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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書寫，并非傳統技藝的主要傳承方式，但工匠跨界書寫的嘗試與傳統技藝的傳承密切相關。20世紀60年代進入匠場的侗族木構建筑營造技藝傳承人，在20世紀末至21世紀初完成的書寫實踐，展現了他們學者型工匠的特質。工匠的書寫實踐受到宏觀制度、社會互動與身份認同等因素的共同影響，包括工匠在生命歷程轉折中對技藝價值的內化，以及在“儒匠溝通”背景下與學者的深入交往合作。書寫既是工匠提升社會身份與地位的途徑，更是建構文化主體性的重要方式。對工匠書寫的研究，揭示人與非物質文化遺產之間的動態關系，也表明書寫對工匠的情感、價值需求、生命體驗和社會地位提升的積極作用。當代非遺保護應當倡導各主體之間的平等對話、溝通協同，鼓勵跨界創新，充分激發傳承主體的能動性。

【關鍵詞】工匠；傳統技藝；非物質文化遺產；侗族；掌墨師

傳統技藝是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重要組成部分，主要以口傳身授的形式代代相傳。技藝傳承依賴于工匠的身體實踐，而非書寫。而且，傳統技藝屬于默會知識，它的獨特性在于“很難并且沒有必要轉化為書寫知識”①。那么，工匠為什么書寫？②

在五千多年中華文明發展史中，工匠精神與文化影響深遠，但工匠群體長期處于身份困境之中。我國古代工匠不僅受制于匠戶制度，匠人的實踐經驗和技術貢獻也常常被文人精英及其話語遮蔽，工匠階層與士人階層存在深刻矛盾與地位鴻溝。明清時期，工匠身份困境有所緩和，出現工匠與學者的社會身份轉換和融合現象，工匠的身份和知識結構也日趨多元化。近代，早期歐洲科學技術史研究中的“學者—工匠問題”，專門探討學者與工匠的互鑒與彼此身份邊界模糊的現象，并解釋這一過程如何影響新科學的產生③。我國古代，特別是明清時期，工匠與學者的互動關系密切，促進了工匠職業身份與社會地位的轉型，出現了一批學者型工匠。高彥頤在研究中指出，應從工匠所展現的經濟或文化資本去考量他們的身份標簽，例如，那些學過古文、能吟詩，但以治硯印為營生的硯匠屬于學者型工匠④。潘天波指出，清代已出現能夠總結知識、概括理論與撰寫理論著作的工匠⑤。此外，余同元也指出，傳統技藝屬于經驗型技術，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一部分傳統技藝會上升為科學理論型技術，工匠著作數量增多與科技含量增高是工匠技術轉型的重要標志之一⑥。因此，書寫是工匠參與傳統技藝理論建構、獲取文化資本與提高社會身份、地位的重要方式。

工匠書寫的相關討論一直延續至當代，隨著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持續推進，相當多鄉村工匠、手工藝人被賦予代表性傳承人、工藝美術家等多重身份。既有研究指出，在國家政策和文化產業發展等因素的推動下，傳統技藝傳承人公開發表學術論文、出版著作或擔任高?？妥淌诘痊F象并不鮮見，反映出該群體在生活方式、知識結構等方面的突出變化與身份轉向趨勢⑦。學者型工匠不僅能將身體經驗提升為書面知識與理論話語，而且通過作品署名等方式，將文化資本轉化為經濟資本和社會資本，從而在資本分配中占據優勢⑧。當代工匠的書寫主要指工匠以書面文字形式參與傳統技藝的文本化與理論化進程，包括公開發表學術論文、出版著作、系統講授傳統技藝等形式。

宏觀層面上，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和一系列文化政策不僅推動傳統技藝發展，而且為工匠的書寫實踐創造了可貴條件。除此之外，基于生命歷程理論的研究表明，宏觀事件與社會結構、社會歷史、社會文化與社會關系等要素共同影響個體行為選擇⑨。社會互動論也強調自我概念對個體行為的影響，身份建構人的自我意識，尤其是在層級序列中處于較高位置的身份對個體行為產生極大影響。例如，人們會依據稱呼及其代表的身份位置產生行動預期⑩。身份認同深刻影響著工匠的書寫選擇。

圍繞工匠的書寫實踐，既往研究往往側重社會制度變遷與階層分化等角度，缺乏深入的案例分析，較少刻畫工匠書寫的具體情境與身份建構策略等方面?！岸弊迥緲嫿ㄖI造技藝”是首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該技藝的關鍵傳承群體是侗族大木匠、建筑設計者和施工主導者，他們在書面文獻中通常被稱為“掌墨師”。筆者近年來持續關注侗族掌墨師群體，探討工匠職業角色的轉型問題，也發現了能夠將具象經驗轉化為抽象思維并進行理論再生產的學者型工匠?。陸文禮和李奉安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陸文禮，1940年出生于貴州省黎平縣肇興鎮紀堂村，他率先將施工圖紙整理匯編為設計圖冊，又陸續撰寫了文章《木工簡歷書》《侗族鼓樓歷史意義》?。李奉安，1941年出生于湖南省通道侗族自治縣縣溪鎮老灣村，他已出版兩本侗族建筑研究專著，公開發表多篇文章。他們都具備高超的木構建筑營造技藝，分別是貴州省和湖南省省級非遺代表性項目代表性傳承人。本文透過工匠口述史，從主體性視角分析工匠書寫的實踐邏輯，以及工匠書寫對非遺傳承的意義與啟示。本文所用資料涵蓋侗族掌墨師公開發表的文章、已出版專著、田野訪談資料和他們提供的未刊稿。

日本宮殿木匠西岡常一曾言：“木匠的技術，最終還是要有實際的現場才能學會……如果一直沒有像樣的大型工程，就不可能帶徒弟了。因為沒有‘育’他們的現場啊。木匠是需要‘現場’的?！?/span>?傳統技藝的傳承活動發生在特定場域之中。圍繞傳統建筑營造活動，各個主體組成一個“匠場”?。匠場是技藝傳承的必要空間，它既指代工匠施工的場地，一個實在的物質空間“現場”，也指代由各營造主體組成的社會關系網絡、一個社會性空間。傳統技藝的“現場”傳承與學校教育傳承不同，由具體的工程項目牽引，需要工匠持續“在場”，完成身心合一的體驗、觀摩和實作。與此同時，匠場在工匠生命歷程中具有標識性作用，是他們磨煉和展現個人能力、模塑自我認同的場域，他們一生的事業都在這個社會性的“現場”里發生。進入匠場、退出匠場，以及完成“轉場”，是學者型工匠生命歷程中至關重要的階段性標志。

（一）“進場”：代際流動與個人選擇

“進場”即工匠入行當學徒，成為匠場中的活動主體。據陸文禮回憶，他是肇興中學第一屆初中生，入學前便喜歡木作，在校期間曾維修課桌椅。1959年，他在中學班主任的鼓勵下計劃參軍，但最終沒有成行。他在自傳中敘述道：“我在肇興鎮檢查合格了，第二天到水口穿軍裝。當晚跟潘老師講，我家是富農，富農子女沒問題嗎？潘老師說，我忘記了，那就不要去了?！?/span>?初中畢業后，陸文禮先后嘗試縫紉和竹編，“因坐久不習慣”而沒有堅持下去。1962年，他跟隨舅舅陸培福進入大木作行業，從木匠學徒做起。陸文禮勤奮好學，很快繼承并發展了舅舅的鼓樓營造技藝。后來，初中班主任推薦他參加短期師范培訓，他考慮到家庭出身問題再度放棄?！拔也蝗プx師范了，我一心一意重視木工專業?！?/span>?

當時，李奉安也面臨相似處境。他在《侗族傳統建筑鑒》的《后記》中寫道：“1963年冬天，是我人生路上意想不到的轉折：1962年高中畢業參加高考，因受父親歷史問題牽連，政審落榜回鄉當農民。當年冬天試寫的小說《請蘆笙匠》，竟然在1963年8月的《湖南文學》上發表。這對我來說是莫大的鼓勵，本應繼續努力朝這條路走下去……”?李奉安完成了高中學歷教育，因無法升學，他決心學習建筑營造技藝。他在訪談中補充道：“不讓我上大學了，我回家了，當新一代的農民。我那時候在家里做什么？要學門技術要好一點，是不是？我就跟著爸爸學木工……1963年我就做木匠，丟筆不寫了，沒有時間寫了，我只有積累，把東西都裝到大腦里面。”?

陸文禮與李奉安進入匠場的緣由基本相同，且與時代背景密切相關。第一，二人進入匠場的時間都在20世紀60年代，當時家庭出身影響甚至決定了社會分層、分工與流動，父輩的地位、身份與角色通常被傳遞給子輩?。這導致他們二人在社會流動上遭遇制度性阻滯。第二，他們進入匠場的原因是傳統技藝的家族傳承與代際接續。傳統技藝傳承具有一定的封閉性，他們分別跟隨舅舅與父親學藝，不僅得到更多觀摩與鍛煉的機會，而且能順利接觸并逐步掌握核心技藝，學成出師。第三，他們自身對建筑營造技藝的濃厚興趣。這門技藝不僅能幫助他們緩解生計壓力，調劑生活，而且能給予他們滿足感與成就感。盡管他們在回憶“進場”這段人生經歷時，感到被動、無奈與遺憾，但家族技藝傳承和主體性選擇最終促使他們進入匠場并留在匠場之中，開啟一生的掌墨事業。

（二）“轉場”：從“匠”到“師”

工匠通過與學者等文化精英的合作實現“轉場”。20世紀50年代至今，由侗族學者主導的侗族社會調查有條不紊地推進，形成了以民族學范式為統領的、以系統整理侗族歷史、文化、社會風俗等內容為宗旨的侗學。20世紀80年代，侗學研究蓬勃發展，貴州省民族研究所等侗學研究前沿陣地積極推動相關調研、研討和成果出版。除侗族學者外，曾在侗族聚居地區插隊生活或長期居住的漢族、苗族、瑤族等各民族學者也是侗學研究的中堅力量。全國主要的侗族聚居省份（自治區）、縣域均已成立侗學研究會，成員包括高校、中小學教師、機關單位人員、企業家和其他文化研究愛好者，學會定期舉行會議、調研等交流活動，創辦刊物，接受政府部門的管理。

侗學研究會的建立，標志著地方學者占領學術話語陣地的決心，推動了對概念表述和理論體系的建構。1986年，貴州省民族研究所黃才貴對陸文禮等多位侗族鼓樓工匠展開訪談，并在文章中指出，侗族鼓樓“梓匠”是“奇異的木建筑家”“大多數人沒有文化，但都具有良好的工藝素質?。2001年，時任貴州省文聯副主席的余未人訪談侗族鼓樓掌墨師并出版口述史?。2002年，曾在肇興鎮任職的石干成也出版了他對肇興“鼓樓墨師”的研究，他指出，陸文禮是“既具有書本理論知識，又有鼓樓建筑實踐經驗的新一代鼓樓墨師”“侗族民族鼓樓建筑制圖施工的第一人”“鼓樓建筑制造模型的第一人”?。這些研究高度贊賞侗族掌墨師及其技藝成就。此外，傅安輝、余達忠、歐潮泉、姜大謙、吳浩、廖君湘、石開忠、張澤忠等侗學學者都參與了文化轉譯工作，促使侗族大木匠在書面文獻中的表述從“梓匠”到“墨師”“掌墨師傅”，再發展到“掌墨師”，工匠文化形象詮釋逐步深化。“掌墨師”的稱呼不僅將侗族大木匠與普通木匠區分開來，也與口語中的“師傅”形成鮮明對比，為他們確立了接近于學者型工匠的身份標簽。

與此同時，侗族掌墨師在接受學者訪談與對外講述經驗知識的過程中，開始尋求身份認同，展現書寫的意愿與行動。陸文禮在自傳中提到：“我從來沒見過設計院的施工圖紙?！?/span>?由于得到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和黎平縣民委領導兼侗學專家的支持，他完成圖冊的編繪，并在一位建筑設計師的建議下，繪制“設計代號”。這套“代號”是掌墨師用于標記木構件方位的一套符號系統，通常被學者概括為“墨師文”。經人推薦，陸文禮多次向貴州文物局、設計院等有關部門展示繪圖成果，他也在對外交流中受到啟發，決定撰寫個人簡歷，也就是《木工簡歷書》。

李奉安成為掌墨師之后，通道侗族自治縣各相關單位鼓勵他動筆寫作。李奉安在訪談中介紹道：“他們說，老李，你動起筆吧?！?/span>?2003年，李奉安在家鄉接待前來考察的通道籍侗學學者吳萬源等人，得到對方的大力支持，于是他用3年時間完成了侗族建筑的研究初稿。

（三）“退場”亦“在場”

“退場”指工匠不再從事直接的身體技藝傳承，從物理的、有形的匠場空間中退出。但如果他們以書寫、接受采訪、參加展演或展示活動等其他方式繼續參與技藝傳承，仍然是“在場”的主體。

從生命歷程視角看，工匠如何體面“退場”是不可回避的現實問題。隨著我國非遺傳承人管理機制逐步完善，代表性傳承人的退出機制越來越引發關注。已有學者注意到，那些面臨嚴重生活和傳承困難的代表性傳承人并不符合現有規定，應該增設“榮譽”退出機制?。大多數掌墨師的退場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青壯年時期，他們忙于生計和家庭勞動，幾乎沒有空閑時間。而在職業生涯晚期，他們面臨的現實狀況往往是與衰老相伴的疾病、記憶力衰退、體力下降，以及子女的擔憂和強烈反對。絕大多數掌墨師都會受到腰椎變形、勞損等職業疾病的困擾，他們的退場顯得無奈和匆忙。有些師傅坦言，隨著年紀增長，他們更容易在設計施工時出錯，既擔心主家責難，也害怕引起其他工匠的不滿。這時候，他們會讓渡一部分收益，降低酬勞要求或者請其他人分擔工作。

陸文禮、李奉安二人在職業黃金周期內積累了較高的聲望和一定數量的代表作品，“退場”時，他們已樹立起打破技藝壁壘、持續傳承技藝的人生目標，將個人的生計需求、理想抱負與社會發展需要相統一。李奉安談道：

“隨著年齡的增加，體力的衰退，視力的減弱，干木工粗活有點力不從心。在一些老文友的鼓勵下，我又重新拿起筆……真是老有所用，樂在其中。”?

“我想把侗族建筑用文字傳承下來，光口傳心教，傳不徹底，傳的時候別人也記不住。我用文字傳承下來是永傳千秋，給后人研究。這本書哪個人愛好，他都看得懂，我就填補了沒有文字傳承的空白。”?

陸文禮也表達了這樣的心愿：“要鞏固發展侗族文化建筑，讓更多的愛好者都能成為古建筑物鼓樓、花橋等設計師和掌墨師?！?/span>?當別人建議他為圖紙署名與保護著作權時，陸文禮始終將圖紙、著述文稿免費公開給來訪者，并強調“我不保守”?。盡管制度性身份困境是觸發書寫行為的契機，但他們卻在技藝傳承活動中逐漸構建起文化自覺，將技藝傳承視為一份志業。書寫是他們踐行志業與對抗衰老的“武器”，為他們帶來暮年榮光。

儒匠溝通，抑或“士匠互動”“匠學互通”，都是對工匠與學者社會互動關系的總結，呼應科技史的“學者—工匠問題”。中國營造學社成立時提出“溝通儒匠”“訪問大木匠師、各作名工及工部老吏、樣房算房專家”，以期填補古建筑營造技藝在實踐經驗與理論知識之間的溝壑?。后來，劉敦楨等建筑學家積極整理、校閱和增編香山匠人姚成祖的《營造法原》，促成近代以來大木作行業“儒匠溝通”的典范，也幫助工匠實現了書寫的突破??！叭濉睂膶W者群體，既涵蓋學校教師、科研工作者，也包括具有一定學術研究能力、從事其他職業的人，如相關政府部門工作人員、基層文化專家和愛好者等。

（一）工匠書寫技能在“儒匠溝通”中提升

侗族掌墨師在“儒匠溝通”中接受了由學者傳導的書寫規則與規范，接納了一整套標準科學話語。例如，他們在研究方法上采用實地調查法，憑借外出施工的機會，在家鄉和附近村寨實地調查、訪談、獲取資料。李奉安講道：“我一邊出去做工，一邊搜集資料。老人都喜歡講故事，他們一講，我就記住了。我將自己一輩子所做的、眼睛看到的、耳朵聽到的，都記錄下來?！?/span>?陸文禮介紹《侗族鼓樓歷史意義》的來歷時也說，他每到一個侗寨修鼓樓，都會找當地老人了解鼓樓的歷史?。正因掌握調研方法，他們二人的書寫成果并不是基于單一村寨的描述，而是侗族文化視域下的整體研究。

在寫作風格上，他們吸納神話、傳說、故事、諺語等口頭敘事材料，體現地方性知識和民眾智慧經驗。陸文禮在《木工簡歷書》中詳細記述代表作品的設計與施工經過，慣用人物對話、問答的形式描繪事件。李奉安具有敏銳的觀察力與較高的文學素養，他撰寫的《學藝，阿爸要我“偷”》《三還苦酒》等短篇文章富有趣味性、哲理性且貼近生活。在撰寫建筑研究專著時，他善于使用諺語、俗語、傳說等民間口頭敘事材料。例如，他在解釋侗族建筑屋頂傾斜度時，總結道：“檐四中五六，水從檐口出”“草屋平，住不成，瓦屋陡，住不久”，指斜度應在四分水至六分水之間，確保建筑堅固與美觀。這樣的方式，使建筑講解通俗易懂，也是對口頭文學中技術知識的記載留存。

與此同時，部分學者主動承擔起工匠書寫成果的注釋、編輯、修訂、校對和出版工作。雙方圍繞書面材料的修訂和擴寫展開討論，工匠書寫技能因此得到提升。李奉安最初撰寫完成的侗族建筑研究稿僅3萬多字，吳萬源認為，“文章作為論文發表太長了，作為圖書出版又太短了”?。經制定大綱和層層指導，李奉安的書稿被擴充和逐步完善，收入“中國·湖南·通道侗族文化遺產集成”，并以《建筑大觀》為名出版。編者在《后記》中記述了他們的交往細節：“（李奉安）那時幾個兒女都已到婚嫁迎娶之時，經濟負擔沉重，又在村里任職，精力有限，無法落筆。直到2003年初冬，省民委退休老干部、侗族專家吳萬源和他（指李奉安）的老師吳躍飛在通道考察時，與他交談，給他以鼓勵，才樹立起信心開始動筆，歷經三年的艱苦耕耘，在吳萬源、石佳能等老師的幫助指導下，幾易其稿，形成《侗族建筑與習俗》書稿?！?/span>?正式出版的書稿共四章，含建筑類型、特征與習俗等內容。李奉安在該書基礎上，又耗費六七年時間完成近三十萬字的《侗族傳統建筑鑒》?，內容更豐富，研究也更深入。

（二）工匠書寫成果在“儒匠溝通”中轉化

學者的參與度很大程度上決定工匠書寫成果的命運，學者以提供出版經費、協助職稱評定等形式鼓勵工匠寫作，再以向外宣傳、推廣、介紹等形式支持成果轉化。正如晚明江蘇手工技藝名家的揚名那般，工匠的創造性思維、自我價值認同和社會地位提升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受益于學者的推崇、記錄和支持?。

李奉安因獲得政府單位的經費資助，專著得以順利出版。近年來，他深度參與懷化市和通道侗族自治縣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陸續將自己的研究成果錄制為視頻課程，通過講課等多種方式展示、推廣侗族木構建筑營造技藝。楊善仁是國家級侗族木構建筑營造技藝傳承人楊似玉的父親，他曾于2010年以85歲的高齡受邀參加學術研討會，學者將他的發言稿整理成文，收入會議論文集出版，并標注文章系“楊善仁原作及口述補充、朱光亞整理”?。這篇聯合署名的文章不僅是侗族建筑研究的珍貴材料，也具有凸顯工匠學術貢獻的倫理意義。此外，陸文禮的《鼓樓圖冊》在學者的推動下正式出版，學者完成了圖紙的電子化處理與注釋工作，包括墨師文的轉譯與尺寸校準等，使得圖紙更具研究和推廣價值?。

然而，陸文禮的《木工簡歷書》和《侗族鼓樓歷史意義》尚未列入出版計劃。這兩份文稿篇幅較短，各兩萬余字，存在語病和錯別字，修訂與編輯工作已經停止。未經正式出版或刊發的工匠書寫成果，面臨他人難以獲得、無法檢索、原稿易丟失等困境。陸文禮指出，出版未經整理、存在錯誤的稿件會影響他的個人聲譽?。缺乏出版經費、專業學者的編輯與注釋支持，是阻礙工匠寫作成果轉化的主要原因。

當代“儒匠溝通”整體上延續了我國古代工匠與學者的互動傳統，促進了學者型工匠的產生，這些工匠通過公開發表個人撰述成果提升行業地位與社會影響力，獲取文化資本，同時助力傳統技藝的傳承與傳播。

技藝具有建構和塑造主體間關系的功能，作為傳統技藝傳承主體的工匠，通過書寫實踐成為技藝理論建構的主體之一。從非遺傳承與保護的角度看，書寫是工匠社會地位提升、職業角色轉型的表現，非遺保護促進傳統工匠的職業轉型與社會身份多元化，擁有多種知識技能的跨界型工匠是非遺傳承與發展的主體，為技藝創新提供了動力。

（一）作為書寫主體的工匠

書寫者身份必然影響書寫的成果，工匠撰述與學者撰述一樣，都是傳統技藝闡釋話語體系的一部分，具有保存與研究價值。工匠與學者撰寫的傳統建筑文獻存在一定區別，工匠書寫內容側重于實際的操作過程，并且比較強調地域性的營造技藝及匠師經驗。學者書寫則側重于解釋、還原、觀察、系統性和科學化的闡述?。這些研究結論也符合筆者的觀察。恰恰由于工匠與學者掌握知識技能的方式不同，他們理解和描述核心技藝的角度與方法不同，工匠跨界書寫成果更應該作為技藝書寫系統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獲得更多關注和研究。遺憾的是，以往的工匠著述往往被學者視為不夠科學化、標準化，因內容編排與篇幅等諸多問題而難以問世。即便最終印刷出版，工匠原稿已遭大幅刪改。例如，姚承祖《營造法原》原稿3.2萬余字，編者耗費心力，進行了大刀闊斧的編修，擴充為13萬余字。因時代局限，原稿被描述為“術語僅限于蘇州一地，未予注釋，苦澀難解”“原書體制，類匠家記錄，不合現代需要”?。

書寫是一種權力。20世紀80年代以來，西方人類學界掀起對民族志寫作的反思，研究者與被研究者之間的不平等關系被深刻揭露出來，學者們意識到被研究者的聲音也應當出現在民族志中。顯然，學術界“自我革命”的成效仍有待檢驗。工匠書寫成果往往只有經過學者的審視、評估與編審才能出版。雖然聯合署名在工匠書寫成果展示時表明學者的深度參與，但事實上，工匠是否獲得署名權、著作權主要取決于學者的倫理自覺。工匠在當代“儒匠溝通”中仍處在弱勢地位，他們的獨立署名權可能被剝奪，書寫成果存在未經同意就被印刷公開的風險。目前，學界在非遺傳承人口述史的范疇內基本達成了雙主體的共識。閆慧芳指出，在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多元行動主體中，傳承人具備記憶主體、言說主體和書寫主體等不同面向，具體到傳承人口述史上，傳承人與研究者作為雙主體共同完成言說、表演、書寫?。應當肯定的是，在國家政策的推動下，近幾十年工匠與學者及相關非遺保護主體的社會互動顯著提升。朝戈金指出，應在非遺保護中建立平等對話、知識共享與平等協作的機制，學者和機構都應在學術實踐中注重多向性互惠、學術倫理，警惕學者的強勢地位與“標準的”研究表述可能改變闡釋對象的現象?。換言之，“儒匠溝通”在賦予工匠書寫專業性與話語權的同時，可能引發對核心技藝和地方性知識的重新闡釋。因此，社會各界應共同努力建立一套平等協同的非遺保護與合作機制，尊重、包容、鼓勵與支持工匠的跨界書寫，也應該接納更多的書寫主體與書寫模式，特別是那些“不標準”的書寫成果。

（二）書寫對傳統木構建筑營造技藝創新傳承的啟示

跨界是傳統技藝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的必要手段，包括人才的跨界、文化要素的跨界等具體方面。例如，通過藝術創編完成對神話的重述與資源轉化，使其融入當代生活并煥發生機?。在人才方面，跨界型人物經常在各行各業中引領技術創新和產業發展。我國古代的畫家型建筑師稱得上全才，他們憑借卓越技藝“脫匠入仕”，被載入史冊?。歷史上，跨界型工匠更容易成為名匠。盡管侗族木構建筑營造技藝傳承人的學歷偏低，以小學、中學學歷為主，但在非遺保護的語境下，傳承主體的價值得到承認，能動性得到激活。筆者在田野調查中發現，柳州市侗族木構建筑營造技藝傳承人楊濤記錄家族口述史與技藝傳承譜系；三江侗族自治縣侗族建筑模型制作技藝傳承人李前祝在勞動間隙創作散文、詩歌，記錄觀察與感想。書寫正逐漸成為工匠參與非遺傳承、創新的有力方式。工匠們積極從事模型工藝品制作、研學導學、傳統文化的宣傳推廣等工作，工匠的書寫成果也被用于非遺傳承工作所需的紀錄片拍攝、個人經歷介紹與場所場館建設，等等。盡管這些成果算不上成體系的研究著述，但書寫的形式日趨多樣化。

目前，傳統木構建筑營造技藝的傳承創新可依托項目、基地與平臺，助力人才的跨界，包括促進建筑師、設計師與傳統工匠以具體項目為中心，開展深入合作，提倡和鼓勵更多年輕人走進匠場。文化要素上的跨界，包括影視劇、小說、短視頻的創作，木建筑營造的實時直播與工匠解說，利用數字技術活化技藝的演示、研究和保護等，有助于充分發揮傳統木構建筑營造技藝在當代社會中的文化、藝術、科學價值。

在政策的制定和實施方面，也應關注技藝傳承主體的自我認同感、價值感、榮譽感與獲得感。無論是國際經驗，還是國內實踐，非遺保護都強調以“人”“人民”為中心的保護宗旨。非物質文化遺產是與人不可分割的文化表現形式。人既是文化保護的對象，也是主體；既是文化承載者與傳承人，也是遺產保護事業的主導者?。《關于實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的意見》指明，“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工作導向。堅持為了人民、依靠人民、共建共享”“不斷增強人民群眾的文化參與感、獲得感和認同感”?。傳統技藝的傳承與創新應該注意到工匠等傳承主體在匠藝活動中獲得的情感回報，以及他們憑借傳承主體身份認同能否在現實中找到生命歸宿?。

盡管書寫并非傳統技藝的主要傳承方式，當代侗族掌墨師卻通過跨界書寫實踐完成了身份轉型與技藝傳承方式的創新。20世紀60年代，陸文禮與李奉安投身匠場，尋求生計與志業的平衡。20世紀末至21世紀初，他們完成了從工匠到學者型工匠的角色轉型。如同我國古代歷史上其他跨界組合型工匠一樣，他們的書寫經驗對傳統技藝傳承至關重要。書寫是學者的身份標簽，工匠的書寫是一種跨界嘗試。從工匠主體性層面考量，父輩身份與傳統技藝的代際傳承是他們走入匠場的前提，“持續在場”則源于他們對技藝傳承價值的內化。當他們因年紀增長面臨退出匠場的人生轉折時，書寫便成為他們繼續履行技藝傳承使命的方式，抵消“退場”可能帶來的價值困境。“儒匠溝通”在社會互動層面上激發工匠寫作意愿，為他們寫作技能的提升和寫作成果的轉化提供了支持。針對工匠書寫的研究，一方面揭示人與非物質文化遺產之間的動態關系，不同身份主體圍繞傳統技藝知識生產和非遺活態傳承建立起新的交往關系，他們自身對非遺的理解和認同也在互動中強化；另一方面表明書寫對工匠的情感、價值需求、生命體驗和社會地位提升的積極作用，揭示書寫作為權力表征的深遠意義。當代非遺保護應當倡導各主體之間的平等對話、溝通與協同，鼓勵人才和文化要素的跨界創新，以充分、有效地激發傳承主體的能動性，助力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

本文為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青年項目“侗族掌墨師群體的現代轉型與技藝傳承研究”（項目編號：20CMZ017）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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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絕大多數掌墨師都具備做標記、符號、讀寫和抄錄民間儀式文獻的能力，這類“書寫”不在本文討論范圍內，本文的“書寫”指他們圍繞傳統技藝寫作的、符合通用語言文字規范的體系化撰述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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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陸文禮獲“中國民間文化杰出傳承人”“貴州省高級工匠師”等榮譽稱號。筆者于2020年8月4日在陸文禮家中得見《木工簡歷書》《侗族鼓樓歷史意義》的打印本與《侗族鼓樓建筑施工設計圖冊》部分原稿。《木工簡歷書》是以第一人稱寫作的個人經歷，附帶職務資格證書、榮譽證書、設計制圖構件代號和所培養的傳承人等內容?！抖弊骞臉堑臍v史意義》系統梳理了侗族鼓樓起源傳說、發展歷史與相關文化習俗，記錄了鼓樓結構與營造方法，正文分為“族別始”“侗族初期”“鼓樓公約”“鼓樓柱及表達意義”等20節?！抖弊骞臉墙ㄖ┕ぴO計圖冊》原稿100多頁，筆者只見到其中25頁，含手繪圖紙、預算表、材料表等內容。筆者于2020年8月2日、4日對陸文禮進行訪談。2021年，陸文禮離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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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訪人：李奉安；訪談人：劉夢穎；訪談時間：2020?年7月1日；訪談地點：通道縣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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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廣西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助理研究員，主要研究方向為傳統建筑文化、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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