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研究從兒童友好城市建設的過程邏輯和內容邏輯出發，從制度建設、空間營造、兒童參與、服務供給、評估體系五方面對國際典型案例進行梳理總結，并對我國兒童友好城市本土構建路徑提出建議：在頂層設計上需從制度體系和法律保障出發，建??系統完善的制度框架；在具體實踐中關注多元特色的空間營造、優質普惠的服務供給、廣泛有效的兒童參與；在評估體系方面制定科學評估工具，構建具有反饋意義的循環評估模式。

關鍵詞：兒童友好城市；城市建設；兒童權利；兒童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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綱目

一、系統完善的制度框架是兒童友好城市建設的堅實基礎

二、多元特色的空間營造是兒童友好城市建設的必然途徑

三、優質普惠的服務供給是兒童友好城市建設的重要議題

四、廣泛有效的兒童參與是兒童友好城市建設的核心要義

五、系統科學的評估體系是兒童友好城市建設的規范保障

兒童是國家的未來、民族的希望。現代城市發展進程更多關注“整體人”的需求，忽視了對兒童等特殊人群的關照。城市發展帶動社會繁榮的同時更引發兒童發展的系列問題，表現在兒童權益被忽視、參與程度降低、服務供給不充分、活動空間被擠壓等方面，二者的協調發展存在諸多矛盾[1]。以人為本的城市規劃理念迫切要求現代城市建設以可持續發展和重視兒童為核心進行優化調整[2]，兒童福祉的保障與落實是衡量城市可持續健康發展的關鍵指標之一。為此，聯合國兒童基金會與聯合國人居署在第二屆人居環境會議上正式提出“兒童友好城市”概念，發起“兒童友好城市倡議”，旨在建立一個充分落實《兒童權利公約》的城市治理體系。兒童友好城市的建設不僅事關兒童福祉，更與當下及未來社會的健康持續發展息息相關，對保障兒童權利、實現城市高質量發展都具有重要意義。

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我國0～14歲兒童人口數約為2.53億，占總人口數的17.95%[3]。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近十年來我國城鎮化率增長至64.72%。這意味著在快速城鎮化時代，城市已成為我國兒童成長的主要空間[4]。為兒童發展創設良好適宜的環境是全社會的責任所在、使命所系。我國近年來有很多城市進行兒童友好試點的實踐探索，促進其在地化建設與發展。國家發改委等十部門印發的《關于推進兒童友好城市建設的指導意見》提出在2025年前開展100個兒童友好城市試點的目標，《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綱要》明確，兒童友好城市建設是一項重大工程，這些都指明了我國未來兒童友好城市建設的總體方向。由于此前實踐經驗薄弱、理論基礎不夠扎實，我國相關建設工作尚在起步探索階段，實踐模式有待優化總結[5]。基于聯合國發布的兒童友好城市總體目標體系及他國倡議目標，結合我國深圳、長沙等城市的行動計劃，本文將從兒童友好城市建設的過程邏輯和內容邏輯出發，從制度建設、空間營造、兒童參與、服務供給、評估體系五方面對國際典型案例進行梳理總結，以期為我國兒童友好城市本土構建路徑提供決策參考與可行性建議。

一、系統完善的制度框架是兒童友好城市建設的

堅實基礎

兒童友好城市建設是一項系統工程，體系化的政策框架與完備的法律法規不僅是保障兒童權益的重要基礎，更是建設兒童友好城市的先決條件。澳大利亞、芬蘭等國政府在兒童友好城市建設中的首要舉措即建立完備的制度框架和法律體系（見表1），確保各層級組織協作的機制化、模塊化和靈活化，從頂層設計上給予強有力支持。

1.構建層級分明、覆蓋全面的制度體系

（1）制定層級分明的建設制度，確保各級政府有效銜接溝通

建設兒童友好城市首先需要制定統一戰略與行動計劃以明確建設目標，其中，建立起各級政府間的權責劃分與協調機制是確保兒童友好城市有效建成的前提。澳大利亞各級政府在建設實踐中以其不同的地位及特點發揮著獨特作用，從“戰略、導則、規劃、行動”四個層次出發保障兒童友好城市建設的逐步落實。澳大利亞聯邦政府統領全局，負責制定全國性框架，推出國家層面行動計劃，如“保護澳大利亞兒童國家框架”[6]。各州政府在政策制度的指引下制定行動導則，為地方具體實踐方案提供指導，如新南威爾士州制定的“2022-2024年兒童與青年戰略計劃”[7]。城市政府作為方案的具體落實者，根據上級政府的行動計劃與導則，結合地方實際推行政策方案，確定兒童友好城市建設的具體項目的操作細則。社區作為管理體制中最基本的單元則負責兒童友好相關活動開展、環境營造等。芬蘭建立起“國家委員會—地方協調小組”的組織體系[8]，以實現國家與地方的雙向溝通銜接。2017年頒布的《兒童友好城市倡議》提出：國家委員會主要負責兒童友好城市建設的統籌規劃工作，包括建立交流平臺促進地方合作與經驗交換、制定保障兒童權益的相關法律法規等；地方協調小組的工作重點在于具體行動計劃的制定與落實，根據“兒童與青年理事會”反饋的青少年意見，對過程性與階段性工作進行指導監督。

（2）設立負責全國兒童友好城市建設的核心組織，實現跨部門協調和戰略伙伴合作

與兒童相關的問題很少能僅靠一個部門的行動得以解決，因此強大的核心引領和可持續的跨部門協調對于兒童友好城市建設至關重要。韓國設立兒童基金會委員會（KCU）總攬全國兒童友好城市的建設事務，一方面對各城市在建設中的法律頒布、自我評估、策略制定等工作進行指導，另一方面與其他相關部門及委員會保持交流協作，以實現建設中的多方力量參與[9]。德國參與兒童友好建設的城市必須指定一個市政聯絡點負責與其他協調機構溝通銜接，同時設立由兒童和市政部門利益相關方組成的指導小組，以確保建設過程的科學性和公開化，使其在政府問責與監督方面發揮強效作用。

2.提供兒童友好的強有力法律保障

與政策的柔性特征和方向指引作用不同，法律具有的強制性與約束力，能為兒童友好城市建設提供強有力的支持與保障。意大利政府1997年通過了題為《促進兒童與青少年權利和機會的規定》的第285/97號法律，以法的形式明確了落實兒童權利的相關規定與舉措，以增強兒童福祉。同時，為督促該法律的有效落實，政府還成立了配套部門與組織，對法律實施的相關環節進行監督管理。日本川崎市通過的《川崎兒童權利條例》將保護兒童權利納入法律，明確規定了兒童的七項權利，并在約兩年時間內通過舉辦近兩百次會議與市民和兒童交流意見，就條例的執行情況與相關建議進行咨詢[10]。此外，部分國家還從空間、醫療等方面為兒童友好城市建設提供多樣化法律保障，如2011年美國通過《健康兒童戶外法案》，1995年德國柏林頒布《兒童游樂場法》等。

3.對我國兒童友好城市制度建設的啟示

縱觀國際兒童友好城市建設的典型實踐，政策制度具有層級明、權責清、全覆蓋等特點，注重自上而下的頂層統籌指導和自下而上的地方實踐參與相結合。目前，我國在推進兒童友好城市建設過程中，大多以國家相關部門下發的文件作為精神指引，城市自行推進兒童友好城市的在地實踐。國家與地方的雙向銜接與有效溝通存在一定缺失，自下而上的反饋機制尚待完善，建設的系統性、綜合性和戰略性方面相對薄弱，這與我國兒童友好城市的建設處于起步階段存在一定關系[11]。

因此，我國在未來推進落實兒童友好城市建設的過程中，一方面要搭建自上而下的完備的組織體系，構建系統化兒童友好城市建設的政策框架。同時建立“1+N”跨部門合作機制，設立一個核心部門進行相關事宜的統籌規劃，與其他部門和領域專業人士協調配合，共同探索兒童友好城市的可持續發展。另一方面需自下而上的實踐探索，從行動層面確保政策規劃的有效落實。在實踐過程中需結合各城市各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和地理文化特色，探尋契合各地發展需求的兒童友好城市建設特色路徑。通過自上而下的組織領導和自下而上的實踐反饋的有效對接與不斷調試，發揮頂層設計的建設性作用。此外，應完善兒童友好的相關法律法規。目前我國關于兒童權利保護、兒童友好城市建設的法律法規較少，更多是呼吁性、引導性的政策文件。因此，我國需要出臺一系列法律法規為兒童友好城市的可持續發展提供必要保障。

二、多元特色的空間營造是兒童友好城市建設的

必然途徑

城市的文化理念往往通過其公共空間的建設與使用體現。兒童友好城市建設的關鍵是要建立一個系統全面、安全可靠、能促進兒童全面發展的友好空間和城市環境[12]。通過對國際實踐進行總結，發現兒童友好城市空間的打造主要包括戶外空間、街道交通和家庭住房空間三方面（見表2）。

1.因地制宜創設自然綠色的空間網絡

戶外公共空間是兒童與他人進行游戲、互動交流的重要場所。在充滿自然元素的綠色公共空間中，兒童不僅可以探索周圍的世界，更能夠自由開展富有游戲性和創造性的活動，增加他們對環境的了解和依戀[13]。丹麥首都哥本哈根市于2006年完成了立體停車場樂園（Park and Play）的建造，整個停車場樂園的設計在立體暴露結構的基礎上，通過在外墻設置錯落有致的綠植將自然元素融入其中，展現出宜人的空間尺度。其最大特色是在屋頂設置了無明顯年齡限制的運動游樂場，放置包括秋千、攀爬架、單杠等運動游樂設施。它的創建體現了在公共空間中融入綠色自然、自由平等、休閑愉悅、交往體驗的理念，為兒童提供了自由探索的趣味空間。日本川崎市的冒險游戲場地“童夢園”旨在保護兒童的游戲娛樂權利，通過空間營造促進其身心健康發展。整個游戲場地的室內外公共空間均建立在裸露的土地上，并根據區域自然環境特點在外部設置了自行車道、農田、花圃等，在內部設置了沙水區、小木屋等。此外，兒童可根據興趣愛好在游戲導師的指導下自行設計游戲玩具和制定游戲規則，通過在自然環境中與同齡人游戲，提高自主性和游戲性發展水平[14]。荷蘭埃因霍溫市十分重視兒童在戶外場所進行游戲時的安全性和自由性，在2016年根據頒布的《綠色政策2016-2026》，提出將城市中的自然游樂場、街頭公園、兒童農場等空間依據自然特色編織成網絡，學校通過這張“綠色地圖”帶領兒童參觀學習，開展自然教育和娛樂活動[15]。

2.“軟硬兼施”構建獨立安全的街道交通環境

街道是一個多功能集合的城市生活空間，交通運行是其首要功能。作為兒童友好城市空間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也被視為兒童戶外活動的游戲場[16]。目前許多城市存在道路安全系數低、公共交通缺乏有效監管等問題，道路交通傷害已成為兒童生活中的重大安全隱患[17]。荷蘭代爾夫特市霍夫多普街區（Poptahof）為了實現兒童的獨立安全出行，將道路進行人車分流，保留一條主機動車道與城市相連，設置人行步道和獨立自行車道。街區在住房、綠地等兒童頻繁出入的場地附近都設有寬度為2m～3.5m的步行路徑；在兒童專屬出行路徑上則用鋪設特殊地磚的方式提醒兒童注意安全，如在道路交叉口設置4塊并排的藍色地磚，以提醒路過的兒童停下瞭望[18]。澳大利亞維多利亞州為提高兒童的獨立活動性，組織實施“步行校車”（Walking School Bus）計劃，由家長等相關成人輪流扮演“司機”，將居住在規劃路線沿途的兒童以步行隊伍的形式安全護送到學校，此做法陸續被英國等多個國家效仿。菲利普港市在此基礎上發起了“綠燈工程”，以解決“步行校車”通過交叉路口時間不充足的問題。這一做法不僅提高了兒童加入“步行校車”的積極性，更為其安全出行提供強有力保障[19]。

3.按需合理打造溫馨舒適的家庭居住環境

家庭是兒童日常生活所處時間最長的環境空間，對其成長發展有著潛移默化的作用[20]。《兒童友好型城市規劃手冊》中包含“十項兒童權利與城市規劃原則”，指出要為兒童及其家庭提供數量充足和符合購買力的住房，保障土地所有權，讓他們能夠安全和有保障地生活、休息、玩樂和學習[21]。加拿大溫哥華市為解決當地住房成本增加、家庭育兒負擔增重等問題，在2020年通過了《面向育兒家庭的高密度住房導則》的最新修訂版，強調為兒童提供溫馨舒適的家庭居住環境。具體表現為：在住房項目的0.8km內需有學校、日托中心等場所，與公交站、游樂場等的步行距離不超過0.4km；家庭住房的空間布局體現育兒化需求，為兒童提供寬闊的室外開放空間和便于存取物品的儲物空間[22]。

4.對我國兒童友好城市空間營造的啟示

在戶外空間建設方面，我國許多城市的兒童公共游戲場地設計的自然性不足，形式單一[23]。場地內自然元素僅局限于木材、石頭、細沙等，綠植的覆蓋率偏低且整體設計缺乏美感和教育意義，未能體現自然元素在兒童成長中的促進價值。長沙、深圳等城市在建設過程中依據兒童友好理念將公共空間進行適兒化打造，但缺乏“點—線—面”的整體布局考慮，未將城市空間進行有效聯結。因此，在借鑒國外經驗的基礎上，我國一方面要注重因地制宜創設富有自然元素的兒童友好空間，以兒童友好理念為指引，充分利用地理環境的優勢創建具有自然、自由、創造特性的戶外空間場所，以優促劣，另一方面應從城市整體建設的角度出發，將城市的“點空間”與“線空間”聯系起來，構建交織連通的多功能復合型兒童友好戶外空間網絡。

在街道交通建設方面，現代城市中實施的交通政策更多考慮了汽車行駛的方便性，使兒童的出行高度機動化，街道交通空間的不安全性也使兒童獨立出行的概率降低，從而導致兒童面臨肥胖等健康問題[24]。我國各城市以保障兒童安全為核心目標，通過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使常見交通安全問題得到解決。如無錫市正在極力創建“海綿型兒童友好城市”，具體策略包括規劃兒童出行線路、打造“步行巴士”等。武漢等多個城市通過限制車輛通行、道路限速等措施來保證兒童出行街道的安全性[25]。此外，我國還需通過制定政策、制度來為街道建設提供方向指引。先從制度層面提出硬性標準與要求，再逐步落實到具體街道建設和交通管理中。同時，街道改造不應一味追求系統化、模式化，而應根據兒童出行的實際需要做出童趣化、特色化調整，設計并創建有助于兒童獨立出行的城市環境。

在家庭住房空間建設方面，我國的一些相關要求尚未得到有效落實，究其原因可能是家庭的公共性未被重視，導致在兒童友好城市建設中家庭視角缺位[26]。因此，在兒童友好城市建設的行動計劃與目標中，需明確家庭空間建設的重要性，通過組織相關活動和項目，向大眾宣傳家庭在兒童友好城市建設中的地位與價值，在此基礎上根據城市的實際情況對家庭住房進行改造，提供必要的生活設施設備與家庭關懷服務。

三、優質普惠的服務供給是兒童友好城市建設的

重要議題

兒童作為各方面能力處于發展中的特殊群體，需要社會各方力量的關心和愛護，提供優質完善的服務和活動支持是保障兒童權益的重要途徑。為兒童提供完善的、高質量的公共服務既是城市公民便利服務中最基本的內容[27]，更是兒童友好城市的首要特點。國際典型案例的經驗表明，兒童友好城市主要從全面福利保障和常態化的活動項目出發（見表3），構建優質普惠的服務供給體系。

1.以全面的福利支持與保障體系促進兒童健康成長

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州成立的“兒童和青年倡導者”組織（ACYP）旨在關注0-24歲兒童和青少年的安全、福祉和發言權等，尤其強調對弱勢群體需求的滿足。該組織針對一切與兒童和青少年有關的事宜進行討論，在接受殘疾兒童的咨詢中，對于無法解決的問題采用尋求專業人士幫助的方式解決，以期為更高質量福利保障體系的構建提供事實依據和參考[28]。越南胡志明市為實現困境兒童的無差別成長與發展，組織實施“兒童友好學習環境和弱勢兒童保護”項目、“違法兒童社區支持”模式等，通過融合社會多方資源，促進家庭、學校、社區之間的配合與協作，完善困境兒童的支持與保護體系[29]。白俄羅斯通過開展“希望志愿者中心”“平等的機會”等項目為孤殘兒童和老人服務，同時為殘疾兒童家庭提供早期干預、康復方案和托管等援助，旨在為兒童的健康成長提供綜合性服務，支持困境兒童發展。

2.以常態化的活動項目構建特色多元的服務體系

優質普惠的服務供給不僅體現在福利支持與制度保障上，更應體現在兒童生活的活動項目中。西班牙各地方政府及社會組織通過開展獨具特色的行動項目，以推動《兒童權利公約》的有效落實，并致力于營造多元化的兒童生活氛圍。如2014年開展的“促進阿爾梅里亞歷史中心的青年和跨文化同居”項目，為來自北非、西班牙、羅馬尼亞和厄瓜多爾等國的5-12歲兒童組織跨文化講習班，以促進彼此間的合作、尊重與積極共處[30]。

3.對我國兒童友好城市服務供給的啟示

我國在兒童友好城市建設的服務供給方面做了許多實質性工作，多個城市為兒童提供優質普惠的醫療保健服務，建立了較為完善的社會服務體系。如上海等城市設立母嬰室、兒童之家等場所，以解決兒童面臨的困境與問題，提升兒童生活的幸福感和舒適感。南京、成都等城市打造兒童友好社區，結合社區內家庭與兒童的實際需要，組織開展各項服務活動以提升社區的整體幸福指數[31]。深圳以大數據為支撐，建立兒童友好城市行動項目庫，旨在為兒童提供更加精準的服務。

我國雖然在服務友好方面有了較為全面的支持體系，但在全體兒童視角方面存在欠缺，對困境兒童的關注還不夠。對此，一是可借鑒白俄羅斯和越南的做法，為困境兒童提供托管中心和早期干預等服務，給予他們在學習生活方面的援助與支持。二是根據地區特色定期組織多樣化的主題活動和項目，如“關愛兒童”“服務奉獻”等主題活動，讓兒童切身體會到被關愛、被需要，實現身心的全面和諧發展。三是針對不同需求的兒童群體提供個性化指導與幫助，構建兒童問題咨詢與服務體系，必要時尋求專業人士的幫助和支持，為兒童的成長與發展提供充分的服務保障。

四、廣泛有效的兒童參與是兒童友好城市建設的

核心要義

兒童參與作為衡量兒童友好城市成熟程度的重要標志[32]，其含義是“根據兒童年齡和發展水平，兒童和成人在相互尊重的基礎上進行對話交流，積極參與各項決策，表達自身訴求”[33]。在兒童友好城市理念和相關政策引導下，加強兒童在規劃和決策機制中的參與逐漸成為城市建設發展的重要話題[34]。多國通過建立政府與兒童雙向銜接的平臺，在城市建設中納入兒童話語體系，多渠道傾聽兒童聲音，提高其參與的積極性（見表4）。

1.政府與兒童雙向銜接，共同推進城市建設

白俄羅斯設立兒童與青年議會，作為兒童商討、與政府交流對城市相關規劃建設和環境改造建議的平臺。此外，兒童還可以通過參加市政機關的新聞發布會進行學習交流。法國也成立了類似的理事會，兒童和青少年可每隔一周參加“影子市議會”和部分正式活動[35]，針對城市建設中的相關問題表達想法和感受，政府會將其中行之有效的建議付諸實踐。巴西市政當局成立青少年公民小組，定期召開社區論壇，由決策者、社區成員和青少年圍繞自身面臨的最具緊迫性和挑戰性的問題展開討論，以確保兒童和青少年的參與權利。

2.多渠道多維度傾聽兒童聲音，促進兒童有效參與

德國各城市在促進兒童的有效參與方面采取多種舉措。雷根斯堡市依據兒童在日常生活中的需求和對城市的真實感受，組織大量的活動，如游戲總體規劃、街區漫步、青少年城市玩家等。兒童在這些活動中發表觀點、進行協商，形成最終的項目方案，凸顯兒童的主體地位。哈瑙市各學校兒童代表通過建立市級組織與機構，針對城市一級的問題發表看法，真實有效地參與到城市規劃與建設中[36]。此外，沃爾夫斯堡開展兒童和青年參與項目的主持人培訓計劃，以實現更高質量的兒童參與。日本在此方面提出并實施了更加細致的舉措，新雪谷町市在《社區營造基本條例》中明確指出“未滿20歲的青少年及兒童擁有參與符合各自年齡的社區營造活動的權利”[37]，并在社區中成立面向中小學的營造委員會以聽取兒童的心聲，提高城市建設中兒童參與的積極性與有效性。川西市則是組織建立“兒童人權與教育”討論委員會，旨在尊重兒童參與權和意見表達權[38]。

3.對我國兒童友好城市兒童參與的啟示

在兒童參與方面，我國各城市通過實踐探索取得了許多成就。例如：深圳市在《深圳市建設兒童友好型城市戰略規劃（2018—2035）》中將建立兒童參與的長效機制作為中長期目標之一；寧波市在建立萬象城時為實現商圈增能和兒童參與的有機結合，以“需求、資源、項目”為基礎構建三足鼎立的服務模式，將兒童參與納入商業發展模式中；長沙市通過“我是規劃師”兒童主題繪畫活動，提取出兒童對城市空間建設的期望并依此對城市進行改造。但我國的兒童參與在政策和實踐中存在形式參與、無效參與等問題，兒童參與的有效性與影響力都需要進一步完善與提升[39]。

一是多渠道、多維度傾聽兒童聲音，保證參與的有效性。各城市可根據需要設置兒童理事會，選舉兒童和青年代表并定期收集兒童真實訴求，將其中有意義的想法和建議遞交給政府部門并督促落實。定期組織以兒童為主體的大型活動項目，提升其地位和影響力。二是全方位保證兒童參與，體現兒童的主體地位。政府從政策制度上保障兒童常態化參與，制定硬性要求保障兒童的參與權；社區采取多種形式為兒童的參與提供活動載體；學校根據兒童的年齡特點和個體差異組織多樣化的學習與娛樂活動，提高兒童參與的積極性。三是促進政府與兒童的雙向銜接，共同營造城市兒童友好氛圍。政府應自上而下給予兒童物質與精神支持，讓兒童處于被保護、重視中；兒童可根據在日常生活中的實際需求，向政府提出訴求建議，實現政府與兒童的雙向銜接。

五、系統科學的評估體系是兒童友好城市建設的

規范保障

建立一套完備的評估指標和監測體系，一方面能為兒童友好城市的創建與認證提供標準，另一方面可反饋建設中的相關問題與不足，制定改進措施以推動建設的進一步發展。為此，聯合國兒童基金會開發了全球性自我評價工具，為各國的評估提供具體可操作的指標和全面檢查清單。由于國家間存在差異，各國在實踐中根據自身特色與需要，主要從評估工具與評估模式兩方面出發（見表5），形成了客觀科學、具體多樣的評估和監測體系，推進兒童友好城市的建設實踐。

1.制定多層次可操作的科學評估工具

白俄羅斯從兒童友好指數這一概念出發確定評估機制和工具，圍繞教育和發展、城市兒童安全等七個方面的兒童福祉進行評估，從主客觀出發對各指標進行數據收集[40]。其中客觀數據來源于各地方執行委員會定期收集的統計數據，主觀數據則來自對兒童及家長開展相關調查后獲得的反饋。意大利設立專項技術委員會，對各城市兒童友好的發展狀況進行定期評估反饋。在地方層面，各城市根據當地實際情況制定自我評估工具。如佛羅倫薩通過建立多方使用的兒童友好社區檢查評估清單，收集兒童、家長、社區工作者、政府官員等對行動開展情況的反饋建議，以此建立相關數據庫并形成評估報告，為政策的完善和實踐措施的改進提供事實依據。芬蘭根據聯合國兒童友好城市建設的框架，結合本國實際建立起了具有獨特性的建設模型。該模型包含十個部分且都附有具體可操作的評估清單，用以監測行動的長期進展情況和評價各城市建設的階段性成果[41]。韓國則主要根據兒童基金會開發的全球自我評價工具設計相關問卷并開展大規模調查，收集父母、兒童和其他利益相關方對所居住城市的看法，在此基礎上國家青年政策研究所還開發了基于兒童友好概念的青年幸福社區指數進行數據收集[42]。

2.構建反饋改善的循環評估模式

日本建立了“地方評估—國家查驗并反饋意見—地方優化”循環模式的PDCA評估體系，尤其強調地方根據檢查清單進行自我評估與管理。首先，每年末各參與城市將兒童友好具體項目清單公布在專門網站上，征集公眾意見；其次，市町村結合自我評估和公眾意見編制年末評估報告，提交給聯合國兒基會日本事務局的兒童友好城市建設委員會；再次，委員會根據報告及地方實際情況，予以反饋意見和改進建議；最后，市町村綜合多方考量，參考委員會建議，制定下一年行動開展方案。此評估機制不僅有利于地方和國家的雙向溝通，而且能促進兒童友好方案的不斷優化。加拿大也建立了類似的循環評估機制，兒童友好城市認證有效期為三年，若市政當局希望繼續獲得認證，則需再次提交評估報告，以三年為周期參加新一輪評估。

3.對我國構建兒童友好城市評估體系的啟示

評估工作作為兒童友好城市建設各環節之間的聯結，在行動計劃的實施與改進中發揮著關鍵性作用。我國兒童友好城市的建設尚處在起步階段，大多只有評估清單而缺乏詳細的評價內容，且存在指標維度不清晰、操作不具體等問題。目前我國與兒童友好城市建設相關的監測評估數據的收集依賴于城市現有的數據庫和監測評估機構[43]。因此，應建立起兒童友好城市系統科學的獨立評估和監測體系，構建“反饋問題—改進完善”的良好機制，以推動兒童友好城市的高效建設與發展。

一是根據國家特點或城市發展水平進行個性化探索和差異化建設，制定特色兒童友好城市評估指標。如東部發達地區的兒童友好應更加關注快樂幸福的精神環境的營造，中西部地區則更強調兒童友好的基礎設施建設。二是確保評估工具的可操作性，根據每個城市兒童友好建設的發展階段，劃分基礎指標、提升指標、特色指標等，并確定對應的操作評估清單。三是實現評估工作與問題反饋的雙向銜接。通過對建設過程的實時監督和階段性評估，收集相關數據信息，形成監督評估報告，為制定改進措施和后續工作的有效推進提供可靠的事實依據。四是聽取多方意見，制定多方聯動的合作評估機制。

總之，兒童友好城市的創建需要政府、家庭、媒體、學術機構等相關方的積極參與，形成全社會合力建設的機制。

? ? [基金項目：本文系2022年重慶師范大學研究生科研創新項目“新時代西部鄉村兒童友好社區建設的機制與路徑研究”（項目編號：YKC22009）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 ? 雷雅嫻：重慶師范大學教育科學學院碩士研究生

? ? 吳小鳳：重慶師范大學教育科學學院碩士研究生

? ? 魏勇剛：重慶師范大學教育科學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 ? 本文原載《少年兒童研究》2025年第期，第79-87+103頁

? ? 點擊頁面底部“閱讀原文”可下載本文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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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排 ?版 | 孫 ? 普

? ? 審 ?核 | 弓立新

? ? 審 ?定 | 劉秀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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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年兒童研究》創刊于1988年，是共青團中央主管、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和中國少年先鋒隊工作學會等單位主辦的全國性學術期刊，主要探討少年兒童身心發展規律、少年兒童教育與保護、少先隊及兒童組織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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