣的經濟統計數據才能恰當地掌握國家的經濟情況”?說到底，國家經濟是一定要控的，而且必要要控得住，只是不能按照蘇聯那種“一竿子插到底”的方式來控，“微觀放”是為了調動勞動者的積極性，并保留巨大的創新活力，“宏觀控”則是要解決“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必然出現的供需失衡問題，尤其是產能過剩問題。我們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也確實是“宏觀控，微觀放”，但從實際效果上來看，“宏觀控”做得還遠遠不夠，但偏偏有一批被資本主義洗腦的人，認為“市場經濟”具有天然的正當性，強烈反對“宏觀控”，這些人我們一定要堅決地批判。錢老思想給我們最大的啟發是，我們不能只有“控”的意愿，更要有“控”的能力，以現有的技術條件，這種宏觀上的“強調控”是完全可以做到的，關鍵是“思想建設，也就是要宣傳社會工程的意義，把人們從習慣的?但陳舊的思想方法中解放出來，認識到使用新的科學方法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如果控不住，任由所謂的“市場經濟”發展，結果一定是效率低下，并造成大量浪費，無數企業在低端產業鏈上瘋狂內卷，國家最需要的“新質生產力”沒人去干也沒錢去干，這就和我們一開始確定的“好、快、省”的目標嚴重沖突了。

這種數據鏈打通并使用計算機建模的方式，不僅可以用來控經濟，還可以用在社會治理的方方面面，尤其是人工智能越來越強大之后，我們的社會治理模式，有望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很多人一直期待的“智慧城市”建設，可以很快實現，不過，這里又涉及到我們運用人工智能的原則，那就是錢老反復強調的“人機結合，以人為主”，只有遵循這一原則，才能少走彎路。

說完這個，接下來就是“總體設計部”啦，我們之前的文章錢學森為什么反復呼吁成立“總體設計部”，有專門的闡述。以今天中國的經濟體量，如果想實現我們前文提到的“保持兩位數高速增長”，一定需要“總體設計部”，正如錢老所說：“沒有綜合集成法，沒有總體設計部，國民經濟發展年遞增率只能定在9%，不敢再高了，因為吃不透。但有了真正的充分發展了的綜合集成法，有了真正的總體設計部，年遞增率可達15%、20%。我們靠這套科學方法能搞好高速發展中的全方位協調。”

總之，今天的中國，是最需要也是最適合搞“社會系統工程”的時候：一是問題很多，不用系統工程思維解決不了；二是各方面條件已經成熟，很多事情馬上就可以做，做了就有效，尤其是我們發現，大大的很多舉措，和錢老的思想，是高度一致的，現在最需要的，就是下面的人能夠理解并執行；三是人類社會發展到今天這一步，西方人面對各種社會問題，已經焦頭爛額、黔驢技窮，干脆拉全世界下水，把整個世界搞得越來越爛，這個時候，中國人是必須站出來的，不僅創造“中國奇跡”，也要帶領全人類走向光明的未來，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中國人的使命，而我們首先要做的是，把中國這個“社會系統”打造得富足、和諧、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