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在大學讀書的時候，就非常地崇拜胡適，而且對胡適所有的著作文章都非常清楚，后來他還把這些資料寄給胡適。胡適曾經說過一句話：“李敖比胡適更了解胡適。”下文節選自李敖的《胡適研究》一書。

播種者胡適

山下綠叢中，
露出飛檐一角，
驚起當年舊夢，淚向心頭落。
對他高唱舊時歌，
聲苦無人懂。
我不是高歌，
只是重溫舊夢。
——胡適：《舊夢》

中國現代史上有一件大事。在民國六年的一月里，一個貌不驚人的老頭兒到了北京大學，這個老頭兒就是蔡元培。

他當時要物色一個文科學長，他的朋友北京醫專校長湯爾和推薦了一個人，這個人就是正在上海辦雜志的陳獨秀，雜志的名字叫《新青年》，那時候剛出了十五個月。

陳獨秀一到北大，立刻跟一些有新頭腦的教授合了流，最有名的是沈尹默和沈兼士，還有那要排斥四十歲以上老家伙的錢玄同。

這些年輕的教授們頗有“萬事俱備”的條件，他們想施展，可是找不到真的方向、主要的方向。在摸索中，他們忽然感到清涼了、爽快了、豁然開朗了，他們興奮地互相告訴，他們每個人都感到有陣風來了。——那是東風！

東風來了，來自美國的哥倫比亞大學。民國六年的九月里，北京大學來了一個二十六歲的新教授，蔡校長仔細看了看他，然后露出高興的表情——他找到了，他找到他最需要的酵素，他立刻喜歡了這個“舊學遂密”“新知深沉”的年輕人。

北京大學熱鬧起來了！梁山泊上又是添了幾條好漢，他們是：胡適之、劉半農（復）、周豫才（魯迅）、周豈明（作人）……

北大新添進了新血輪，北大開始蓬勃了！

七年一月，《新青年》以新面目出版了，六個教授輪流編輯，想開始為中國奠定“非政治的學術基礎”，培養一個思想自由的批評風氣。

那一兩年間，他們最大的成績當然是胡適領導下的文學革命。這個革命在建設方面的成績，第一在救活了當時癱瘓的國語運動，因為沒有文學的國語就不會有真正的國語；

第二把歷來不登大雅之堂的“俗文學”變成了正宗的“白話文學”，正名為“國語文學”；第三產生了新的白話文學作品；第四介紹了歐美的新文學，給國語的歐化做了起點。

乍看起來，文學革命好像只是一種形式的改革，一種文字體裁的解放，其實形式和體裁對內容有重大的影響，形式和體裁的束縛會斫喪精神的自由，使良好的內容不能充分表現。

所以文學革命既然被肯定，新思想和新精神必然會跟著到來。胡適首先看到這一點，他立刻把消極意味的“八不主義”改成了肯定語氣，他告訴人們：

一、 要有話說，方才說話。
二、 有什么話，說什么話；話怎么說，就怎么說。
三、 要說我自己的話，別說別人的話。
四、 是什么時代的人，說什么時代的話。（《建設的文學革命論》）

非常明顯的，這四行句子的的精義所在已經不止于文字方面了，它們明白地指出了一個思想的新方向。

民國七年的六月里，《新青年》出了《易卜生專號》，胡適寫《易卜生主義》，初次宣揚那個“真正純粹的個人主義”，他借著西方近代一個最有力量的文人的筆，借著簡明有力的白話文字，鼓吹“睜開眼睛來看世間的真實現狀”：

明明是男盜女娼的社會，我們偏說是圣賢禮義之邦；明明是贓官污吏的社會，我們偏要歌功頌德；明明是不可救藥的大病，我們偏說一點病都沒有！

卻不知道：若要病好，須先認有病；若要政治好，須先認現今的政治實在不好；若要改良社會，須先知道現今的社會實在是男盜女娼的社會。

在那篇長文里，他鼓吹“說老實話”，攻擊“腐敗家庭”、攻擊“死板板”的法律、攻擊“處處反乎人情”的虛偽宗教、攻擊“許多陳腐的舊習慣”——道德、攻擊社會對特立獨行的“搗亂分子”的壓迫、攻擊他最恨的“那班政客”。

他一下子攻擊了這么多傳統的丑臉，所用的，只不過是一個西化文人手中的一桿新槍。

很快的，非常明顯的，胡適把他走的路放寬了，文學革命很快地從一個目的變成手段，又從手段導出許許多多的目的。

在短短的兩三年間，他用新方法整理了斷爛朝報的中國哲學史，澄清了浮夸淫瑣的文字障，創立了新式標點，宣傳了“不朽”論，介紹了實驗主義，攻擊了孔家店和舊式的父子問題，改革了不合人情的喪禮，鼓吹了女權和新的性觀念，最后印出了《嘗試集》，把中國文學帶到了一條新路與生路，在南社橫行排律成風的規摹里，使老朽們面對了新詩。

這兩三年的努力簡直是奇跡，一篇文章帶起了一個思潮，一個思潮引起無數的響應而匯成一個運動，每個運動都以《新青年》為源頭。這時候，胡適代表了開明進步中國人的心聲與良知。

在南方，一位深思遠慮的革命領袖把眼光投射到北京。他肯定了這“一二覺悟者”所引起的“思想界空前之大變動”。

他在民國九年寫信給海外同志，告訴他們“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賴于思想之變化”。他極力贊美從北方起來的那個變化，還為它起了一個美麗的名兒——“新文化運動”。

民國八年間，有件事情對胡適來說可能是不幸的，那就是五四運動。五四運動把胡適所希望的一個單純的文化運動轉變為政治運動，擾亂了他那為中國建立非政治的文化和思想基礎的夢想。

對這個夢想的達成而言，五四顯然是一條岔路。新文化運動本來該是針對辛亥革命二次革命而做的非政治的革命，當時那些健將們都相信難有思想革命成功，政治革命才有了真正的保障，才不會一垮再垮。

半道殺出的五四運動對新文化運動當然有“廣為流傳”的貢獻，但它也未嘗不是新文化運動的“罪人”，因為它使許多優秀的知識分子都紛紛忍不住了，紛紛忘了真正的深遠的使命了，他們不怕“任重”，但卻有點嫌“道遠”了。

最后，他們終于暴露了狂熱的本質，選擇了感情的求近功的反應方式，大家都不肯再靜下心來研究問題了，大家都跑到十字街頭，投身到黨派的陣營里，高倡他們的主義去了。

首先忍不住的是陳獨秀和李大釗，他們發起了談政治的《每周評論》，只有胡適仍然守住不談政治的諾言。七個月后，軍閥捕去了陳獨秀，胡適接辦這雜志，那時正是安福盛行和會分贓的時代，知識分子們閉口不談具體的政治問題，卻高談馬克思和無政府。

胡適于是“看不過去了，忍不住了”，“方才有不能不談政治的感覺”，而“發憤要想談政治”。

在三十一號的《每周評論》里，他發表了他的政論的導言——《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他認為：

“主義”的大危險，就是能使人心滿意足，自以為尋著包醫病的“根本解決”，從此用不著費心力去研究這個那個具體問題的解決法了。

這是胡適第一次走出書齋來談政治，可是談得非常礙眼，北方的社會主義者、南方的無政府主義者都罵他，這是很自然的事。

因為思想的訓練不同，看問題的方法自然兩樣，胡適著重的是一點一滴的解放、具體的問題、必要時的存疑和個人的獨立思考的機會。

胡適選擇了一種non-punitive reaction，對國家大事，訴諸理智而非情緒，重實證而反對狂熱，他勸人不要為了“目的熱”就導出“方法盲”，因此，他澆了別人的涼水。他也知道自己惹人討厭，于是他自比做了一只烏鴉，孤獨地唱了一個小曲兒：

我大清早起，
站在人家屋角上啞啞地啼。
人家討厭我，說我不吉利——
我不能呢呢喃喃討人家的歡喜！
——《老鴉》

其實談政治對他是一件苦差使，他寧愿寫一篇一萬字的李覯的學說，也不愿寫二百字的社論，可是既然談了，就不容易停手，從此便開了胡適談政治的局面。

但他談政治的表現卻經常是輕人之所重而生人之所輕，在眾人高叫打倒“資本主義”、“資產階級”、“封建勢力”、“帝國主義”的時候，他卻說我們真正該打倒的“是貧窮、是疾病、是愚昧、是貪污、是擾亂”；在大家高叫暴力的革命的時候，他卻說我們應該走演進的路，從事“自覺的改革”。

民國十八年，他的《人權論集》中的文字給他帶來另外一種麻煩，一度黨部曾請政府警戒他，鬧得極不愉快，他只好引用鸚鵡救火的故事來告別上海。其實鸚鵡是招人喜歡的，既然連鸚鵡都不能做，他只好再做一次烏鴉。

九一八事變帶來了一個新刺激，幾個老朋友的“挾持”，又引起了胡適大談政治的熱心，他創辦了《獨立評論》，說“一般人不肯說或不敢說老實話”，同時討論當時的幾個大問題，其中民治與獨裁的討論便是影響深遠的一場戰。

五四前后，中國似乎已沾染了十九世紀以來的“多方性”(multanimity)，思想的分歧愈演愈烈。在外表上，雖能保持一種“局促的平衡”(uneasy balance)，但是內部的醞釀還是很熱烈。

九一八事變帶給人們一種新刺激，憂國之士個個都急于盤算如何使中國趕緊強起來，正巧當時正是獨裁統治最流行的季節，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德國的希特勒、奧國的陶爾斐斯、蘇俄的斯大林，甚至美國推行“新政”的羅斯福，都是時代的寵兒。

“新式的獨裁政治”彌漫了整個世界，大家都覺得這是最時髦的政治趨向，一些中國的知識分子居然也開始對民主與議會懷疑了，尤其是胡適的幾個朋友，像蔣廷黻、錢端升、吳景超、丁文江，這些受過完滿的英美教育，“受過民主政治極久的熏陶”的人，竟也紛紛宣言非行獨裁制度不可了。

胡適早在《獨立評論》第一期里，就抨擊過這種時尚的政論，他那時就主張：“我們不信‘憲政能救中國’，但我們深信憲政是引中國政治上軌道的一個較好的方法。”（《憲政問題》）一年半后，蔣廷黻、錢端升、吳景超、丁文江等人的文字大量沖來了，涌起了一片擁護獨裁的浪潮。

這時候胡適當然忍不住了，他不能讓他的信念在左右兩派的極權夾擊中倒下去，他不得不孤獨地抵抗這種浪潮，這個抵抗持續了十五個月，為了“對一般求治過急的人下一種忠告”：“歷史的大趨勢不能完全取證于十幾年的短期事實”，該“把眼光放得遠一點”。

他說他深信英美式的民主政治是幼稚園的政治，而近十年中出現的新式獨裁政治真是一種研究院的政治；前者是可以勉強企及的，而后者是很不容易輕試的。……兢兢業業的學民主政治，刻鵠不成也許還像只鴿子；若妄想在一個沒有高等學術的國家造成現代式的獨裁政治，那就真要做到畫虎不成反類狗了。（《一年來關于民治與獨裁的討論》、《東方雜志》三十三卷一號）

這種鮮明的表示，雖然使他又一次做了烏鴉，但是無疑的，他給懷疑民主的人士打了一劑強心針，向擁護獨裁的學人敲了一棒子。

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當局聯名通電全國，終于公開表示了“中國今日之環境與時代實無產生意俄政制之必要與可能”，這真是一個重要的抉擇，也是民國史上劃時代的大事，從此以后，沒有人再處心積慮地懷疑中華民國的政體了，大家在民主憲政的遠路上看到了第一塊里程碑。

民主二字早在五四時代就叫得滿天響，當時最時髦的口號是德先生（民主）與賽先生（科學）。但四十二年后我們重看那些文獻，我們會感到他們與我們之間有著不同的語意。

為這兩個詞兒，他們缺乏冷靜而深入的理解，而他們氣質上的狂熱，又恰恰與德先生賽先生的基本精神不相容，因此他們對民主與科學的“信念”是不能生根的，甚至是錯誤的：

談科學的人，甚至把唯物辯證法都誤認做科學，談民主的人，不去平心靜氣地做一個阿斗，卻整天瞪著眼睛做革別人命的張飛，“民主”泛濫至此，談政治的知識分子如何能有所歸呢？陳獨秀從無限辛酸的經驗中，臨死前才悟到對民主政治的“最后見解”，與胡適分而又合了。

四十年來，能夠“一以貫之”的相信他所相信的，宣傳他所相信的，而在四十年間，沒有迷茫、沒有轉變、沒有“最后見解”的人，除了胡適之外，簡直找不到第二個。

在這一點上，我們不能不肯定他的穩健與睿智，和他對中國現代民主思想的貢獻。我們不能不說，這只好唱“反調”的烏鴉，確實具有遠見。而這種遠見，就百年大計的建國事業來說，顯然是必需的。

建國事業的重要基礎當然是教育。教育是最可靠的投資，但也是最緩慢的投資。可嘆的是，這幾十年來，謀國之士都不能忍受這個看來“曠日彌久”的辦法，總認為在國勢岌岌可危的局面下，要想憑教育救國，簡直是一件緩不濟急的事。

戊戍維新時，王照勸康有為多立學堂，等風氣變了，再行新政，可是康有為答他說：“列強瓜分就在眼前，你這條道如何來得及？”

三十年后，王照在他的《小航文存》里嘆氣道：“來得及，來不及，是不貼題的話。”三十二年若一切放棄，一意培養人才，對國家的益處會比任何政治改革都來得大！

民國十五年的冬天，胡適在歐游道路上寄了一封信給徐志摩，他強調：“不妄想天生狄克推多來救國，不夢想捷徑而決心走遠路，打百年計劃。”

“我想我們應該發憤振作一番，鼓起一點精神來擔當大事，要嚴肅地做個人，認真地做點事，方才可以對得住我們現在的地位。”（《歐游道中寄書》）

當時他準備“回國后即積極做工”。回國后雖在新月社、北大復興和獨立評論幾方面有過積極的表現，但理想中的百年計劃的“大事”還沒有機會施展。

直到抗戰后就任北大校長，他才提出了“爭取學術獨立的十年計劃”，要想“在十年之中建立起中國學術獨立的基礎。”

他認為“要做到這樣的學術獨立，……中國此時應該有一個大學教育的十年計劃，在十年之內，集中國家的最大力量，培植五個到十個成績最好的大學，使他們盡力發展他們的研究工作，使他們成為第一流的學術中心，使他們成為國家學術獨立的根據地”，“只有這樣集中人才，集中設備，只有這一個方法可以使我們這個國家走上學術獨立的路。”（《獨立評論》，三十六年九月二十八日）

這個意見一出，立刻得到國中熱烈的批評和討論，大家至少承認聽任高等教育與學術自然演變是不好的，有計劃的發展是避免不了的。但是很快的，大陸變色了，這個計劃也就跟著流產了。

十一年后，一九五八年的四月十日，胡適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長。他以吳大猷先生所擬的《長期發展科學的方案》為藍本，經商討后，八月二十二日就獲得政府的支持，五個月后就正式成立了“國家長期發展科學委員會”，主席和副主席由中央研究院院長和教育部長兼任，象征著最高學術機構與最高教育機構的合作。

從一九五九年度到一九六一年度，只靠著不能算多的臺幣，非常有限的美金，一個執行秘書，三個專任職員，就把這個計劃奠定了事實上的基礎，“使這件百年大計在最艱難的環境里有一點微細的開始”，這不是中國現代史上的大事嗎？

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九日，在“國家長期發展科學委員會”的委員會議上，胡適說了一段很令人深省的話，他說：

……這是一個起點，一個有希望的起點。在這樣很困難的情形之下，我們能夠有一億一千萬臺幣用在“長期發展科學與技術的研究”的開山工作上面，我們至少可以說科學已開始得到“重視”，開始得到“資助”了。

我們當然不可感到滿足，我們至少應該感覺我們的責任之大。我們應該感覺古人說的“任重而道遠”五個字的意義。為國家計劃發展科學，這個責任“不亦重乎？”我們的任務是“長期發展科學”，“長期”“不亦遠乎？”

……兩年的工作，只做了一點探路的工作、開路的工作。從今天起，我們可以平心靜氣想想這條“遠路”的藍圖了。（《發展科學的重任和遠路》，《新時代》，一卷二期）

這才是胡適的真精神！能夠抓到這種新精神而加以肯定，我們才能肯定胡適在中國現代史上的真價值和真貢獻。

我們只消肯定他在文學革命的貢獻、新文化運動的貢獻、民主憲政的貢獻、學術獨立和長期發展科學的貢獻，我們就可以“論定”他對我們國家走向現代化的貢獻了，除此而外，一切都是余事！

在上面的一系列的肯定里，我必須抱歉我沒有肯定胡適在學術上的地位。在邏輯上，我說這話并非意謂著我在否定他。

我只是認為這屬于胡適個人的小問題，或者他影響下的那個“新樸學集團”小問題。梁啟超說胡適“學問成家數”，至少我個人，我不承認在嚴格的尺度下，胡適是“哲學家”和“史學家”，我寧愿承認他是一個褪了色的詩人、一個落了伍的外交家、一個最卓越的政論家、一個永不停止的真理追求者。

但是他對幾個重大問題追求的“純度”，也許還是有問題的。例如他以一個曾經“很熱烈地頌揚西方的近代文明”的人、一個曾經主張“全盤西化”的人，居然花極大部分的時間與精力在東方“學術”的考證上、辨偽上，而美其名曰“打鬼”、曰“解放人心”、曰偷關漏稅的思想方法訓練，這是不能教人心服的！

如果我們說他所以如此，乃是為了滿足他個人的一點“歷史癖”、“考據癖”，我們反倒會同情，反正他的天才過剩，不浪費一點，他是難受的。

他不在推行“全盤西化”上認真，卻在吳稚暉筆下《〈國故〉的臭東西》上認真，認真搞他自己筆下的那種“開倒車的學術”，寧肯犧牲四五十條的“漫游的感想”來換取“白話文學史”的上卷，毫不考慮兩部著作對世道人心孰輕孰重，這是他的大懵懂！

以他唱重頭戲的地位，四十年來，竟把文史學風帶到這種迂腐不堪的境地，脫不開乾嘉余孽的把戲，甩不開漢宋兩學的對壘，竟還披著“科學方法”的虎皮，領著“長期發展‘科學’委員會”的補助，這是多么不相稱的事！

我們現在是文化沙漠，胡適的重要在于他能運用他的遠見、聲望與“親和力”，為沙漠打幾口井。至于能不能使荒涼已久的沙漠變成綠洲，那還是一個非常顯然的未知數！這個關鍵不在胡適，而在胡適找不到真正認識他的“遠景”的人。

他們只會頂著胡適的招牌，只會送他蟠龍的大花瓶，只會利用胡適的無為與寬厚，辦那些學術與人情分不開的事業，中國過去的教育與學術已經斷送在他們手里，如今他們又圍來了，我不敢斷定胡適之的良法美意不栽在他們的手里！

別看他笑得那么好，我總覺得胡適之是一個寂寞的人，其實這年頭兒，凡是有點真“人”味兒的，沒有不寂寞的，何況是有個性的人呢？

在人生大節上，胡適有他自己的新“儒行篇”，他自始至今不信權威、不信教條、不信圣人之言、不信“舊道德的死尸”、不信兩千年前空洞的舊經典能解決二十世紀復雜的新問題。

在這生化轉變的大世界里，日新月異的新時代里，胡適始終在變化的環境里維持他的人格、觀點和氣焰。他有不少intellectual arrogance，有人罵他是“學閥”，至少我是贊同的，我不覺得這詞兒有什么譏貶的意味。

相反的，對這些只會浮議、毫無風骨的窮酸文人，閥又何妨？四十年來，胡適被窮酸文人的浮議罵慣了，他才不在乎這些，有的甚至寫洋灑千言的專書罵他，他只覺得好玩。

他最喜歡的一句話是：“You can`t beat something with nothing ”。他說：“只要我們有東西，不怕人家拿‘沒有東西’來打我們。”我要給他補一句：“只要我們負責任，不怕人家拿‘不負責任’來罵我們。”補全了，才是他“個人主義”的真精神。

現在一些人攻擊胡適的個人主義，憑良心說，這一冷箭實在放錯了。胡適所提倡的乃是“健全的個人主義”，英文是individuality，可譯作個性主義，這主義的特性有兩種：

一種是獨立思想，不肯把別人的耳朵當耳朵、不肯把別人的眼睛當眼睛、不肯把別人的腦力當自己的腦力；二是個人對于自己思想信仰的結果要負完全責任，不怕權威、不怕監禁殺身，只認得真理，不認得個人利害。（《非個人主義的新生活》）

細讀這段文字，才會知道什么是胡適之的個人主義，才會知道獨立的與負責的個人主義實在不是什么不得了的洪水猛獸，乃是一個極普通的大丈夫所應具有的一點最起碼的人生態度。

“不教別人牽著鼻子走”，這不是大丈夫的獨立精神嗎？“好漢做事好漢當”，這不是大丈夫的負責氣概嗎？做大丈夫不是每個男子漢起碼的要求嗎？這樣的個人主義還有什么可非議的嗎？

知道胡適這種基本態度，才會明白為什么他主張“用負責的態度，說平實的話”；為什么他“不說專為大家拍手叫好的話”；為什么他不在外國說、租界說，卻一定要跑回國內來說話；為什么朋友被抓起來，他不說“抓破臉”的話；在他眼中，為輿論坐坐牢，算不了什么，并沒什么不像話。

胡適就是這么一個大而化之的人，如果我們盼他熱情多于理智、傻勁近于俠義，那我們一定會失望的。

這種情形，對一國眾望所系的胡適說來，當然是美中不足的，但也是無可奈何的事，他并不想逞快，打翻了一鍋粥，這種委曲求全的微意，都充分顯示了他是一個自由主義的右派，一個保守的自由主義者，在急進者的眼中，太不夠火辣辣了。

但在許多方面，胡適也絕非冷冰冰的人：他懷念周作人，不止一次到監獄看他；喜歡南港的小學生，為國民學校捐巨款；贊助北平的助學運動，也破例賣字；聽說一個年輕朋友的褲子進了當鋪，立刻寄去一千元，……

從這些小故事上，我們可以看到胡適為人熱情的一面。但他的熱情絕不過度，熱情的上限是中國士大夫，下限是英國紳士。

他在講課時，天冷了，看到女學生坐在窗邊，他會走下講臺親自為女弟子關窗戶，這是他的體貼處，但當女學生瘋狂地追他的時候，他絕不動心，他只在給張慰慈的扇子上寫著：“愛情的代價是痛苦，愛情的方法是要忍住痛苦。”

在這點上，也許那寫Marriage and Morals的風流哲人會笑他，不過在保守的中國，他在這方面是白璧無瑕的。

沒有疑問的，胡適之是咱們這時代里的一個好人，他有所不為、他潔身自愛。按說以他的英年盛名，風云際會，四十年來，高官駟馬，何求而不可得？

何至于在車聲震耳的紐約寓樓，以望七之年，親自買菜作飯煮茶葉蛋吃？試看今日國中，能有幾人？無怪乎蔡爾德(M.W.Childs)說他是Sage of Modern China了。

顯然的，以胡適今天所處的地位來看，他還不是一個過時的人。過時的人社會早把他遺棄，至少不再重視他。可是從報章上、談天上、“名滿天下，謗亦隨之”的流言上，我們知道他還是一個毀譽交加的新聞人物，可笑的是亂罵胡適之的人和亂捧他的人一樣，統統抓不到癢處！

一個稍有現代化頭腦的人，一看就知道胡適思想只不過是一個“開放社會”(open society)所應具有的最基本的必要條件。

說他叛道離經則可，說他洪水猛獸則未必。基本在某幾點上，我們還嫌他太保守、太舊式，想不到這些平淡無奇的起碼言論居然還不為人所容，這真是中國社會的大悲哀！

說真的，在另一方面，我真希望胡適之是過了時的人了。胡適之不過時證明了我們四十年來沒進步。學術與時代的進步對個人來得快才好；學術與時代趕過胡適之總比還讓胡適之賣老命來得好。

胡適之是一個豪邁的人，他若能看到學術與時代跑到他前面，他又何吝于自己是個落伍者？

邱吉爾最愛引用的一句老話是希臘史家布魯達克所說的：“對他們偉大領袖無情，是強大民族的特征。”

胡適之是我們思想界的偉大領袖，他對我們國家現代化的貢獻是石破天驚的、不可磨滅的。雖然這樣，我仍希望我們的進步能向他們投擲我們的無情，只有這樣，才能證明我們是一個知道長進的強大民族。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博雅人文2025年06月16日 07:36湖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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