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中方對越南的援助是從上世紀五十年代初開始的，并由此逐漸確立了對外援助的途徑和方式，直至六七十年代，這種革命化的國家援助達到了鼎盛狀態，并形成了中方對外援助的最高標準和行事規范，影響了二三十年間援外的路線和方式。在這方面的要求，當然首先是政治第一，強調援外人員必須貫徹國際主義精神，只許做好，不許做壞。在對外貿易部1955年7月23日內部頒發的《援越技術人員守則》中，要參與援外的中方人員“保證毫無保留地將科學技術傳授給越南兄弟”，同時“防止大國主義的思想和作風，對越南人民要謙虛和藹”，再三強調要“遵守請示報告制度，反對一切無組織無紀律的言語及行動”，“一切技術資料、圖表等之接交必須根據政府的規定通過組織進行，不得擅自供給或接受對方機關、個人的任何文件資料”，“私人通信和談話不得涉及所經辦的工作與對所在國家的批評”。不失分寸和注意保密，成了援外工作的首要之義。

1956年底，軍委總財務部、總后勤部發現：援越物資征稅后，就要提高結算價格，相對減少了援越物資的實際數量，而且中途調價對兄弟黨和國家也不好解釋。按照北京市稅務局1956年12月28日《關于軍事系統生產的援越物資征免商品流通稅金、貨物稅問題的通知》，在與對外貿易部共同研究后，軍方高層決定，軍委系統工業企業生產的援越物資，除卷煙、酒類、植物油、肥皂四種仍應根據軍事系統納稅外，其余應稅產品一律不納商品流通稅或貨物稅。這也給援外產品開了先例。

1960年6月，中央農墾部直接通知北京市農墾局，由北京負責調運黑白花乳牛100頭給越南。由于當時首都市場牛奶供應異常緊張，市里領導曾與農墾部領導商量，希望不從北京市抽調乳牛。但農墾部以“國際主義義務”的名義強壓下來，下發更為詳細的選調標準：“黑白花乳牛，公2-4歲，450公斤以上，泌乳期的產乳量5000公斤以上；母4-8歲，體重350公斤以上，泌乳期的產乳量3500公斤以上。蹄形正，結實，母牛乳房、乳頭健康，發育正常，毛色為黑白或白黑花。”（見北京市農林局致紅星、沙河、和平公社1960年8月25日《關于援助越南種畜種蛋的通知》）這三個公社除了要交出100頭乳牛，還得調撥種鴨蛋2000枚、種雞蛋3萬枚，鵪鶉蛋400枚，海貍鼠10只。這讓深知市場副食困難的北京市領導叫苦不迭。

在這個方案中，事先還要挑選十幾位政治可靠、責任心強的獸醫和飼養工人，負責押運到廣西憑祥車站，準備好在運輸途中及進入越南后三天所需的飼料，路途中每六頭乳牛配大小水桶各一個、籠頭一付，每三頭配一個食槽，每六頭各配有大小掃把、糞鏟、刷子。這種押運模式漸漸在六七十年代形成了定勢，從檢疫、聯系車皮到移交已是一套熟練的工作程序。

援越工作也有長達幾年的磨合期，接受物資后越方經常提出改進的意見，小有抱怨。譬如越方反映，不斷發現裝箱資料或技術文件不全，有的設備缺少零件，有的易損設備在發運時箱上未寫“小心輕放”標記，包裝不良，在運輸中發生設備損壞和零件丟失，造成設備到后不能安裝使用。（見北京市機電工業局1961年8月《請注意援外設備包裝發運工作的通知》）越方不滿之下，甚至會向北京的國家計委提出索賠和補償的要求，這讓相關領導覺得“政治影響不好”，一再發文重申成品的包裝工作必須選派政治可靠人員負責。

1963、1964年之間，有一陣不斷發生因鋼材材質低劣成為廢品的質量事故，冶金部干脆下令，凡是越方不能利用的，全部運回國內，退回原交貨企業，讓其承擔其往來運輸費用，并將其價款上繳給中國對外冶金建設公司，作為對外賠償的補充費用。

02

1965年后，越方提出的援助數額不斷增大，有的在當時可視為小天文數字。初夏時，越南突然向中方提出，要求借給2億斤糧食。中央高層磋商后決定如數支援，定為一項緊急政治任務，并要求各地必須按質按量按期完成。

此時節中國剛脫離“三年困難時期”不久，糧倉小有富裕，因而有了敢于供應2億斤的拍板勇氣。按國務院的通知，除由糧食部安排一億一千八百五十萬斤以外，還要在已經安排的支援京、津、滬及遼寧省各大城市的糧食以外，再調出糧食八千一百五十萬斤。“由供銷社從議價收購的糧食中，在已經安排的按照‘保本不賠’的原則，由各地供銷社就地交給當地糧食部門的加工廠或倉庫接收，由糧食部門統一調度。”“糧食部門接收價與統購價之間的差額和價款、費用，應逐級結算上報，由糧食部向財政部專案報銷。”（見國務院發電1965年5月18日《關于緊急支援越南二億斤糧食的通知》）這種國家規模的糧食調動，表面上靜聲操作，在糧食主產區卻是大動員套著小指令的運動方式。這種上億斤的糧食撥出，后來在文革期間已是屢見不鮮，各級干部對運作方式和思想動員早已演練熟稔。

1965、1966年間，多次召開全國范圍的工業科技領域表彰活動，一些援越單位和個人因其獨特貢獻而成為先進典型，往往得到官方格外的青睞。譬如唐山機車車輛廠用了50天時間制造一臺越方訂購的窄軌蒸汽機車，在越南各種線路上牽引試驗，質量完全符合要求，由此在中國機械產品設計工作會議上大獲稱贊。實際上這個工廠原先只是修理廠，并無實際制造機車的經驗，承接任務非常突然，心中無底，信心不足。

文革前夕那一兩年，援越抗美的形勢教育在大中城市普遍展開，逐級傳達越南形勢的報告，放映越南抗美救國的電影，舉辦越南圖片展覽等。越南的抗美斗爭自然成了人們最為關心、亢奮的焦點，很容易形成全國同仇敵愾的大氣氛。恰好一個越南代表團到唐山工廠參觀，廠方組織兩次群眾集會，請代表們介紹越南英雄兒女英勇殺敵的事跡，更是把參與設計、制作機車的干部、工人“參戰”熱情點燃。一些設計人員表態，今天在這里用筆桿子設計援越機車，就等于在越南戰場上用槍桿子打美帝，每一張圖紙就是射向美帝的一顆子彈。（見1965年“全國機械產品設計工作會議文件之十四”《依靠三結合的設計隊伍，又好又快的設計和制造出援越機車》）

一群從來沒有機車設計經驗的人們就憑著一股政治熱情和沖勁，居然在短時間內造出一輛符合越方戰地要求的蒸汽機車。其間的磨合甚多，都靠群策群力，集體排難解惑。越南機車的后鉤原來是個死鉤，沒有緩沖作用，在多坡的越南鐵路上運行，時常出毛病，越方要求設法改進。工人出身的鄧九恭工程師就找工友們出主意，依據大家的意見畫出草圖，結果后鉤改得又好又簡單。越南的鍋爐是鉚裝的，要改為焊接的，年青技術員趙錫壽拿著草圖到組里商量，工人們七嘴八舌提出許多有用的意見。司機室部分，越方只提供一張尺寸不全的總圖，希望改一改又小又熱的司機室。負責這部分的是剛定職的定額員孟香榮，與師傅們一起把司機室做得既漂亮又適用，加大加寬，還加了一層木板，起了隔熱作用；原來從火床上清除爐灰，都要靠人力，越方要求改為風動搖爐，由于車架很窄，風動搖爐器裝不進去，如分裝兩處，又會因鍋爐膨脹把軸扭斷。73歲的老工程師安保恕不顧正鬧眼病，在80多歲老工程師唐仲謙的幫助下，對風動搖爐器進行改造后很巧妙地安裝在車架中。

大家驚訝地發現，一般機車平均需要五千張圖，而這次援越機車只畫了九百零七張。像鍋爐的技術條件，往常要寫二百來條，這次只訂了八條，造出來的鍋爐也很好。干部工人們歸之于這是在全國火熱的援越形勢下，激發出來的群眾智慧和奇跡。

03

1965、1966年間，抗美援越聲勢越來越大，群眾情緒越來越高漲，各地民眾自發或通過所在單位，向越南駐華使館、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線常駐代表團寄送現款和物資，甚至有人寄出黃金、白銀和首飾。

鑒于郵寄量呈現大幅度上漲趨勢，國務院外事辦不得不出面勸阻，于1965年7月22日發出《關于對人民群眾援越捐獻問題的補充通知》。內中稱：“各地區、各機關團體今后一律不接受群眾援越的捐款和物資，如再收到，應即退還（如因地址、姓名不明無法退還者，可轉交內務部處理）。退還時，應附信對捐獻者的熱情予以鼓勵。同時說明，我國政府已給越南人民大力援助，目前不進行個人捐獻。”處理已寄發的現款、物資，凡未寫明寄給南方或北方者，一律轉交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線常駐代表團，轉交時應將捐獻人的姓名、地址一并送交越方，再由收轉單位復信捐獻人，說明處理情況。

最能反映當時群眾中那種盲目的援助熱情，也最讓人啼笑皆非的是，有些群眾因在日常生活中購買生活必需品長期使用票證已成習慣，還把自己認為十分珍貴的在國內流通的各種票證寄贈越方。國務院外事辦不得不在通知中專門寫了一條：“各種國內票證一律退還本人，不轉交越方。如因寄件人姓名、地址不明無法退還者，可分別轉交票證印發機關處理，糧、油票轉糧食部，布票轉商業部，公債券、僑匯券轉人民銀行。”并通令各地郵局，一律不許收寄各種票證，并向寄件人進行解釋。

到了1965年底，國務院外事辦出臺內容“嚴厲”、語氣委婉的通知，就是“目前不發動群眾向越南捐獻”，“不組織群眾給越南寫支持信或慰問信”，“不鼓勵去越南參加抗美斗爭”（見1965年12月31日《關于對人民群眾援越捐獻的處理辦法》）。但是在當時的形勢下，不得生硬拒絕，又需順勢過渡一下，找到平復群眾情緒的時機，通知中還做了內部規定：“對群眾自動寫給越南的支持信或慰問信，一、交給組織上轉發的，可負責看一下內容，如無大問題即可發出。二、不通過組織寄出的支持信，各地郵局一律照寄。”

當時多地有人要求報名去越南打仗。地方政府不知如何妥善處理，外事辦統一給各地規定了這樣的回答口徑：“如有人要求報名去越參加抗美斗爭，對其熱情應予鼓勵，同時說明，如形勢發展有必要時，將由國家統一組織。目前主要任務是搞好本崗位的生產、工作和學習，以實際行動支援越南人民的斗爭。”

地方政府苦惱的還有，不時發現捐獻群眾中有可疑身份人員，是否酌情收下，也是一個犯難的政治問題。譬如北京市人委辦公廳1965年8月12日報告稱，此階段共收到7名群眾支持越南捐獻款295元，審查過后，發現其中天堂河農場就業人員陳啟元系被開除的教員，其父因犯罪死在我監獄中，辦公廳向上匯報是否要退還陳啟元寄來的5元錢。其他6人只署名“一工人”“一戰士”“一青年工人”，只有東郊構件廠工會馬志署名寄來50元。

最終北京市人委辦公廳沒有退還陳啟元的錢款，湊個整數寄給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線常駐中國代表團，寄去的公函行文是一個標準件：“我們收到許多工人、農民、學生和干部支持越南人民抗美救國正義斗爭的來信，其中有七人共寄來人民幣300元，要求我們轉寄給越南人民，現隨函寄去，請查收。”

當時政府有關部門還要忙于各種援越人員的政審、后勤保障，投入不少人力和精力，以確保援越工作在政治上萬無一失。例如1965年6月，中央組織部下達抽調援越公路測試人員的通知，其中炊事員17人請北京市勞動局負責選調，要求在6月25日前選定人員（見市委組織部1965年6月1日《關于抽調援越公路測試人員的通知》）。中央組織部特別提醒，此任務為絕密，通知用畢退回。市勞動局從一建、二建、三建、五建、六建、光華木材廠、恒合慶館、電車公司、香山飯店等單位緊急調配17位炊事員，將名單交給市委組織部和市公安局負責政審，審查合格后7月7日就由北京出發。上級交待，出國時間約1-2年，在出國時期戶口保留、停止供應，生活津貼由測繪總局發給。出國人員服裝由各人自己準備，向商業部門領取布票403尺。這基本上也是當年援越人員的生活配置標準，選配倉促，當選光榮，在短時間里就千里奔赴戰場。

為了照顧援越人員及家屬的生活問題，我方政府部門就得考慮到援越人員所遇到的各種生活難題，出面予以解決。譬如參加援越修建公路的勘察設計人員多由交通部派出，來自全國各地。由于各地工資類別和糧食提價幅度不同，每個人員的糧價補貼有較大差異，影響了援越人員的工作情緒和家庭穩定。為此，交通部于1966年11月16日專門發函，為不致影響其家屬生活，“請按當地規定的糧食差價補貼辦法予以補助”。

在援越抗美的整個過程中，要求糧食差價補貼、工資補貼的呼聲一直不斷，這都是當時糧食、工資制度的不同規定所決定的。對援越人員的適當照顧和傾斜，也是中央有關部門考慮到越南戰場的嚴酷和艱苦，多方協調的結果。

04

文革期間，隨著越南戰爭規模的擴大，援越的力度和廣度大幅增加。除了軍事物資，作為“堅強后盾”的中方提供了所有能夠生產的主要工業及日常用品，連蔬菜種子也要千里轉送。

1967年初，越方提出要求支援蔬菜種子。這時中國的文化大革命運動已經因為造反、奪權的“一月革命”風暴而進入史無前例的大動亂時期，許多部門的領導與日常工作都已陷入嚴重的癱瘓狀態，但中方仍回復說我們將積極設法滿足這一要求，“積極幫助越南人民自力更生發展農業生產”。7月1日，尚未實行軍管的對外貿易部、商業部、農業部1，聯合下發無償援助土豆種子一萬噸給越南的通知，其中天津供應五千五百噸，遼寧供應二千五百噸，北京市提供二千噸。通知要求挑選白皮白肉的種子，包裝竹簍木箱均可，每件重量三十至四十公斤左右，在9月15日前分批完成。

不到兩個月，中方又無償支援越方空心菜籽34噸、莧菜籽3噸、冬瓜籽1噸、苦菜籽10噸、菠菜籽5噸，特別是越方點名索要湛江白菜籽4噸、北京小白口大白菜3噸。對外貿易部、農業部、商業部、供銷總社在通知中強調，“為了進一步加強中越兩國人民之間的兄弟戰斗友誼，共同擊敗美帝國主義的侵略，必須保證完成這項政治任務”（見1967年9月7日《關于無償援助越南蔬菜種子的通知》）。四部門聯合通知還叮囑各地，包裝要內襯防潮物品，每件不超凈重25公斤，交貨期最好按越方要求或稍提前，不要誤了播種季節。

此份通知本來應蓋農業部大印，但該部印章被代部長江一真長期轉藏外面，農業部革命造反總部稱江為“三反分子、大流氓”，索要不得，只好暫時以農業部辦公廳印章代替部印使用。農業部的“用印說明”饒有意味，可看出文革初期派系斗爭的襲擾和糾葛。

進入到1968年，越方需要的食品數額猛增，而且品種日益增多。為此，國家計委、商業部、第一輕工業部、水產部、物資管理部、對外貿易部、總后勤部七個部門在上海聯合召開“援越食品生產座談會”。會上學習毛主席的最新援越指示：“越南南方凡是提出需要，我們有可能辦到，就一定要滿足。有些我們有的，也能辦到，越方沒有想到，我們主動提出……”與會者紛紛表態，毛主席的最高指示一定要字字照辦，句句照辦，保證多快好省地完成生產供應任務。開會中又傳來周恩來指示，提供越南的物資要做到“便于運輸，便于攜帶，便于適用，便于隱蔽”。這就促使七個主辦方加大督促的力度，從嚴從快地解決援越方面的諸多難題，“以便把越方需要的食品及時地提供給越南兄弟”。

七部門在1968年1月25日下發的援越食品生產任務通知中，首先強調緊俏的國家統配和部管物資（如糧油、木材、馬口鐵、聚乙烯、麻袋、焊錫等），由有關部向主管部提出需要，再由主管部下達指標，地方有關部門按實際需要組織供應。其中物資部已將馬口鐵指標專項撥給一輕部、商業部和水產部，由主管部按系統組織供應；聚乙烯薄膜由二輕部安排生產，負責供應。凡屬地方供應的物資，如圓釘、鐵絲、打包鐵皮、包裝用紙等由地方主管部門統一安排，優先保證供應。由國家專項撥付的原材料，要作到專料專用，不得挪作他用。七部門重申規定：成本按實際生產成本加微利的原則計算。這就意味著難有利潤上升的空間，完全是實打實、不謀利的國家行為，而且不少物資是中方外經貿部統一買單，無償贈給。

鑒于包裝質量松垮，1968年后對包裝的規定更為嚴格，譬如塑料袋用聚乙烯加工，薄膜厚度 0.06毫米，要求厚薄均勻，袋子大小一致，無沙眼漏縫；制作馬口鐵桶時，需使用鍍錫均勻，無銹斑，作到不漏氣，提環用8號鉛絲制作，桶外噴一層綠色涂料；裝木箱時，桶與桶之間用草板紙襯隔，桶與箱之間用防潮紙襯隔；包裝用紅松、白松、杉木均可，采用不刨光毛板，木板水分不超過18%，板厚1.2厘米，允許差 0.1厘米，箱子各面的并板不超過3塊，并板縫隙在3毫米以下。

有趣的是，難得看到對熟肉食品還有詳細的制作細則，極具規范和嚴謹。例如制作肉松，需瘦豬肉100公斤、醬油7.5公斤、糖0.5公斤、酒0.5公斤，鹽、蔥姜等適量，色澤正常，肉絲疏松，無筋頭、內膜及其他雜質，盡量作到無潮頭，口味正常，無焦味及異味，0.1克樣品內無大腸菌，無致病菌，保存期兩年。而豆腐粉需具有一般豆腐應有的風味，無顯著的粉狀感覺等。

這些純技術的文字描述在文革官方文件中是極為少見的，讀來有一種陌生的異樣感。正是援越食品的政治性和高標準，促使生產廠家有了嚴格的自律要求，有了“保質保量”的技術約束，使得飽受文革沖擊的舊規章制度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復。

05

經商業部、總后勤部的商定，從1968年初夏開始，援越食品儲備任務全部交由軍隊接收，并迅速辦理交接和結算手續。就在這次交接中，北京市豬肉松25噸、豆腐粉100噸、奶粉100噸，由北京軍區后勤部接收。軍隊還接手了上海脫水菜150噸，湖北化豬油100噸，蛋粉120噸，廣東固體醬油200噸，遼寧味精30噸，湖南豆豉300噸（見商業部、總后勤部1968年10月16日《關于動用1968年援越食品儲備和安排1969年援越食品儲備任務》）。這可以看出，援越食品的種類、數量都已增多，有的數量以上百噸計。

到了地方層級，就是強調貯備產品在入庫前，須經有關單位進行檢驗，不合格產品不得交接入庫。涉及接收、結算和保管事宜，北京市副食品商業局1968年8月27日下發援越食品儲備的通知中，確定由糖業煙酒公司負責辦理奶粉，食品公司直管肉松，崇文副食管理處則包攬豆腐松，各有垂直的接收途徑。

似乎越南戰地對北京的豆腐粉、豬肉松格外青睞，市革委會計劃組1968年11月19日布置的第二年援越產品計劃書里，豬肉松為30噸，豆腐粉則高達220噸。新增的產品還有服裝背囊36萬個、內線腰帶線帶5萬條、外線腰帶線帶5萬條，市里交給紡織局、二輕局完成。連腰帶線帶都要進口，可見越方在日常生活用品方面對中方的依賴度越來越廣泛。

正是因為援越任務的重要性，北京副食品商業局1968年幾次向市革委會計劃組申請調撥物資和增加基建。如2月23日請示報告中稱，現有的設備不能適應援外任務的需要，需要邊生產邊擴大部分設備，生產脫水菜需備料籌建兩棟烘房，肉松則增建300平方廠房，而豆腐粉要新建有4臺主機的生產車間，這一切都急需木材、鋼材、水泥、水泵、變速箱、鼓風機、電動機、工業軸承等建材設備，靠市里緊急硬性調撥。

1969年時越方對醫療器械的需求量猛增，上半年開出的貨單就包括空氣麻醉機100臺，各種手術器械200臺、手術剪11000把、止血鉗3000把、玻璃注射器22000支，心電圖機7121型10臺、間接輸血器3000臺、血壓計1000臺、人用注射針8000合，醫用膠布60000卷、針灸針30000支、縫合絲線40000包等，種類繁多，總量驚人。外包裝要求一律用木箱，箱板接縫在1-2毫米以下，大型笨重器械的箱板厚度應在2厘米以上，四周有木帶，箱底要另加方木，以免脫落，并便于機械裝卸。衛生部在1969年援越生產計劃通知中還特意指出，根據上級指示，內外包裝不印制毛主席語錄，箱內充填物不用帶字的紙邊和報紙、書刊等，也不用糠、草。

進入七十年代后，對越援助模式基本上都是年年相同，公文的內容格式也大致類同，永遠都是越方緊急需求，中方“為堅決支持越南人民把抗美救國戰爭進行到底”而鼎力相助，只不過是主事單位不盡相同：商業部、外貿部大致負責土豆類種子，對下要求是“為趕上越南九月初播種，請你們在八月份完成這一援越任務”；國家建委安排油氈類建材，在國內建設工程本身急需的情況下，一年內從各省上調油氈資源40萬卷；而輕工部、外貿部、計委物資局、總后勤部等主抓援越軍需食品。越方屢屢提出在上半年完成交貨任務，以利向前方運輸，一再提示肉罐頭原配方魚露改為醬油為好。

1973年隨著戰爭形勢的好轉，越南開始布置現代化的建設，北江氮肥廠就是越方極為看重的重點項目之一，黨政領導人多次在現場督促，要求于1974年6月份建成投產。中方高層為此不得不將原來打算安置云南的整套化肥設備調出支持越南，在三個月的限期內，3000噸物資和設備裝了近100個車皮，陸續發往越南北江，工地建筑安裝隊伍已增至3000人左右。

越方領導人要求氮肥廠全部工程于15個月內建成投產，這就給中方重點設備的建設單位增添了工作的難度。外經部、燃化部幾次派人到重點建造單位督戰，要求“履行我國光榮的國際主義義務，支援越南的社會主義建設”，并談到工期緊帶來的完不成任務的危險，“如不抓緊，仍不能按時供貨，從而影響按期建成投產”。在正式發文通知中，“請各省市抓緊時機，大力協助，將未交的設備及主機配套件，發動群眾，采取有效措施，爭取于今年底交付完畢”。劃定了最后的時間紅線：“少數承制廠確有困難的，務請于1974年第一季度全部完成交付發運”（見外經部、一機部、燃化部1973年10月27日《關于援越北江氮肥廠所需設備應抓緊生產的通知》）。

北京市先后有廠橋風機廠（承擔軸流風機）、北京分析儀器廠（制造紅外線微量分析、氣相色譜儀）、北京閥門廠（承接截止閥、疏水器）、化工機械廠（生產水壓煙囪閥、煤氣三通閥）等廠家接受此次任務，也輪番受到外經部、燃化部就近的督促，三天兩頭要求匯報進展，再三重申不得延誤。在技術條件有限、時間緊迫（當然還有一波又一波政治運動干擾）的情況下，趕制現代化的化工設備，難免多少露出困窘和無奈的境況。

最為難辦的是，北京牛奶公司1973年初接到援越軍需食品生產任務的通知，要求在6月底以前生產一百噸援越煉乳。因北京市只是簡易生產過保存期三個月的瓶裝內銷煉乳，質量達不到出口要求。外貿部門卻過高估計了地方廠家的實力，以為北京市能夠生產，還未提出質量要求和包裝形式，而牛奶公司和農林局向市革委會農林組匯報有關問題，未見批復，也沒有安排生產。最終這一百噸煉乳因時間、技術無法按期落實，成了援越任務中少有的未完成項目。

1973年初夏，北京市建工局建機廠接受制造越南前線所需的油罐任務，共1050個，每個將近兩噸，要求第一批在8月20日完成520個，按時發往越南。過去在炎熱的夏季是不生產罐體的，因為工人師傅需在罐里工作，又熱又嗆，喘不過氣來，干十分鐘左右就得換一次，出來后臉色就變了顏色，勞動難度極大。但為了“支援前線打美帝”（當然也不能不顧慮到這類“政治任務”的壓力），工人們不得不打破常規，承受身體上的極限，在罐里罐外辛苦出入，以每天20個罐的制造速度，終于在9月底完成這次極為艱巨的援越任務。

抗美援越跨度長達十多二十年，以舉國之力完成，無比艱辛，代價高昂，尤其在文革期間更顯得步履艱難。事后細細回顧，值得反思的問題是相當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