質疑“西方偽史”義無反顧

——西史辨偽重要自媒體遭“群體封號事件”真相

董并生 非 子

2025年06月22日

【西史辨按】：近期發生反對西方中心論的西史辨偽自媒體被“群體封號事件”，標志著中西文化“輿論戰”進入了短兵相接的白熱化階段。

? ? ? ?西史辨偽不是出于“為辨而辨偽”的個人興趣。也許有人會說：“西方人偽造歷史關我何事？做好自己的事就行了”。然而，情況沒有那么簡單。 從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開始，由以薩依德為代表的進步學者在國際學術界掀起的風潮澎湃的揭露、批判西方殖民主義與西方中心論東方主義的學術思潮，標志著反殖民主義學術的興起、敲響了殖民主義的喪鐘。與此相反差的是，中國正處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階段，而學術界卻對國際上這場方興未艾的思想解放運動缺少回應，依然深陷于西方中心論的東方主義窠臼之中。? ?

? ? ? ?什么是東方主義呢？簡單而言，就是殖民主義者的一種文化洗腦及馴服工具。其針對性地杜撰出一套理論，讓被殖民者自覺在殖民者前矮人一等。東方主義在中國的典型表現，就是20世紀初在中國出現的被稱為“古史辨”、質疑中國上古歷史真實性的疑古思潮。一時間，原本沒有歷史的西方列強炮制出龐大、久遠的偽史體系，而世界上唯一具有悠久歷史傳統的中國歷史文化卻遭到毀棄。

? ? ? ?一言以蔽之曰：東方主義是19世紀西方中心主義文明等級論的一種形式，就中國而言其目的是塑造一種“認知正確”，使中國人覺自己的文化、傳統一貫落后、腐朽，西方則從來就是世界文明的源頭與中心，中國現代化就是“反傳統?”后的西方化。

? ? ? ?西史辨運動的目的，正是為了打破這百年來被文化與思想殖民卻毫不自知的心理定勢；不徹底揭露西方偽史的假面，就不能彰顯中華文化的光輝。而”文化買辦?”所形成的既得利益小團伙，出于一己之私利，妄圖將這種文化殖民主義永遠繼續下去，選擇無視世界歷史的發展大勢。

? ? ? ??“樹欲靜而風不止”！西方霸權主義不愿看到中華民族的和平崛起，這次“群體封號事件”本質上是境內、境外反華勢力為了遏制中國文化復興而操控東方主義資源發起的一場新時代、新形式的文化殖民戰役。西史辨偽同仁將義無反顧地接受挑戰！我們堅信沒有任何勢力可以阻擋中華文化的偉大復興。

? ? 最近，在多個互聯網平臺，一批堅持文化自信、頗具影響力并深受廣大讀者、粉絲喜愛的西史辨偽自媒體，如“生民無疆”“昆羽繼圣”等，幾乎同時突然遭到無端地大片封殺禁言，引起網絡輿論一片嘩然。

? ? 這顯然是一起有組織、有預謀的事件。長期以來堅持西方中心論的擁躉覺得“大快人心”，他們奔走相告、甚至聚會飲酒、彈冠相慶，并在短時間內組織大量水軍進一步在互聯網各平臺集中大批量投喂短文，對西史辨偽運動進行蠻橫無理、罵大街式的肆意詆毀與歪曲。

? ? 令人不解的，是誰擁有這么大的權力？竟然可以動用網絡世界的行政力量，對于弘揚中華文化、講好中國故事，傳播正能量、抵制西方中心論的擁有大量粉絲的自媒體，肆意進行封禁？互聯網這塊輿論陣地，難道已淪為了任由某些對中國文化抱有偏見的網絡把持者恣意妄為的法外之地？

? ? 綜合來看，這些被封禁的自媒體有著反對西方中心論，對西方偽史進行質疑的共同特點。從文化立場及學術態度來看，這次“群體封號事件”實質是一種文化戰爭的表現形式。本文試將這次事件的前因后果及來龍去脈進行簡要梳理，一探真相。

一、質疑西方偽史的學術背景

? ? 為什么有必要對西方的世界歷史知識體系進行質疑呢？其理由顯而易見。

? ? 首先，近代以前西方沒有真正意義的歷史。17世紀前后，來華傳教士將中國的歷史觀念帶回歐洲，引發了整個宗教界、思想界的巨大震動。于是在歐洲開始了以中國的歷史時間觀念來改造歐洲神學歷史觀的啟蒙運動。第一部可以稱為世界歷史的著作是18世紀伏爾泰（1694-1778）所寫的《風俗論——論各民族的精神與風俗以及自查理曼至路易十三的歷史》（1740-1756）一書，其中第一章首先講述的是中國歷史，講到猶太歷史時一筆帶過，語焉不詳；講到埃及時，則說埃及歷史最為晚近，不值一提。

? ??伏爾泰《風俗論》寫作于1740-1756間，后將1765年所著《歷史哲學》作為該書導言

? ? 在伏爾泰的這部著作之前，所謂的歐洲歷史依然處于無年代、無歷法，草昧洪荒的神學創世觀時代，例如法國路易十四時期的“國師太傅”波舒哀（1627-1704）為教育王子所編撰的所謂歷史教材——《普遍歷史》（1681）——所采用的就是這種創世紀神學歷史觀。

? ? 亞當，或曰創世（世界第一紀）；挪亞，或曰洪水（世界第二紀）；亞伯拉罕的使命，或曰上帝與人立約之始（世界第三紀）；摩西，或成文法（世界第四紀）；攻破特洛伊；所羅門，圣殿的建立（世界第五紀）；羅慕路斯，或曰羅馬城的建立；居魯士，或曰上帝之民從巴比倫之擄中獲釋；斯基皮奧，或曰迦太基被破；耶穌基督的誕生；君士坦丁，或曰教會的和平；查理曼，或曰新帝國的建立…… 云云

? ? 這位“國師太傅”對法國王子說：“在接下去的第二部分，我會給您一直講到您父王用不朽業績創立的輝煌時代，而您一心追隨父輩的足跡，要去創造一個令人期待的更大的輝煌。”[1]

? ? 伏爾泰所處的時代（18世紀），中國風在歐洲盛行，因而他所持的歷史觀以中國歷史為世界歷史的起點，并不奇怪。因此，伏爾泰這部著作被西方視為世界歷史的開山之作。不過，伏爾泰的這種史觀，在歐洲沒有形成歷史傳統，不久即被后來的西方中心論史觀所取代。

? ? 其次，現行西方的世界歷史體系，是19世紀以殖民主義的文明等級論為基礎以虛構歷史為手段構建起來的，反映西方中心論歷史觀的學術體系。例如，德國著名歷史學家、現代史學奠基人利奧波德·馮·蘭克（1795—1886）在其晚年所著的收山之作——《世界史》九卷本（中譯本合為三卷）即是其典型代表，這部皇皇巨著，頂著“世界史”的名目，卻對歷史最為悠久的中國歷史不置一詞，反而對在18世紀之前不見經傳的“古希臘”及“古猶太”大加標榜，以巨大篇幅將其置于世界歷史的核心，試圖以此將西方中心論坐實。

馮·蘭克九卷本《世界史》（2017年中譯本合為三卷）

? ? 第三，中國史學與西學中的世界歷史系統性接軌為近代現象，早在兩千年前的《史記·大宛列傳》中，司馬遷便以“西域傳”的書寫傳統，將蔥嶺（帕米爾高原）以西的安息、條支等古國納入中國史敘述框架，這種以中央王朝視角記錄異域文明的實踐，在二十四史中形成連續譜系——從班固《漢書·西域傳》對貴霜帝國的記載，到《新唐書·波斯傳》描述薩珊王朝覆滅，均體現了古代中國無遠弗屆“天下觀”獨特的世界認知方式。而作為西學的世界歷史體系在中國的形成非常晚近，這來自西方中心論的世界歷史體系，一經引入便基本上一成不變，并被視為與中國史等同的“信史”。長期以來，我們的世界歷史體系，是基于翻譯與編纂，而非研究與思考。西學在中國的起源、源自英國新教浸信會傳教士李提摩太（1845—1919），他在主持廣學會期間，出版了不少書刊，其所主編的刊物《萬國公報》，介紹了西方的若干歷史知識，可以看做是世界歷史學科在中國的發端。其承接者是以梁啟超（曾任李提摩太的秘書）為代表的清末西化派知識分子。梁啟超曾對當時出版的一些西學書刊作過如下介紹：

? ? 欲知各國近今情況，則制造局所譯《西國近事匯編》最可讀；癸未、甲申間，西人教會始創《萬國公報》；通論中國時局之書，最先者林樂知之《東方時局略論》、《中西關系略論》。近李提摩太之《時事新論》、《西鐸》、《新政策》；西史之屬，其專史有《大英國志》、《俄史輯譯》、《米利堅志》、《聯邦志略》等；通史有《萬國史記》、《萬國通鑒》等；《泰西新史攬要》述百年以來歐美各國變法自強之跡，西史中最佳之書也。[2]

? ? 梁啟超為近代傳播西學知識、引介西方思想的關鍵人物，以他為代表在20世紀告訴國人的世界“古典歷史”知識，不過是近代以來西方中心論者所編造的“古典歷史”而已。梁啟超的西學啟蒙老師是李提摩太，來自傳教士的譯作是近代中國西學的一個主要來源；林則徐、徐繼畬、魏源等，所謂最早睜眼看世界的晚晴學者，其著作也是從傳教士哪里獲取資源，雇請翻譯進行翻譯纂述的。在此基礎上，梁啟超父子翻譯了英國赫伯特?喬治?韋爾斯（Herbert George wells，1866-1946）所著《世界史綱》（THE OUTLINE OF HISTORY）。1918年他嘗試編寫本書，于1920年初版。其后幾經修訂再版。在20世紀80年代，即已重版三十余次，被譯成二十多種文字傳布于世界各地。

? ? 梁啟超父子所翻譯與推薦的《世界史綱》不僅在民國時期風行一時，進而在新中國改革開放之后再度成為傳播世界歷史知識的暢銷書，其影響非同小可。

吳文藻、謝冰心、費孝通等譯韋爾斯《世界史綱》（1982年版）

? ? 其實，韋爾斯并不是什么歷史學家，而是一個新聞記者，該書建立在19世紀以來西方學者杜撰的西方歷史基礎之上，是在一戰結束后不足兩年時間趕制出來的一篇急就章。

? ? 該書中譯本最初由梁啟超指導其子梁思成譯為語體文并進行校閱，其后由一批新文化運動的追隨者（吳文藻、謝冰心、費孝通等）再次翻譯為現代漢語，通過人民出版社等多家出版社不斷再版、重印，以知識傳播的方式，向國人灌輸這部西方中心論著作所傳布的“世界歷史”知識。這部通俗作品對中國人世界歷史觀的形成不容小覷。例如，中國著名史學家、世界史學科主要奠基人吳于廑（1985）最早就受到這部書的影響：

? ? 我個人最早接觸到的由西方引進的世界歷史，是十幾歲的時候，在一個偏僻小邑里見到英國韋爾斯《世界史綱》的中譯本。這部書的翻譯起初由梁啟超倡議，梁思成等初譯，后來又由向達等據新版改譯。梁、向等人是我國學術界杰出的、有影響的人物，他們眼力確實非凡。

? ?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在與蘇聯分道揚鑣之后，為了消除蘇聯學術對中國的殘存影響，學術界又將威爾斯的這部《世界史綱》重新搬出來反復重印，幾十年間大行其道，至今依然是一部影響中國人世界歷史觀念的基本讀物。

? ? 建國后，影響最大的世界歷史作品當數周一良、吳于廑主編的四卷本《世界通史》（1962年第一版及1972年第二版）。

周一良、吳于廑主編《世界通史》四卷本（1962年第一版）[3]

? ? 這部《世界通史》四卷本（第一版），是文革前以蘇聯科學院編的多卷本《世界通史》為藍本編譯出來的大學世界歷史教材[4]，帶有濃厚的蘇聯意識形態印記。這部《世界通史》于1972年推出了第二版，是在第一版的基礎上，略作修訂，調整了若干意識形態的表述而行世的，其西方中心論的基本框架無大改動。其后，教育界曾多次組織全國著名教師對其細節方面進行局部修改，依然未能體現出對于世界歷史的中國觀點。蘇聯版《世界通史》除了巴黎公社及十月革命等篇章及階級斗爭理論略有特色之外，基本上與西方版世界通史屬于同一體系，都是西方中心論的不二體現。

蘇聯科學院編《世界通史》13卷26冊（中文版1961年起陸續出版）

? ? 長期以來，人們對于國內學術界與教育界的世界歷史研究與教學現狀頗為不滿，卻又似乎一時難以找到徹底扭轉這種被動局面的良方。

? ? 吳于廑和周一良在借鑒蘇聯科學院《世界通史》基礎上編寫的四卷本《世界通史》，成為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學者編著的首部通史綜合類教材。對其中存在西方中心論的影響，編著者自己十分清楚。

? ? 改革開放初期，隨著研究的深入，吳于廑對教材中存在的問題已經表現出十分強烈的擔憂，“解放前后引進我國的兩種世界歷史，雖然體例不盡相同，卻具有同樣一種中心論”，即“歐洲中心論”[5]。周谷城是最早嚴厲批評歐洲中心論的學者之一，1961年他在《論世界歷史發展的形勢》中分析了世界歷史發展進程，指出“歐洲中心論”理論即來自歐洲近代化進程。在1982年影印版《世界通史》前言中周谷城進一步指出，歐洲之外的內容“大體都是作為‘西方外的附庸’寫的。這種寫法，自我開始研究世界史以來整整半個世紀，沒有根本的變化”。[6]

? ? 進入改革開放時期后，為了適應新的國內外形勢，必須提高我國世界歷史的教育水平，因而國家在院系設立、人才培養、圖書資料館建設等方面花了很大力氣。例如，1984年，周谷城、吳于廑、林志純4月聯名致信教育部《關于加強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工作的意見和建議》，教育部隨即于同年5月24日迅速轉發北京大學、復旦大學、武漢大學、南開大學、東北師范大學、北京師范大學，積極對該建議進行落實。

周谷城、吳于廑、林志純聯名上書
《關于加強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工作的意見和建議》（部分書頁）及教育部批復

? ? 盡管在教育研究機構的增設、人才培養及圖書資料館舍建設等方面取得了長足進展，在一些專題學術領域也有一些成果出現，然而，其性質屬于對久已定型的世界歷史體系的拾遺補闕，對西方中心論世界歷史的總體框架沒有突破，國際反殖民主義學術領域聽不到反映中國學派獨立見解的任何聲音。

? ? 對于這種世界歷史研究狀況，學術帶頭人自己也不滿意。例如，西方古典學的國內領軍人物劉小楓就大為不滿。他于2019年5月12日在微信公眾號“古典學研究”發表了一篇長文，標題是《新史學、帝國興衰與古典教育》。這篇“大作”開門見山地指出：“1978年的‘我們’在讀什么書、能讀到什么書？當時尚且年輕的‘我們’在想什么問題，腦子里有怎樣的知識儲備和學術視野？如今，‘我們’在思想學問和政治覺悟兩方面有了多大長進？晚近20年來，我國學術景觀變化之快，即便已經成為學界中堅的‘70后’和‘80后’學人，恐怕也有跟不上時代步伐的感覺?！睆倪@里我們可以看到中國的世界歷史學界還很“年輕”，其知識來源實際上是對西方中心論意識形態的囫圇吞棗式的舶來品，從來沒能形成中國自己的學術觀點，沒有采取中國文化的學術立場，缺乏辨別西方中心論世界歷史體系真偽的史學方法。

? ? 在評論當代中國世界歷史學的時候，劉小楓嘲諷當代中國的世界史學處于爬回“第一洞穴”的階段。他說：?

? ? 當“改革開放”取得顯著成果，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政治目標成功“超克”資本主義，人們馬上就感覺到：資本、科技乃至“自由”“人權”“民族”“獨立”“自主”之類的觀念，都不過是“國族相結相排”必不可少的武器。“冷戰”結束之后，這一點顯得更加清楚。借用施特勞斯的說法，人們現在不得不從“第二洞穴”爬回“第一洞穴”。[8]

? ? 他進一步強調：沒有認識到這一點，我們便很難理解，為何自“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盡管我們的人文-政治教育中并非沒有世界歷史課程，或者說并非沒有確立起一種世界歷史意識，我們如今卻突然感到需要從頭學習世界史。

? ? 從21世紀第一個10年開始，在中國出現了持續的“世界史熱”。劉小楓認為這種“世界史熱”是“西學熱”的最新表現。他說：“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國家生存狀態逐漸改善，學界也在不斷拓展學術視野。盡管學術熱點數次更迭，教育面貌不斷更新，但“西學熱”始終是主流。僅舉犖犖大者，自1978年以來，我們至少經歷過“經濟學熱”“現代哲學熱”“社會理論熱”“后現代哲學熱”“古典政治哲學熱”。晚近10年來，隨著我國在國際政治格局中面臨新的挑戰，又迅速出現“世界史熱”（晚近5年來尤為明顯）。在這里，劉小楓將在中國新興的“世界史熱”歸結為“西學熱”的最新表現。

? ? 他說，推動中國“世界歷史熱”的動力不在學術界：“在我國大學的文科建制中，世界史專業迄今相當纖弱，明顯不能適應國家成長的需要。2011年，教育部將世界史專業從二級學科提升為一級學科，但這個專業顯然沒可能短時間內變得強健。我們值得問：推動晚近世界史翻譯熱的有生力量從何而來？在大學任教并從事研究的世界史專業人士大多在國別研究或區域研究的海量材料中辛勤耕耘，憑靠現代社會科學的各種新派方法積累實證成果，不大可能成為這股世界史翻譯熱的有生力量。反過來說，由于專業劃分明細，且受人類學/社會學方法支配，世界史專業人士未必會感覺得到，自己的學問意識、研究取向乃至學術樣式正面臨嚴峻挑戰。”

? ? 劉小楓認為，中國近年大量涌現的各種世界史譯著翻譯熱，既不是學術界推動的結果，也非都出于“大國崛起”意識。將其簡單地歸之于外國書商與國內出版商的炒作……

? ? 實際上，他沒有認識到，如今的世界史熱反映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所伴生的重新認識世界與復興中國文化的時代要求，與世界歷史自身的發展形勢遙相呼應?？梢哉f，這波“世界歷史熱”經久不衰，正是西史辨偽運動作用的生動體現。

? ? 世界歷史研究領域的專業學者對于世界史的這種研究現狀也頗有微詞。例如，向榮教授在題為《史料與中國的世界史研究》的論文中說：

? ? 汪朝光曾在《中國世界史研究70年回顧與前瞻》一文中指出，中國世界史研究存在的明顯短板與不足中，最大的問題是史料嚴重缺乏，從而影響世界史研究質量。而馬克垚在2015年的回顧與展望文章中，也表達過相同看法，認為現在互聯網發達，國際交流便利，獲取原始資料不再困難，但由于普遍存在的急躁情緒、缺乏理論和體系上的創新意識等原因，中國世界史研究質的提升還不夠。在筆者看來，中國世界史研究不僅缺乏原始史料，而且閱讀原始史料的能力和習慣也還需要培養。[9]

? ? 我們認為，史料固然重要，提升外語能力也屬于世界史研究的基本技能。然而，更為重要的是，以中國視角與中國觀點來重新審視世界史，要奪回歷史文化的話語權，必須對18世紀以來，尤其是在19世紀到20世紀之間形成的西方中心論的世界歷史體系進行一種徹底的辨偽功夫，搞清楚西方中心論的歷史學基礎是如何被層累構建出來的這一根本性問題，澄清世界歷史、文化的真正源流，才是中國學派對世界歷史進行研究的當務之急。

? ? 按照中國傳統的史學標準，合格的治史者須具備“史學”“史才”“史識”與“史德”，中國早期的世界歷史學者所做的只是一些翻譯、編纂的工作，既無史學也無史才，更談不上史識與史德；晚近的學者也許有了一點史學及史才，卻無非是給西方中心論做一些拾遺補闕的工作，尚難具備“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的“史識”，遑論“史德”！這兩種情況，對于既成的西方中心論世界歷史體系不能撼動分毫，如此則民族文化自信何以增長？中國文化何以復興？

? ? 總而言之，對于當今世界歷史的研究現狀，國家領導人不滿[10]，世界歷史研究的開創者不滿，學術帶頭人不滿，廣大學人不滿，人民群眾不滿，國外反霸正義力量不滿；有沒有什么人滿意呢？有：極少數把持學界的所謂學術權威滿意、借此獲得巨大榮譽的所謂“官科”與既得利益者滿意，靠販賣西方中心論啖飯者、乃至國外的文化殖民主義者，他們不僅大大滿意，而且躊躇滿志、忘乎所以……

二、“西史辨偽”運動的由來

? ? “西史辨偽”之名是針對西方偽史而言,明撥亂反正之義。它是十余年來在中國興起的針對西方歷史進行辨偽的學術運動。

? ??西史辨偽學術運動揭示：西方偽史出現于16-17世紀之際，其代表人為為法國學者斯卡利杰神父；而19世紀前后是西方中心論偽造歷史的鼎盛期，期間通過“考古學的十字軍東征”，大批量制作所謂的古典古代的偽文明遺跡，為西方中心論提供歷史支撐。其所采用的主要手法為：虛構紀年（掇拾偽史資料，抄襲中國時間）、偷竊歷史，襲用漢語雅言概念、炮制偽史手稿，在考古方面毀滅真遺跡、偽造假遺跡、張冠李戴、指鹿為馬（將晚期穆斯林的遺跡指稱為遠古偽文明的遺跡）；將歷史上唯一的真文明古國——中國的上古歷史貶稱為神話，將中國與其他殖民地民族貶低為未開化或半開化的野蠻民族，同時將其所偽造的古希臘-羅馬史標榜為人類文明的典范......

1.“古史辨”是殖民主義的文化工具

? ? 與西方中心論偽造歷史相對照，20世紀20年代在中國興起了一場質疑中國古史的所謂“古史辨”運動，打著以科學方法“整理國故”的旗號，質疑并否定中國上古史，宣稱其為虛構的神話傳說。例如，如古史辨發起人顧頡剛稱“大禹是條蟲”，“古史辨”的代表人物胡適之，留美海歸到北大講學，開篇就將中國歷史攔腰斬斷，講述中國哲學史從老子講起，鼓吹“東周以上無史”論。

? ? 這場運動實質上體現了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對中國進行文化侵略的圖謀，是西方中心論打擊中國歷史文化的一種形式，它一方面是受到20世紀初日本軍國主義御用文人“堯舜禹抹殺論”[11]的影響，另一方面則繼承了19世紀傳教士對中國古史進行污名化的衣缽。2023年12月，西史辨偽論壇召集人之一趙馳先生，在第三屆“西史辨偽與中華文明復興”學術論壇上的致辭中指出：

? ? 在本屆西史辨偽論壇（2023年末）舉辦恰好一百年前（1923年末），歷史學者顧頡剛在《讀書雜志》第12至16期連載發表了《討論古史答劉胡二先生》一文，標志著古史辨派“層累說”的正式確立。

? ? 古史辨派的出現并非中國學術界的孤立事件，事實上歐洲的來華傳教士從19世紀初[12]、甚至更早在傳教士襲取中國歷史年代編造世界偽史時就開始提出對中國古史年代的懷疑，這是一種“盜憎主人”的心理表現。百年前在國家危亡之際出現古史辨派，不可能不受到西方傳教士兩、三百年以來污名化中國古史言行的影響。從此，中國的學術界落入了懷疑中國古史、在文化上自我矮化的東方主義陷阱，不啻于將歷史文化話語權拱手讓給西方殖民主義勢力。

1926年顧頡剛將部分文章以《古史辨》為名結集出版其后其他成員參與進來
《古史辨》前后共出版了七卷，質疑中國上古史的真實性

? ??據吳義雄的研究揭示，19世紀西方傳教士及漢學家基于“西方中心論”及“文明等級論”，曾經大規模質疑中國古史。舉例來說，19世紀初較早出現質疑中國上古史的作品，是荷蘭學者德勝（Isaac Titsingh）在1805年完成的一篇題為《基于日本人觀點的中國年代學評論》的文章。他的文章初稿寫成于離開日本后不久，引起了法國漢學家老德經（Joseph de Guignes）的注意。老德經懷疑夏、商及部分周代歷史的真實性，認為“這些朝代的歷史僅僅基于晚出典籍”之上，“充滿了虛構故事和寓言”，彼時居于中國地域的人群乃“未開化者”。[13]

? ? 遺憾的是，學術界直至今天尚未對20世紀初“古史辨運動”的危害性形成清醒的認識。如今，學術界依然有許多人還蒙在鼓里，覺得古史辨運動是中國學者自發、自主地出于好奇心提出了對自己古史問題的合理質疑，盡管多年前李學勤先生早已發出“走出疑古時代”的號召，卻依然戀戀不舍地甘愿留在殖民主義及東方主義的泥坑中，不愿意放棄早年形成的質疑中國古史的思維定式，硬要依著西方中心論的話術，去相信“中國文化西來說”。

2.西史辨偽運動簡介

?? ? 從上個世紀80年代前后開始，以薩義德《東方主義》（1978）與馬丁·貝爾納《黑色雅典娜》（1987）的出版為標志，在世界范圍內逐漸興起了后殖民主義時代揭露西方中心論東方主義的學術思潮。

? ? 進入21世紀，河清《破解進步論——為中國文化正名》（2004）問世，標志著中國學術界對西方中心論反思的開始；其后，黃忠平（生民無疆）《包裝出來的西方文明》（2012）、何新《希臘偽史考》（2013）、孟曉路《中國世界觀看世界及中華文明復興》（2014）、《希臘偽史續考》（2015）、董并生《虛構的古希臘文明》（2015）、諸玄識《虛構的西方文明史》（2017）、非子（裴峰）《大回環——中華文明的輝煌、迷失與復興》（2018，電子版）、黃河清主編首屆西史辨偽論壇論文集《歐洲文明史察疑》（2021）、河清專著《言不必稱希臘》、《光從中華來》（2023）等質疑西方偽史的學術專著紛紛問世，西史辨偽的專題網站“愛傳統網”（ict88.com）也應運而生。這些著作如雨后春筍，標志著一場深入人心的文化復興運動方興未艾。

? ? 2019年8月第一屆西史辨偽學術論壇在北京成功舉辦[14]，標志著西史辨偽學派的正式形成。西史辨偽的學術觀點一經問世，就引起了學術界的高度重視。例如，2020年被由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東方學研究中心所承擔的國家社科重大項目的高度推崇，稱西史辨偽“疑西思潮”為我國東西方文化問題四次爭論的最新歷史進展，“成為中國理論東方學的重要構件”，這種“疑西思潮”代表了現代中國中西文化論戰的新方向。[15]

? ? 第二屆西史辨偽學術論壇于2021年12月在太原再次舉辦[16]，西史辨偽運動更上層樓。會上還發行了由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鼎力出版的第一屆西史辨偽論壇的多作者合集的學術成果（黃河清主編《歐洲文明史察疑》（2021），一時登上社科類圖書熱銷榜首，受到學術界及社會各界的廣泛好評，其影響日漸深遠。

? ? 第三屆論壇（2023年）依然在太原舉辦，前全國政協專職委員著名學者思想家何新先生，北京外國語大學田辰山教授、中國人民大學金燦榮教授等人做了視頻發言，西史辨偽同仁濟濟一堂。社會各界對西史辨偽的關注達到驚人的高度，僅從第三屆論壇線上直播的情況來看，在線參會及旁聽人數達三萬人以上，這在各類社科學術論壇中來說十分罕見。

? ? 在中國，自 20 世紀初開始，百余年來關于東西方文化問題發生了四場論爭：第一場論爭是20 世紀初關于東、西方文明的性質及長短優劣的論爭，主要有守舊派（堅守傳統立場）、中體西用派與全盤西化派，其在史學界則表現為疑古派（古史辨派）、信古派與考古派；第二場是20世紀末至21世紀初關于東西方文明盛衰交替問題的“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論爭（簡稱“河東－河西”論爭） ；第三場論爭是 21 世紀初圍繞德國學者安德烈·貢德·弗蘭克（Andre Gunder Frank，1929—2005）《白銀資本: 重視經濟全球化中的東方》在中國出版引發的論爭，主要涉及如何從經濟學及世界經濟史的視角看待近 500 年來的東西方關系；第四場論爭就是由西史辨偽學派質疑西方偽史引發的“疑西”思潮及其爭論。[17]

? ? 這四場論爭，是中國學者面對西方中心論世界史觀從開始的自我懷疑，最終走向對西方中心論世界史觀的根本懷疑和徹底否定。西史辨偽矛頭直指西方中心論的西方偽史，揭露了西方中心論的虛偽面目及其殖民本性。在首屆西史辨偽論壇的論文集——《歐洲文明史察疑》的封底，對西史辨偽運動的歷史使命曾有如下宣示：

? ? 自東西方交通以來，特別是近百年以內，西方文化如洪水般地輸人，西方史攜“西方中心論”也隨之不假思辨、堂而皇之地流布于中國，國人則如對待中國史一樣，認其為“信史”。這既是特定歷史時期學術史上的一個盲區，也是早就被指責過的一種“拿來主義”錯誤;西史辨偽運動正是在新的世紀路口，對此進行歷史的檢討和訂正，進行系統的思辨和察疑。與其說是對西方史的一種辨偽和批判，毋寧說是中國信史傳統向世界文明史的一種回歸和要求。

3.“西史辨偽”不是“西方偽史論”

? ? 2010年代西史辨偽學者發起對西方歷史的真偽進行辨別的學術運動，我們稱之為“西史辨偽”；而反對西史辨偽的學術觀點，堅持西方中心史觀的人們則使用一個近于藐視的名詞——“西方偽史論”來指稱這場學術運動。

? ? 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西史辨偽”也必須從“正名”開始。西史辨偽指對西方中心論所編定的世界歷史重新審視，對其真偽加以辨別，剔除其虛構的偽史部分，重寫正版的世界歷史，找回中國文化的話語權。而“西方偽史論”源于反方對西史辨偽不斷攻擊而慢慢形成的一種蔑稱，其意涵則是：以西方中心論為基礎形成的世界歷史并無不當，而“西方偽史論”者以某種狹隘的民族主義論調，歪曲事實硬要將現代版世界歷史論證為偽史。顯然，這兩個概念的立場、方法，所站的歷史高度完全不同。一個是西方中心論的立場，一個是中國文化、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立場，其性質乃至歷史方向也迥然不同。區別兩者的內涵，屬不同站位的大是大非問題，不可尋常視之。

? ? 這場“西史辨偽”運動針對百年前否定中國古史的“古史辨”，反其道而行之、專門對西方偽造歷史的事實進行揭露，一經展開便呈現出星火燎原之勢。正如田辰山教授在第三屆論壇致辭中所講的那樣，“西史辨偽是一個全世界都必須關注的大事，因為它直接關系到人類要選擇什么樣的文明形態與道路，才能克服面臨的嚴重生存危機，才得以繼續存活與健康延續下去?！蔽魇繁鎮伪仨殘猿窒氯?，乘勝追擊，擴大戰果，以期徹底消除西方中心論的影響，使學術研究真正回歸到中國文化大道上來。

4.西史辨偽成果舉隅——創建中國學派，發出中國正聲

西史辨偽學派出版的部分學術專著書影

? ? 西史辨偽的觀點也反映在了學術期刊的文章中。如《中國社會科學》雜志2024年第10期刊登北京師范大學韓震教授的《古希臘羅馬文明的地中海文明屬性——關于歐洲文明連續性神話的審視》，文中承認：“從古希臘羅馬到現代歐洲，歐洲文明的連續性敘事是19世紀以來歐洲學術界構造的神話?！边@里，“19世紀以來歐洲學術界構造的神話”，明確指控19世紀的歐洲學術界偽造歐洲歷史。再如，中國社科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的副研究員梁孝在其《反思現代西方“神話”歷史：“古希臘起源”、霸權意識和回溯式目的》一文中寫道：“在18世紀以前，西歐主要國家的歷史基本上是虛構的歷史?！盵18]還有，《歷史研究》2024年第9期刊載華東師范大學孟鐘捷教授《“多源現代性”視域下德意志啟蒙思想家的中國知識生產》一文提出：17世紀末到19世紀初，德意志學者以各種方式理解、消化、評判中國文化，通過中國知識生產，完成德意志性乃至歐洲性的自我建構。這樣的觀點，無疑都是西史辨偽運動影響的結果。

? ? 值得注意的是，東北師范大學世界文明史研究中心唐科教授與李孝如博士在《史學理論研究》2025年第1期尚聯名發表了題為《比較視野下的近代西方古史辨偽研究》的文章，對于西史辨偽的研究不再諱莫如深。

? ? ***在《求是》雜志（2025年第8期）發表《加快建設文化強國》中指出：建設文化強國，事關中國現代化建設全局，事關中華民族復興大業，事關提升國際競爭力。強調：要錨定2035年建成文化強國的戰略目標，植根博大精深的中華文明，不斷增強人民精神力量，筑牢強國建設、民族復興的文化根基。 ? ?

? ??國家設立中國歷史研究院的目的，正是為了從西方中心論的窠臼中掙脫出來，創建中國學派，發出中國正聲。2025年4月16日，在第四屆西史辨偽論壇預告中，西史辨偽同仁發出以下呼吁：

? ? 西史辨偽，打造中國學派，需要下一番辨別真偽的功夫，“去粗取精、去偽存真”“古為今用，洋為中用”，反對雙重標準，堅持實事求是、無征不信的史學原則。發出中國正聲，必須突出中國立場，彰顯中國價值，弘揚中國精神，清晰界定中華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中的歷史地位。反對西方中心主義，破除西方偽史，向世界展示悠久燦爛的中華文明，是西史辨偽的基本出發點。

? ? 天下興亡，匹夫有責！西史辨偽同仁不懼勢單力薄，堅持反對西方中心論，破除西方偽史，弘揚中華文明。鶴鳴九皋，聲聞于天！

結語：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

? ? 西史辨偽運動的出現，不啻于在沉悶的世界歷史領域炸響一陣驚雷，使得萬馬齊喑的史學界出現戰馬的嘶鳴聲。

? ? 曾幾何時，一些販賣“西方古典學”及相關學科的“學術領頭人”及專業學者，對于質疑西方偽史的聲音表現出一種充耳不聞、不屑一顧的態度，認為那些在野民科翻騰不起什么大浪，于是采取閉目塞聽、視而不見的態度，以為可以尸位素餐、照常度日；豈料西史辨偽運動在互聯網的加持之下迅速擴展壯大，目前，活躍的西史辨偽自媒體數以百計，其“鐵粉”更是不計其數。那些書齋中的“西方古典學”學科“權威”就再難鴕鳥埋沙了。如果真的擁有真理，不妨放下身段，學會與人平等相處或交流，或者也可以對西史辨偽的具體觀點、論據、論證，發表自己的高論或不同意見，就具體內容展開討論，以理服人，完全可以以此來維護自己的權威形象。然而，不幸的是西史辨偽掌握了真理，受到時代的召喚；而反方始終拿不出令人信服的論據，支撐大廈將傾的西方中心論。要不然，西史辨偽運動經過了十余年的發展，卻看不到一篇像樣的駁論文章出世，可見西方中心論的偽史實在是千瘡百孔，朽木難支。于是那些專業領域靠此啖飯的學者，惶恐不安，生怕自己平生所學付諸東流，其中或有不乏心理較為陰暗的主，想到了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陰招，祭出下三濫的手段，煽動不明真相者惡意投訴，以為這樣就可以陷人于阱、封人之口。

? ? 去年已經采取了包括采取了針對西史辨偽學者“釣魚式采訪”（6月份），針對“生民無疆”多平臺的自媒體封禁半年（7月份）等花樣繁多的種種陰暗手段，對西史辨偽進行污名化，極盡詆毀挖苦之能事；西史辨偽的個人專著自2018年以來一直被封堵、鮮能出版。這一次更加變本加厲，竟公然對眾多西史辨偽的知名自媒體賬號實行“群體封禁”！這種毫無學術底線、職業操守的卑劣行徑著實令人震驚！

? ? 這次事件的幕后黑手，無外乎或者是販賣“西方古典學”的既得利益者和某些心理陰暗者雇傭水軍惡意投訴，左右網管人員進行群體封禁；或者是一些西方中心論的擁躉，不甘心自身被迫退出歷史舞臺，而進行惡意搗亂攪局；更有可能是國外反華勢力利用資本的力量操縱其所掌控的互聯網平臺進行遠程狙殺。這幾天有關視頻披露的信息表明，一眾得手人員曾網絡集會、彈冠相慶，明確指向這是一種組織性、有預謀的構陷行為，其下三濫低級野蠻行徑，為文明法治社會所不齒。

? ??西史辨偽運動事關中國文化復興的大業，只有徹底破除西方中心論的歷史學基礎，建立中國學派，發出中國正聲，才能彰顯出中國文化的歷史價值。一切試圖阻擋中華文化偉大復興的圖謀，都注定不會得逞。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在這里，我們奉勸那些西方中心論的擁躉們，及早回頭，洗心革面、迷途知返；更要正告那些執迷不悟的違規、違法者停止鋌而走險，歷史車輪滾滾向前，螳螂擋車沒有出路！

? ? 學術乃天下之公器，非某些利益小團伙的私貨。學術爭論，有理說理，采取這種下三濫的做法，實在見不得人。希望國家網信辦管理部門，完善相關法規，支持正義之聲，打擊非法封禁正能量自媒體的惡劣行徑，肅清輿論環境，將這種丑惡的行為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使其幕后黑手無所遁形，“過街老鼠，人人喊打”！

? ? 疑中國古史之偽，如雞蛋里挑骨頭；求西方古史之真，猶沙子里尋金子[19]。兩者完全不可同日而語。文化復興，人人有責，西史辨偽，當仁不讓。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民之所欲，天必從之！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

2025年6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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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注：

[1]?[法]波舒哀《普遍歷史》節本，載劉小楓編《從普遍歷史到歷史主義》，譚立鑄、王師、蔣開君等譯，華夏出版社，2017年12月，第19頁。

[2] 梁啟超《讀西學書法》，上海時務報石印本（光緒二十二年）。

[3] 第一版缺第三冊（近代部分上冊），照片中該冊為第二版（1972年）書影。

[4] 周一良、吳于廑主編的4卷本《世界通史》（上古部分、中古部分、近代部分上、下冊），以五種社會經濟形態作為劃分歷史階段的標準，以階級斗爭為綱，系統地敘述了從人類起源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的歷史。第一版的《世界通史》把1917年作為世界現代史的開端，明顯受到蘇聯《世界通史》的影響。

[5] 吳于廑《關于編纂世界史的意見》，選自《吳于廑文選》，武漢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

[6] 周谷城：《世界通史影印版新序》，周谷城著《世界通史》，商務印書館1982年版。見張緒強、張強《世界古典文明史學科的創建者和推動者》，載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2021-08-04。

[7] 見全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網\作者：李賀 發布時間：2021-06-29。

[8] 洞穴隱喻的故事出自柏拉圖的《理想國》第7篇。施特勞斯洞穴隱喻以古典政治哲學的處境為柏拉圖的第一洞穴，現代政治哲學的境況是施特勞斯的第二洞穴，其首要任務是從第二洞穴上升到第一洞穴，然后再從第一洞穴上升到陽光中。他認為在現代啟蒙運動因其成功而瓦解之后，不僅現代政治哲學淪為了意識形態，而且哲學本身也失去了可能性與必要性，施特勞斯形象地稱這樣一種后現代處境為“第二洞穴”。

[9] 向榮《史料與中國的世界史研究》，見北外全球史公眾號2024年11月24日，文章來源：光明理論。

[10] 國家領導人提出要打造中國學派，發出中國正聲，恰恰說明世界歷史研究的現狀還沒有形成能夠發出中國正聲的中國學派。

[11] 1909年日本學者白鳥庫吉在東洋協會評議委員會上的講演中，提出了轟動史界的“堯舜禹抹殺論”。他說：厘清中國哲學就要研討中國古代傳說，傳說的思想背景為儒學，其中可置疑而當否定的是有關“堯舜禹”的傳說。

[12] 19世紀初較早出現質疑中國上古史的作品，是荷蘭學者德勝（Isaac Titsingh）在1805年完成的一篇題為《基于日本人觀點的中國年代學評論》的文章；之后，在傳教士之間出現大量污名化中國古史的討論。詳見吳義雄《十九世紀前期西人對中國上古史的研討與認識》，載《歷史研究》2018年第4期。

[13] “From M. Deguignes to M. Titsingh,”Paris, 18th February, 1787,?The Asiatic Journal and Monthly Register for British and Foreign India, China and Australia, vol. viii, new series, 1832, pp.18, 19。

[14] 第一屆西史辨偽學術論壇得到北京太人經典中醫技術有限公司向前靜先生的贊助。

[15] 王向遠《從東方學史看百年來我國東西方文化問題的四次爭論》（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東方學體系建構與中國的東方學研究”（項目編號：14ZDB083）的階段性成果），載《山東社會科學》2020年第四期，第56-58頁。

[16] 第二屆西史辨偽學術論壇得到太原大鼎實業有限公司的贊助。2017年9月，諸玄識《虛構的西方文明史》首發式在太原舉行，也曾得到太原大鼎實業的贊助。是為西史辨偽論壇主要發起人的首次聚會。

[17] 參看王向遠《從東方學史看百年來我國東西方文化問題的四次爭論》（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東方學體系建構與中國的東方學研究”（項目編號：14ZDB083）的階段性成果），載《山東社會科學》2020年第四期。

[18] 梁孝《反思現代西方“神話”歷史：“古希臘起源”、霸權意識和回溯式目的》，載《中國礦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4年6月26日網絡首發。

[19] 這里，“金子”譬喻坐實“西方偽史”之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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