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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獎論文｜徐錚：馬上錦彩——從館藏看絲質馬面簾在北朝時期的流行
所屬地區：山西 - 大同 發布日期：2025-07-09發布地址: 河北
摘要：“甲騎具裝”是北朝時期在騎兵中流行的一種裝備，其中人鎧稱為“甲騎”，馬鎧稱為“具裝”，馬面簾就屬于具裝的一部分，用于保護戰馬的面部，為了避免鐵甲損傷戰馬肌膚，甲片下還會配置較厚的紡織品襯墊。此后，隨著這種裝備的流行，甲騎具裝發展出了儀衛功用，并出現了純絲制品形式的馬面簾。中國絲綢博物館就收藏有這樣一件北朝時期的對象對獅牽駝人物紋錦緣馬面簾，通過對它織造工藝和圖案風格的分析，可以看到通過絲綢之路傳入的外來設計因素對中原傳統經錦織物圖案發展的影響。同時，結合相關實物、文獻和圖像資料，探討絲質馬面簾的形制及其在北朝時期的流行背景。
關鍵詞：北朝；馬面簾；甲騎具裝；中西文化交流
基金項目：國家重點研發計劃資助項目“世界絲綢互動地圖關鍵技術研發和示范”
(項目編號:2019YFC1521300)
馬面簾主體部分由一大四小五塊相同的絳紅色綿綢（圖3）拼縫而成，這類綿綢織物出現較早，在河南信陽孫砦西周遺址中就曾出土過兩件綿綢，此后雖也有出土，但數量不多。它們以1/1平紋組織織造，雖然采用的是與絹織物相同的組織結構，但是由于經緯線均采用了利用破繭短纖維加捻而成的、粗細不勻的絲線——綿線，織物呈現出疙瘩不平、較為粗厚的外觀效果。同時，在馬面簾表面規律分布著黑色長條形痕跡，它的背襯則采用湖綠色絹，以1/1平紋組織織造，殘破情況較為嚴重，并已出現紕裂情況，故較難測得準確的經緯密度，從現存的情況看，其緯密十分稀疏。
在馬面簾正面的上部縫有7個腰圓形裝飾片，每個裝飾片長約5cm，最寬處約3cm，采用平紋經錦制作而成。這種織物在西周時期的墓葬中就已出現，興盛于戰國時期，并一直持續到唐初。由于褪色情況較為嚴重，且殘留面積較小，僅可辨認出該織錦的圖案采用了對波型骨架，并在其中填入龍紋，但圖案全貌已不可得。此外，在距M最底端7cm處釘縫有一系帶，以綠色暗花綺（圖4）制成，現已殘斷，系帶上系一長約9cm的裝飾物，上端較尖，以黃色素絹制成，下部呈柱狀，以經錦織物（圖5）制成，內絮有絲綿。由于褪色情況嚴重，柱形裝飾物上所織的圖案已很難辨明。整件馬面簾最精彩的織物部分是它四周和眼眶處的織錦緣邊，這些錦緣寬約4cm~4.3cm，均采用斜裁法，其中面簾四周由10塊織錦拼縫而成，眼眶部分則各由2塊織錦拼縫而成。這些織錦來自同一塊面料，采用1/1平紋經重組織織造，經線共有三組，其中藍色經線作地，其上以褐色經線顯花，白色經線勾邊（圖6）。雖然局部已褪色，但經復原后可知這是一塊對獅對象牽駝人物紋錦，它以對波紋為骨架，其中分別填入走象、臥獅、胡人牽駝和建筑人像（圖7），圖案經向循環約為12.5cm，緯向循環通幅，其圖案主題明顯受到外來因素的影響，充分體現了絲綢之路上的中西技術和文化交流。 ? ? ?
此件織物的圖案采用了對波型骨架，所謂對波型骨架是指將波形曲線對稱搭接而成的一種骨架結構，流行于北朝至隋唐時期【1】145。據揚之水先生的研究，這種形式的圖案在印度早期佛塔的石雕上就已出現，如在約建于公元前二世紀的桑奇二號塔欄楯立柱上就雕刻著由蓮花、蓮葉構成的對波圖案（圖8），空隙處填有對鳥、對獸圖案，最底端是手持花蔓的女神。此后，在貴霜時代的犍陀羅藝術和馬圖拉藝術中也常見被用作邊飾的對波圖案。【2】常見的對波型骨架多采用藤蔓構成，主要包括兩種類型：一種是相互交纏型，即兩條藤蔓交纏后張開為相對的兩個弧形，然后再次抱合交纏，反復不斷；另一種是不相交纏型，兩條藤蔓如波浪狀延伸，對開對合。這種樣式的圖案隨著絲路向外傳播。新疆營盤墓地曾出土過一件魏晉時期的鷹蛇飛人罽（圖9），被認為是中亞、西亞一帶的產品，采用的就是以不相交纏型藤蔓構成的對波型骨架，在骨架之內是兩側對生花葉和須蔓，骨架之外則點綴翼人和對鷹圖案。應用于織錦的對波骨架構圖相對較為簡潔，花葉多被省略，而改在相交結處裝飾一朵花圖案【3】。此件織錦所使用的就是這種類型的對波型骨架。
對波型骨架內排列四個不同的紋樣母題，分別是走象、臥獅、胡人牽駝和建筑人像，所有紋樣均沿經向鏡向對稱，因此，每一個骨架中表現的都是一正一倒的兩個形象，這種設計可以采用較少的綜片獲得較為豐富的圖案效果。與漢代織錦中的動物紋樣多為中國傳統題材不同，魏晉之后，隨著絲路上文化交流的日益頻繁，許多外來的珍禽異獸開始出現在絲綢上。大象原主要產自南亞地區，是當地重要的交通工具，佛教產生以后，大象被視為是菩薩下凡入胎時的坐騎或化身，《異部宗輪論》曰：“一切菩薩，入母胎時，作白象形。”大約東漢時期，大象通過南方覲獻傳入中原，《后漢書》卷四載：“（永和）六年春正月，永昌徼外夷遣使譯獻犀牛、大象。”此后，大象在北朝的織物中成為常見的主題（圖10）。
在中國藝術中出現較早的獅子，原產于非洲和南亞等地，漢代時作為“殊方異物”通過西域進貢傳入中原地區。但當時的“獅子”仍沿用了春秋中期以來的形象，是非寫實的、帶翼的，這種傳統一直到東漢時才定型為“虎化”的天祿、辟邪【4】。到了魏晉南北朝時期，在印度和波斯藝術中獅子造型的影響下，現代意義上的獅子形象才開始出現，并遲至北朝時期才出現在絲綢上【1】138。不過與中亞、西亞藝術中作搏斗或捕食狀、勇猛威武的獅子造型不同，北朝時期絲綢上的獅子多為臥獅，鬣毛直順，獅尾上翹，有些還張嘴吐舌，顯得特別溫順（圖11）。這或許與當時設計師大多無法看到獅子的樣子，只能參考狗或其他動物來想象有關。直到唐代，隨著以畫獅聞名的尉遲乙僧等西域畫家涌入長安，印度的畫獅法也由唐朝使節傳入中原，這種情況才有所改善（圖12）。
駱駝是絲路上最主要的運輸工具，“無數鈴聲遙過磧，應駝白練到安西”，在古人觀念中駱駝是絲路的象征符號【5】，因此在絲路貿易興盛的北朝至唐代，駱駝圖案在絲綢等各種藝術品中頻頻出現。當時常用的駱駝有單峰駝和雙峰駝之分，單峰駝原產于阿拉伯、印度及北非，因而多見于中亞、西亞藝術中，而在中國境內北朝至唐代的藝術品中則以雙峰駝為主。牽駝紋錦采用的也是雙峰駝的形象，在駱駝之前還有一人，手牽韁繩，兩者之間織有銘文“胡”字，所謂“胡兒制駱駝”，極可能表現的是絲綢之路上的胡商形象，類似的圖案在吐魯番出土的胡王牽駝錦中也可見到（圖13）。交波骨架內的另一種紋樣則是一幢建筑，內有一正面坐像，很有可能是一尊佛像，室外左右兩邊各坐一人，可能表現的是佛教中一佛二弟子的造型。這種一主二賓的人物造型在魏唐時期的織錦，如公元六世紀都蘭出土的黃地對波獅像人物紋錦、紅地樓堞獸面錦（圖14）等中有不少發現，特別是一主頭戴花冠、二賓手持三叉戟的造型，與印度教中的大黑天、大日如來造像十分相似，應該是受到了印度文化的影響。 ? ? ? ? ??
二、所見的其他絲質馬面簾這樣的絲質馬面簾并不是孤例，中國絲綢博物館還收藏有另一件紫褐絹錦緣馬面簾（藏品編號2288），同樣征集自中國西北地區，形制與此件對象對獅牽駝紋錦緣馬面簾十分相似，整體呈“凸”字形，尺寸略小，最長處約58cm，最寬處約61cm，下部呈“M”形（圖15）。主體部分采用紫褐色絹，以花卉紋錦緣邊，此種織錦采用1/1平紋經重組織織造，在紅褐色地上以淺褐色經線顯花，并在局部織入藍綠色經線顯花，圖案較為細碎，以花卉紋為主，在空隙處織有銘文，可辨認的有“宜”“吉”等字。在馬面簾上部左右各挖有一為馬眼位置所留出的圓形孔洞，以同樣的花卉錦緣邊，其中右眼孔的錦緣裝飾已缺失。在孔洞上部靠內側，兩邊各縫有一半月形裝飾，以花卉錦作面，綠色絹作襯，凸起于馬面簾之上，猜測除裝飾外可能還具有遮擋風沙之類的保護作用。在眼孔之上，約鼻梁與額頭相接的位置還釘縫有一條褐色絹帶，用以系縫一褐色裝飾物。該裝飾物為用絲線將一長方形皮革縫合而成，呈柱狀，中空（圖16）。在左邊最下部縫有一片葉形立體裝飾物，根據其位置推測可能位于馬鼻孔之上，起裝飾、保護作用，右邊應還有另一片，但現已缺失。馬面簾最上部縫有11個腰圓形裝飾片，以紫褐色與綠色絹相間排列，同樣以花卉錦緣邊。?
除此之外，在已發表的資料中也可見到類似的北朝時期的絲質馬面簾，如上海博物館收藏的聯珠紋錦緣馬面衣（圖17）。這件聯珠紋錦緣馬面衣整體呈“凸”字形，下部呈“M”形，主體面料為絳紅色絹，在左右兩側拼縫有淺色花綺，并且拼縫方式不對稱，在凸字形上方也拼縫有淺色花綺，表面規律地分布著黑色長條形痕跡。左邊眼洞四周以聯珠紋錦緣邊，并縫有半月形立體裝飾物，右邊眼洞的錦緣和半月形裝飾物已缺失。從四邊縫合的針跡判斷，馬面簾的四周也應縫有織錦緣邊，但現已缺失，在M形最尖端的位置則縫有絹帶【6】。 ? ? ? ??
香港收藏家賀祈思先生收藏的貼金馬面整體同樣呈“凸”字形，下部的“M”形較小，四周及眼洞均以織錦緣邊，錦緣較寬，整件馬面簾表面都貼有長條形的金片（圖18）【7】75。黃地幾何動物紋錦馬面罩是北京服裝學院民族服飾博物館的藏品（圖19），整體呈“凸”字形，最長處約35cm，最寬處約26.5cm，下部較平。主體面料采用經錦織物，在黃棕色經線地上以米黃、綠、深紅等色經線顯花。馬面罩四周和左右眼洞均以褐色素織物緣邊，眼洞上部縫有半月形立體裝飾物，在馬面罩最下部縫有兩片葉形立體裝飾物。馬面罩最上部縫有10個腰圓形裝飾片，以褐色與綠色素織物相間排列，緣有錦邊。此外，在四周縫有4條系帶【8】。? ? ? ? ? ?
中國農業博物館收藏的真絲織錦馬面罩的形狀與其他幾件不同（圖20），整體呈橢圓形，上方僅略微凸起，四周和左右眼洞均以織錦緣邊，眼洞上的半月形立體裝飾物與其他幾件相比更靠正上方，在最下部同樣縫有兩片葉形立體裝飾物【9】。此外，甘肅省博物館也收藏有一件唐代的聯珠團窠豬頭紋錦緣馬面飾（圖21），已經過修復，其主體結構依然呈“凸”字形，最長處約78cm，最寬處約75cm，下部的“M”形較平。最上部縫有錦緣腰圓形裝飾片，現留存下5個，四周和左右眼洞均以豬頭紋錦緣邊，最外層還鑲有以各色彩絹對折拼縫制成的荷葉邊裝飾。最下方縫有墜穗狀飾物，同樣以豬頭紋錦制成，眼洞上縫有半月形立體裝飾物，在馬面飾最下部縫有兩片葉形立體裝飾物。以絹作襯里，已重度糟朽，里襯左右兩側各縫有皮質系帶，一側為系捆狀，另一側散開殘留有約12cm系帶。【10】雖然有學者認為這是北朝時期的馬面簾，但其使用的豬頭紋錦的圖案與新疆吐魯番阿斯塔那325號墓出土的豬頭紋錦覆面十分相似，而后者雖無墓志，卻有唐高宗龍朔元年（661）的殘紙文書同時出土，因此斷為初唐時期較為貼切【11】。
三、絲質馬面簾的形制特征從上述分析可見，目前所知的這幾件絲質馬面簾除一件外，整體結構均呈“凸”字形，并且大多數馬面簾的下部呈“M”形，在“凸”字形的最上部多縫有腰圓形裝飾片（表1）。表1 目前所見絲質馬面簾的形制特征
雖然各收藏機構有“馬面”“馬面衣”“馬覆面”“馬面罩”“馬面飾”等不同的定名，但對比中國第一部官方主持編修的軍事科學全書——北宋《武經總要》收錄的具裝圖，其中所繪用于保護馬臉部分的“馬甲面簾”的形制與此十分接近（圖22），因此將其稱為“馬面簾”或許更為貼切。
近年來，在遼寧朝陽十二臺鄉磚廠88M1、北票喇嘛洞IM5的十六國時期前燕墓葬中都曾出土過鐵馬面簾實物，它們的整體外形與對象對獅牽駝紋錦緣馬面簾等絲質馬面簾較為相似。如遼寧北票出土的這件鐵馬面簾由多片甲片鉚接而成（圖23），其中面甲部分狹長，用于遮蔽馬吻部；左右用鐵環各連有一片頰甲，用于遮蔽兩頰；上端較大，翹起形成一個呈半圓狀、頂端又凸出一小形花蕾狀飾的馬冠額飾；下端的護唇片以鐵環與面甲相連，形成M形，用于遮蔽馬唇部【12】。
類似的馬面簾形制在陶俑、壁畫中也十分常見，如山西太原北齊天保四年（553）賀拔昌墓出土的甲騎具裝俑（圖24），所繪的馬面簾整體呈凸字形，上端有獨瓣裝飾，吻部向兩側延伸與護頰圓片相連，鼻孔部位呈M形。由這些實物和圖像可以推知，牽駝人物紋錦緣馬面簾等絲質馬面簾在佩戴時其凸出的部分搭在馬額頭上，兩側缺口正好留出馬耳位置，下部M形缺口則是馬鼻孔位置（圖25）。此外，像敦煌西魏258窟壁畫、河南鄧縣南朝畫像磚、河北磁縣灣漳北朝壁畫墓出土的甲騎具裝俑等所表現的馬面簾，在前額位置還插有纓穗或羽毛之類的裝飾物（圖26）。由此推測紫褐絹錦緣馬面簾上所縫的皮質柱狀物也有可能是插纓穗等裝飾物之用。
此外，據《武經總要》收錄的具裝圖記載，全套馬具鎧甲除面簾外，還包括雞頸、當胸、馬身甲、搭后、寄生等其他五大部分。值得一提的是，與中國絲綢博物館所藏北朝紫褐絹錦緣馬面簾配套的還有兩塊織物（圖27），上窄下寬，最上邊呈凹形。兩件織物的大小略有不同，分別為49cm×43cm及51cm×52cm，主體部分采用與馬面相同的紫褐色絹，并以同樣的黃地花卉錦緣邊。關于這兩塊織物的用途，繆丹曾判斷其為障泥【7】75-76。但根據具裝圖看來，似乎更為接近于馬身甲的形制（圖28），兩者之間原應釘有帶子相連，用來將懸掛在馬身上，現已缺失。 ?
美國大都會博物館收藏有一幅《胡笳十八拍文姬歸漢圖》長卷，據考證，是波士頓美術館所藏南宋初年《文姬歸漢圖》殘冊的明代摹本，其中“第一拍”部分對馬具鎧的穿戴有詳盡的描繪（圖29）。從中可清楚地看到在使用馬身甲時，一般先裝配馬轡和鞍韉，拴系緊肚帶，然后再將馬身甲套在鞍上，兩根系帶呈十字形交叉掛在鞍上，馬鞍的大部分露在外面，僅有部分鞍翼被馬身甲蓋住，再將馬鐙從馬身甲上方的凹孔處中掏出，置于甲外。有時為了防止馬身甲片摩擦騎士的大腿內側，還會在馬鞍上覆蓋鞍覆，在圖29b中鞍上就有卷起來的半截鞍覆。
四、絲質馬面簾流行的背景綜上所述，目前所見的絲質馬面簾主要集中在北朝時期，這種流行的出現是有其時代背景的。中國早期的戰爭以車戰為主，馬多用來駕兵車，很少被單獨騎乘。為了保護駕車的轅馬，人們發明了給馬穿的鎧甲。《左傳》中曾提到“余姑翦滅此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這里所說的“介馬”就是馬披甲胃之意。早期的馬甲為皮質，湖北隨縣擂鼓墩一號墓、荊門包山楚墓都曾出土過戰國時期的皮馬甲，有的制作十分考究，如擂鼓墩一號墓出的彩繪龍虎紋馬胄通體髹黑漆為地，并用紅、黃色繪四龍、一獸、一鳳（圖30），在秦始皇陵園中也出土過石質仿皮馬甲。到了漢末，馬甲的使用已經較為普遍，如《魏武軍策令》中提到官渡之戰時，袁紹有“鎧萬領”，馬鎧“三百具”，曹操有“大鎧二十領”，馬鎧“不能有十具”。雙方人鎧的數量都遠高于馬鎧，并且數量也遠不能與后來的南北朝時期相比，反映了當時的普遍情況【13】。
魏晉南北朝時期戰爭不斷，匈奴、鮮卑等多個游牧民族先后問鼎中原、建立政權，他們善于騎射，因此作為軍隊主力的騎兵迅速崛起，改變了中原以往以車戰和步兵為主的戰爭形式。馬鎧也隨之迅速發展，首先是馬鎧的普遍使用，與漢末袁紹軍中有三百馬鎧已是很多相比，此時史籍中出現的馬鎧是數以萬計的，如《晉書》中載隆安四年（400），僅后秦殲滅西秦政權一役中，就“降其部眾三萬六千，收鎧馬六萬匹”；其次是馬鎧的金屬化，據考古發現，東晉時鐵馬鎧開始在軍隊中使用，南北朝時期達到巔峰。這個時期，馬鎧的形制已相當完善，一套完整的馬鎧可將戰馬保護得非常嚴密，僅有眼、耳、鼻、口、四肢及尾巴露在外面，被稱為“具裝”，再配合身穿重甲的騎兵，就是史書中所稱的“甲騎具裝”。
相比傳統的軍事裝備，甲騎具裝具有更為強大的沖擊力和優異防護力，配備甲騎具裝的騎兵一躍成為當時的主要兵種。這種情況下，甲騎具裝又發展出了儀衛功能，在出土文物和文獻記載中均有體現，山西大同沙嶺村7號墓的墓主人是北魏侍中尚書主客平西大將軍破多羅氏的母親，死于太延元年（435），其墓室北壁壁畫描繪的就是一幅盛大的車馬出行圖，隊伍前段為導騎、鼓樂等，中段是一輛高大華麗的車輛，殘存一面目端莊的男性頭部，應是端坐在車內的主人，后段是隨行護衛，其中就有大量甲騎具裝的重騎兵（圖31）【14】；皇帝的親隨衛兵也是人馬俱穿鎧甲，如《晉書》中記載前趙皇帝劉曜曾“召公卿以下子弟有勇干者為親御郎，被甲乘鎧馬，動止自隨，以充折沖之任”；而且甲騎具裝騎兵還進入了代表國家重大國事活動的典章制度——鹵簿制度中，如《通典》中就載“（北魏）天賜二年初……更為方陣鹵簿。列步騎，內外為四重……諸王導從在甲騎內……五品朝臣夾列乘輿前兩箱，官卑者先引。”由于馬鎧多是用堅硬的鐵片制作而成，且所用鐵片比人甲上的更大更厚重，為了避免馬在運動過程中皮膚被甲片磨傷，以及減輕馬汗液對甲片的腐蝕，一般還會在甲片下配置較厚的紡織品襯墊，并用各種織物包覆馬鎧做成寬大的緣邊，這在當時出土的各種甲騎具裝俑中有所反映（圖32）。
或許是因為鐵制的鎧甲過于沉重，并且與實戰中以保護人馬為主的目的不同，在儀衛中裝備甲騎具裝更多是為了彰顯氣勢，展現皇家的威儀、豪華，因此逐漸出現了以純紡織品制成的鎧甲。如在沿用甲騎具裝作為鹵簿形式的宋代，據《宋史·儀衛志》載，至道二年（996）太宗曾下詔規定鹵簿所用的甲騎具裝“甲以布為里，黃絁表之，青綠畫為甲文，紅錦褖，青絁為下裙，絳韋為絡，金銅鈌，長短至膝。前膺為人面二，自背連膺，纏以錦螣蛇。”這里的鎧甲就用黃絁作面，布作襯里，加以錦緣。值得注意的是，《宋史》中還提到“青綠畫為甲文”，即用青綠顏料在黃絁表面畫出甲片的形狀。觀察館藏的這件牽駝紋錦緣馬面簾上布滿類似甲片的長條形黑色痕跡，共有100余個，分為八行，單個長約3-7.5cm，寬約1.2-1.5cm。雖然無法對其進行取樣，但在上海博物館收藏的北朝聯珠紋錦馬面衣中也可看到類似形狀的痕跡（見圖17），這些痕跡共約122個，單個長約4.8-5cm，寬約1.2-1.5cm，其痕跡經檢測后為氧化銀，可知原綴有銀質長條甲片，故推測牽駝紋錦緣馬面簾上原來可能也貼有銀質裝飾甲片。而在賀祈思先生的藏品中則還保留有尚未脫落的金片（見圖18），應該與用顏料“畫為甲文”是同種用途，都是對鐵制馬面簾上甲片的模仿，并且更顯華貴。而另外幾件絲質馬面簾雖然未裝飾金銀等貴金屬制成的甲片，但多使用了“其價如金”的織錦作為緣邊，甚至整件都采用織錦制成。依常理推斷，以絲綢制成的甲具在實戰中并無保護功能，這種做法是為了凸顯馬面簾的華麗，有些還縫綴有立體裝飾物，故使用時不太可能外罩一層鐵制面簾，而是直接使用，極有可能是做鹵簿等儀仗之用。五、結論魏晉南北朝時期騎兵的異軍突起促使了甲騎具裝的盛行，此后甲騎具裝發展出了儀衛功用，并出現了純絲制品形式的鎧甲。目前所見的這些北朝絲質馬面簾制作精美，多使用了錦等高級織物，或裝飾有金銀等貴金屬甲片，應就是做鹵簿等儀仗之用。同時，館藏的這件對象對獅牽駝紋錦緣馬面簾，其錦緣雖采用中原內地的傳統方法織造，但其圖案主題卻明顯受到了外來因素的影響，充分體現了絲綢之路上的中西技術和文化交流。參考文獻：[1]趙豐. 中國絲綢藝術史[M]. 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2]揚之水. 曾有西風半點香——對波紋源流考[C]//趙豐，齊東方. 錦上胡風——絲綢之路紡織品上的西方影響（4-8世紀）[].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25-37.[3]趙豐. 唐代絲綢與絲綢之路[M]. 西安：三秦出版社，1992：156.[4]李零. 論中國的有翼神獸[J]. 中國學術，2001（1）：62-134.[5]齊東方. 絲綢之路的象征符號——駱駝[J]. 故宮博物院院刊，2004（6）：6-25.[6]談麗雅. 北朝馬面簾形制初步研究[J]. 南方文物，2019（2）：235-241.[7]趙豐，齊東方. 錦上胡風——絲綢之路紡織品上的西方影響（4-8世紀）[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8]謝靜.黃地幾何動物紋錦馬面罩[DB/OL]. [2023-02-22]http://www.biftmuseum.com/ancient/detail?sid=7333&nationSid=58&colCatSid=10#atHere[9]晁辛寧，趙靚. 古代甲騎具裝里的絲織品——趣說馬面罩[J]. 農村農業農民，2002（12）：58-59.[10]趙喜梅. 淺談唐代聯珠團窠豬頭紋錦緣馬面飾的保護修復[J]. 絲綢之路，2021（3）：157-160.[11]顏雙爽，孫昊淳. 淺析聯珠豬頭紋錦的含義及其流變[J]. 天津美術學院學報，2022（2）：24-27.[12]凌至昕. 南北朝甲騎具裝復原研究[J]. 軍事史林，2021（11）：55-69.[13]劉永華. 中國古代軍戎服飾[M]. 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0：85-86.[14]張志忠. 大同沙嶺北魏壁畫墓文化淵源解析[C]//上海博物館主編. 壁上觀——細讀山西古代壁畫[M].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112-127.
2024第二屆物質文化與設計研究青年學者優秀論文評議第一組 工藝美術史研究 三等獎作者簡介：徐錚，中國絲綢博物館，研究館員，博士；主要從事藏品研究及展覽策劃工作。原文刊載于《東華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3年3月，第23卷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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