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董迎春，廣西民族大學廣西民族文化保護與傳承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中國雜技藝術研究中心研究員。張艷秋，廣西民族大學文學院博士研究生。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藝術學西部項目“中國雜技基礎理論研究”（項目編號：22EE203）；廣西重點研究基地“廣西民族文化保護與傳承研究中心”建設項目（項目編號：2022KFXDM01）。

【摘要】廣西各民族在經濟貿易、族際通婚、節日文化和宗教信仰等方面不斷深化交往交流交融，形成了“以和為主”的多民族文化互嵌共生與融合發展的特點。其間，經歷三千余年歷時演變與共時發展的廣西各民族雜技在族群的世代更迭、文化的代代傳承中沉淀于各民族的集體記憶中，熔鑄成較有獨特意義且意蘊深厚的文化符號；又在各民族的原生文化生態影響下，保持著多元共生的發展態勢。廣西各民族雜技經歷了從物的功用性到文化符號的時代變遷，呈現出強烈的民族性、民俗性以及耦合互嵌性的特點，使得廣西雜技這一文化符號在保持文化地理標識的同時，又呈現出多元共生的發展態勢。迄今，廣西雜技文化一方面以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號召力凝聚各民族，維護共有共享的文化符號；另一方面借助產業化發展助力地方經濟振興，進一步開辟海外傳播的發展路徑，在多民族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中彰顯出較強的凝聚力、傳播力和影響力。

【關鍵詞】廣西雜技文化；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民族文化互嵌共生；海外傳播

廣西是多民族聚居的地區，有漢、壯、瑤、苗、侗、仫佬、毛南、回、京、彝、水、仡佬等12個世居民族，幾乎每個民族都有本民族世代使用的語言、文化習俗和藝術傳統。在漫長的過程中，廣西的發展既與全國共頻共振，不斷交往交流交融，又形成并發展了地域特色，在多民族雜居的環境中創造出共生共榮、和諧有致的文化生態。其一方面極力保持各民族原生文化形態、為多民族友好共處提供了文化空間，另一方面又在共創中華民族的過程中形成“共同歷史記憶”，將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厚植于每個民族的生產、生活和文化活動中，這使得廣西以多民族的融洽共處、民族文化的多元共生而享譽世界。這種結構性狀的形成主要受益于文化的力量，通過以文化人、以文育人、以文潤物，“推動各民族文化的傳承保護和創新交融，樹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華文化符號和中華民族形象，增強各民族群眾對中華文化的認同”。各民族既能保持文化和經濟的溝通交流，尊重差異，包容多樣，又能共同扛起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大旗，這是廣西這一民情復雜、物產多樣、地理位置突出的民族聚居區千百年來和平發展的“秘鑰”。在廣西民族文化中，雜技可算是各民族共享的文化符號，形構了各民族共同的族群記憶。廣西雜技文化在各民族節慶活動中興起、交流、發展、變遷，形成了一條文化脈絡，串聯起了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并在當代文化產業化的浪潮中成功轉型為內涵式發展的新質生產力。

一、“三交”理論回顧及廣西各民族“以和為主”的三交史

自2010年中央在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談會上提出“把有利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作為衡量民族工作成效的重要標準”以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以下簡稱“三交”）理論的提出已有十余年的歷史。這期間，黨中央不斷對這一理論進行深度闡釋，***總書記在2014年5月召開的中央第二次新疆工作座談會上和2014年9月召開的中央民族工作會議上分別對這一理念進行論述，使其內涵趨于系統和完善。2017年，黨的十九大報告談到，要深化民族團結進步教育，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加強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進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樣緊緊抱在一起，共同團結奮斗、共同繁榮發展。2021年8月，***總書記在中央民族工作會議上指出，必須促進各民族廣泛交往交流交融，使其成為指導中國開展民族工作的新范式。十余年來，學界對這一理論的理解基本已達成共識：“交往”是指各民族在日常生活中的接觸和互動；“交流”是“交往”的進一步深化，包括思想、文化、經濟、情感等方面的溝通互動；“交融”是在“交往”和“交流”的基礎上自然形成的民族共生狀態，是各民族之間共同性不斷增加、差異性不斷減少的過程。這其中，外界討論最多、最需要進行深度理解的是“交融”的概念。“交融”不是磨滅個性和差異、人為實現同一化的過程，而是在“交往”“交流”的基礎上實現自然躍進的過程，是強調“各民族之間的‘合’與‘和’”的多民族共生互補的發展過程。中國歷史悠久、民族狀況復雜，中華上下五千年的歷史也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并最終形成了“從多元分散走向多元一體的大趨勢”。

在“三交”問題上，廣西可算是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縮影。廣西有12個世居民族，有滿、蒙古、朝鮮、白、藏、黎、土家等其他44個民族成分，區內有數十個民族區域自治縣和民族鄉，漢族和各少數民族之間長期保持雜居共處的地緣特點，同時各民族又有相對集中的聚居區。在長期的雜居共處中，各民族在經濟貿易、族際通婚、節日文化和宗教信仰等方面不斷深化交往交流交融，在加強地方認同的同時不斷加強中華民族共同體認同，形構了“以和為主”的廣西多民族文化“三交”史的發展特點。廣西各民族之“和”，自然離不開政治層面從法律法規上調節民族關系，以及經濟層面的“西部大開發”“興邊富民”等宏觀

政策的干預，但影響更為深遠的是從文化著手增加民族了解、消除民族偏見。廣西各民族都有保存完好的民族文化，尤其是豐富多彩的節慶文化是民族間交往的重要方式，是形成民族交融的重要力量。其中，各秉特色同時又為多民族共享的廣西雜技文化成為增強各民族間凝聚力的重要文化符號。

二、廣西雜技文化的多元共生及功能變遷

（一）廣西雜技文化的多元共生形態

有學者指出，“符號”對于民族共同體來說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廣西壯族自治區內12個世居民族，每個民族都有自己獨具特色的文化傳統，包括節慶禮儀、民俗活動、語言、服飾、文學藝術、民族信仰等，這些都是各民族世代傳承下來的文化符號，承載著一個民族的歷史和文化記憶。中國雜技有三千余年的歷史，主要分為“雜技（狹義）”“馴獸”“滑稽”“魔術”四大類，悠久的歷史和鮮明的群眾性使其成為中華民族血脈中流淌的文化因子。廣西雜技文化于2023年進入自治區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是廣西壯族自治區內各民族雜技的統稱。廣西雜技既有代表性的雜技節目，同時每個民族又有形態多樣、歷史悠久的本民族雜技。這使得“廣西雜技”這一文化符號呈現出多元共生的發展態勢。

1．技巧類：文化標識

雜技以身體技藝為主，中國雜技向來以技巧著稱，難、險、奇是其主要特色，也是它區別于西方馬戲的特點。雜技性的炫技、顯技，既是藝術自身的規律，也是文化邊界區分的“標識”。對身體極限的開掘，精益求精的藝術追求，不斷增加的難度，對技巧的孜孜以求，使得雜技藝術歷千余年而不衰。中國雜技在漫長的發展過程中，因為時代、文化、地理環境等因素的影響，漸漸有了南北雜技、地方雜技之別，雖然各類雜技節目攜帶了不同地區的人文地理特點，但對技巧的追求依然是各地雜技包括廣西雜技文化發展的本體要求。對廣西雜技文化的人類學調查，只有把作為“局外人”的“他者”色彩與作為“局內人”的“我者”的視野相融合，才能正確理解專屬于這一地域的文化標識。

南丹白褲瑤族有打陀螺競賽，陀螺設計精美，重者達兩三斤，有單人對打、雙人對打、單雙混打幾種比賽形式，該活動對手指、手臂的控制力和隨機應變的能力要求極高。拋繡球是廣西壯族自治區極為盛行的活動，河池、靖西、南寧、柳州、百色等地區多在傳統節日里舉行拋繡球活動，以三月三歌圩節的活動最為盛大。當下較為流行的壯族拋繡球是在地上立一根10米以上的木桿，竿頂釘一塊1米見方的木板，木板中央挖出一個直徑60厘米左右的圓孔，男女投手要在地上將繡球穩穩地投進圓孔里。這項活動需要反復地練習，是一項極具雜技性的民間娛樂活動。竿技是中國雜技的傳統技藝，屬空中節目的一種，早在漢代就有“侏儒扶盧”“橦末之技”的記載，到了唐代發展出在竿上放置“仙山”、孩童在竿上上下翻騰跳躍的技藝，其中“王大娘頂竿”是有文獻記載的較為出色的竿技表演。苗族的“爬竿”活動是流行于隆林一帶的傳統競技節目，每年春節期間舉行，高于六米的木桿頂上掛著酒和臘肉，是爬竿的彩頭。京族有“頂竿”的技藝，表演者各執竹竿一端，單手平伸，用力向前推，先曲臂者輸，考驗參與者的臂力和使力技巧。“打磨秋”是壯、漢、彝、仡佬等民族的民間競技活動，參與者取一米多長的木棍立于空地上，長約六米（有的是三米）的木桿橫置其上，可上下升降、左右轉動，橫桿兩端的人依靠技巧推動木桿，宛如推磨，因此稱作“磨秋”。“刀”是傳統雜技中經常出現的道具，以觀眾對其鋒利性的熟知造成一定的觀賞效果，漢代張衡在《西京賦》中描繪了“沖狹燕濯，胸突铦鋒”的刀技表演，還有“吞刀吐火”的幻術節目記載，隋唐時期有“透劍門”的表演。水族有傳統體育活動“上刀山”，用竹竿或木桿在空曠的地面搭起一座高臺，竿與竿之間以橫向的長刀連接，形似“刀山”，表演者赤足踩尖刀拾級而上，演出驚心動魄。此外，水族還有“打火球”的活動，根據王夢祥編著的《民族的記憶·廣西世居民族原生態文化影像》圖片記錄，“打火球”當是男女兩隊徒手擊打、拋接一只燃燒的火球，得球多的隊伍獲勝。

2．擬獸類：活的民族志

格羅塞曾表示，民族的特征是文化的結果，而非相反。擬獸表演是人裝扮成獸的形象進行的演出，這類雜技表演對服裝、造型的要求較為嚴格，同時還要盡可能還原獸的動作體貌，大型獸類表演需要數名表演者互相配合加以呈現。傳統雜技的擬獸表演，所擬多為祥瑞之獸，以龍、獅、鳳鳥的形象為主，寄托了中華民族的美好期盼。在山東沂南出土的百戲漢畫像石中，有一羽人裝扮的馴獸之人，正在逗弄一只碩大華麗的鳳鳥，從鳥羽下露出的人足來看，此鳳鳥當是人裝扮的，符合漢代各階層對“求仙”“往生”的執著追求。中國古代有“鳳凰銜書”的表演，熠熠生輝的“彩鳳”自高空冉冉降下，舞于殿堂之上，口中含著帝王所下的詔書，以示吉祥。《南齊書·樂志》評此項幻術曰：“蓋魚龍之流也。”這應是一種幻術表演。

據學者考證，獅子本是舶來之物，在進入中原后成為朝廷的威儀美學，進而影響到民間審美，各地多有舞獅的民俗活動，只是表演形式略有差異。唐時曾流行“五方獅子舞”，由舞人身披不同顏色的皮毛假扮獅子，并有“獅子郎”從旁逗弄，使獅子展現出各種形態。廣西藤縣的舞獅，屬南派舞獅，主要有采青和高樁表演。當地人認為，獅子有鎮妖除邪的作用，群獅奮舞可以驅趕怪獸，消除災害，預示吉祥。藤縣舞獅在道具設計、動作展示上獨具特色，還獨創了“靈猴攀樹”“鋼絲翻筋斗”等高樁舞獅的動作。2011年，藤縣舞獅入選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名錄。此外，廣西還有田陽舞獅，以傳統舞蹈為核心，在空間上有地面舞獅和高空舞獅之別，在舞法上分為“文獅”和“舞獅”，表現出明顯的風格差異。龍作為中華民族的圖騰，在原始先民的幻想中被加工為最具原型認同意義的文化符號，并一直流傳至今，衍生為全國各地的民間舞龍活動。廣西的舞龍活動在延續民族傳統的基礎上，又加入了各民族的文化寓意，呈現出獨具民族特色的細微差異。壯族的舞龍為“舞草龍”，所舞之龍由稻草捆扎而成，對制作道具之人和舞龍之人的技藝要求極高。賓陽縣的“舞炮龍”近年來愈演愈熱。所謂“舞炮龍”，即用鞭炮燃燒狂舞之龍，表演中有火把隊、護龍隊、火銃隊，數量巨大的鞭炮、火藥的云霧杳冥、搶炮群眾的熱火朝天，使得這一活動充滿了節慶的歡鬧。除了龍獅之外，壯族還有“舞火貓”的擬獸活動，一般在春秋期間舉行，由多人身披稻草假扮成貓的形態舞動，貓身遍插點燃的神香。此外還有以稻草結成繩子，繩子一頭結成貓頭的形狀，在田間扎成數十米甚至百余米長的貓身，其上間隔插香，入夜時附近的鄉民匯集而來，點燃神香，由身強力壯的年輕人手持“貓頭”，便可以敲鑼鼓舞長貓，常作“貓捉老鼠”之態。

3．馴獸類：自然共生

人與獸的和諧，是“自然對象化”與“對象化自然”的文化互嵌與共生，展示了廣西各民族與大自然和諧共處的交往能力與生存智慧。馴獸是一種歷史悠久的雜技技藝。早在《尚書·堯典》中就有記載，“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此處記載的“百獸率舞”當是較早的馴獸節目；后世雜技中流傳久遠的“蚩尤戲”、先秦的“角抵戲”，其來源都是人與動物、“神獸”的角力。中國雜技所馴之獸，小至螞蟻、蟋蟀、烏龜、鳥類，大至虎、象、熊羆，其中，不只要求馴獸師有一身蠻力，更重要的是溝通和馴養的智慧，以及閃、挪、騰、移的身體技藝。

斗鳥是廣西許多民族民間流行的一種競技娛樂活動，且各民族斗鳥風情各異、妙趣橫生。這些民族所斗之鳥，多為畫眉鳥。斗鳥活動多在每年的春節和農閑時舉行，瑤族、壯族、侗族、苗族等民族都有此活動，巴馬瑤族自治縣東山鄉甚至有“畫眉之鄉”的美稱。斗雞在中國有著悠久的歷史，魏晉時期的名士多喜好此活動，曹植還有“斗雞東郊道，走馬長楸間”的詩句，唐玄宗李隆基甚至封擅長斗雞的幾歲小兒為百夫長。在廣西，斗雞活動尤為隆重，而最為奇特的當屬仫佬族斗雞。斗雞人對雞的嚴格挑選、斗雞的規模和參與人數之多、斗雞的規則之奇特與嚴格，都顯示出當地人對此項活動的重視。馴馬是中原文化與少數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之后逐漸興起的雜技項目，游牧民族對馬的熟練和長期駕馭使得馴馬成為一種生產和軍事之外的娛樂活動，技藝高強者能在馬上舞蹈，做出各種驚險的動作。唐朝宮廷甚至能訓練數百匹馬一起做出銜酒杯的高難度動作，這被稱為“舞馬銜杯”“舞馬四百蹄”，是千秋節表演的重頭戲。馬是廣西苗族的傳家寶，苗族人喜歡養馬，尤為喜歡賽馬和斗馬。賽馬和斗馬在苗族生活中是兩種不同的活動，賽馬不許配馬鞍，場地多選在崎嶇的山路或松軟不平的沙灘，加大了驚險刺激的成分；斗馬則多在平坦的草地上，兩馬相斗分出勝負，勝者的主人是真正的“白馬王子”，是姑娘們仰慕的對象。同時，苗族人也喜歡斗牛，相對于斗馬而言，斗牛更需要馴獸人的勇氣和氣魄，在人與牛的糾纏中更多了幾分危險與機智，因而也更具觀賞性。在考古出土的漢畫像磚石中，有多處人與牛相斗的畫面。此外，廣西各民族還有斗蟋蟀、斗鵪鶉等馴獸活動。

廣西雜技文化的多元共生以廣西的多民族文化共生為土壤。廣西雜技文化對中華傳統雜技的技巧性堅持和對自身民族特色的主動繼承與展示，是中華民族作為統一國家與多民族共生之間張力的微觀縮影。

（二）從功能到文化的“文明”變遷

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文化記憶。廣西雜技如同各地方雜技一樣，建構了原始先民的儀式與慶典記憶，也反映出不同時代文化變遷的歷史印跡，顯示了文明互嵌共生的圖騰及象征的力量。雜技與很多其他藝術門類一樣，起源于原始先民的生產生活活動：雜技的身體技藝是古人在勞動、捕獵中練就的身體技能，雜技表演的道具從勞動工具、生活用具中演化而來，雜技表演的娛樂性源于先民生產之余的放松和自我調劑。很多物都是“使用物—實際意義符號—藝術符號”三聯體，雜技是以物的功用性為起始，漸漸發展為三性共存，且逐漸向文化表意傾斜。

1．從物用到符號的意義轉變

關于藝術起源，歷來有巫術說、游戲說、勞動說、宗教說等多種說法，但雜技藝術起源于原始先民的生產勞動，當無異議。“腰、腿、跟頭、頂”是雜技的四項基本功。在物質匱乏的時代，人們在獲取生產資料的過程中逐漸發展出四肢的各種身體能力，并在日復一日的生產勞動中使之越來越醇熟，最終隨著物質的充盈而成為專門的、具有娛樂休閑性質的活動。1954年，考古工作者在山西汾河岸邊發現了距今10萬至20萬年前的丁村人遺存，其中有大量石器，狀如蘋果，據考證應是制作狩獵工具飛石索的材料。隨著人們捕獵和馴化野獸技能的提升，飛石索不再僅僅限用于狩獵，而是進入雜技演出中，演變為“火流星”“水流星”，至今仍活躍在雜技舞臺上。雜技中有很多投擲技巧，廣西壯族的“拋繡球”就是一種對投擲技能要求極高的民俗活動。投擲技的前身是“擊壤”游戲，這種“野老之戲”最初是在田間地頭，由數人以石塊投擲插入地里的木片，擊中者獲勝。可以想象，這也是一種在勞動中練就的生產生活技能。因此，雜技起源于勞動中形成的身體技能，有極強的物用性，這一結論應無問題。

隨著生產力發展水平的提高和社會分工的日益精細，原本用于勞動的身體技能和勞作工具，逐漸擺脫了原初的功能性，向文化性、娛樂性轉化，被賦予了更多的表意可能性。表意深度的增加使得符號三聯體發生了偏移，身體和工具的物用性弱化，而意義符號和藝術符號的比重則增加了，這是符號三聯體的活動機能。雜技從傳統的“摞地”，發展到當代的雜技主題晚會、雜技劇、新雜技，身體技能和表演道具早已偏離了生產勞動，而是向著主題化、情境化、故事化的舞臺藝術發展。即便是以民俗活動的形式活躍在當地的廣西各民族雜技，也早已在現代化進程中擺脫了生產生活的桎梏，而被賦予了禳災、祈福、納祥以及傳承民族記憶的文化意涵。如上述所提到的斗馬，起先或許是為了訓練人駕馭馬的能力，以便獲取更多的生產生活資料，或在戰爭中取勝。但如今苗族的斗馬，已演化為對斗馬者勇力和智慧的展示。此外，其在節慶期間舉行、群眾盛裝參加的儀式性，又增加了展示民族風采、慶祝美好生活的文化意味。

2．廣西雜技文化的民族特色

中國傳統雜技在三千余年的發展進程中逐漸凝練、提升，結晶為200余個雜技節目，對基本功的要求、對雜技技巧的看重是它們的共有底色。中國的地大物博、東西與南北的物候差異、民族與文化的多樣性等，使得各地雜技展現出不同的人文地理特點。

廣西是多民族聚居區，民族之間雜居共處，因此很多雜技節目為各族共享；同時各民族雜技作為“民族互嵌式發展的資源要素”，又呈現出本民族特色。審美表達與集體認同之間存在著緊密的聯系。這種由文化持有者所創造的本土地方美學，為我們提供了一種研究民族問題的內部眼界。例如，“斗鳥”活動在瑤族、壯族、侗族、苗族等民族中都有流行，但又有細微的差別。首先是舉辦時間各族不同，有的只在春節前后舉行，有的則凡是節日、立房、婚嫁喜慶都要舉行；其次是規模不等，有的民族是個人之間斗鳥，有的則隆重地組織“斗鳥會”，選出會首，由當地德高望重之人主持開幕式，并有專門的裁判員“坐鎮”。再如“斗牛”活動在苗族和侗族都有流行。侗族斗牛在每年農歷八月，苗族的斗牛活動設在苗年、“四月八節”、花山節。此外，苗族斗牛還顯示出對牛的人性化觀照，主人要將牛王精心打扮一番，牛身、牛尾、牛頭都有不同的設計；在比賽規則上，為了保護牛王，往往會在它們受重傷之前叫停比賽，雙方以平局結束。

廣西傳統的農業生產方式以稻作為主，因此很多民俗活動多以此為核心，各族雜技活動除了愉悅鄉民，也飽含著對豐收的美好祝愿。壯族的“舞火貓”，貓身以稻草做成，表演者盡量模仿貓的情態、動作，希望“貓在田里捉老鼠”的寓意能夠消災祈福，帶來來年的稻米豐收。再如壯、漢、彝、仡佬等民族的“打磨秋”活動，無論是從活動的名稱，還是從競技雙方的技巧展示來看，都與勞作、豐收等寓意有密切的聯系，整個活動過程和高高聳立的表演道具，宛然就是一幅農家打磨的寫生圖。一些民族的斗牛活動源起于人在長期勞作中與耕牛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因此在生活中以藝術形式再現了人與牛的重要關系。

廣西雜技文化顯示出對民俗傳統的尊重與繼承，且競技活動中往往穿插情感傳達，居民質樸純真，情感熱烈而真誠。一些雜技競技節目的獲勝者往往成為姑娘們愛慕的對象，在婚戀方面掌握了主動權，如在“斗馬”活動中，斗馬冠軍不僅會得到鄉鄰們的敬重，還會得到當地姑娘們的青睞。再如“拋繡球”，此項活動往往與“三月三”歌圩節同期舉行，壯族男女青年都會參與，除了展示拋球技術外，繡球賽場還成了青年人表達愛意的場所，繡球成了傳情的信物。

3．廣西雜技文化與節慶儀式的耦合互嵌

中國傳統雜技起源于民間，其鮮明的民間性、廣泛的群眾基礎是雜技得以綿延千年的生命力之所在。在當代，主流雜技開始以綜合性舞臺藝術為發展目標，著力經營舞美設計、舞臺科技、故事性和主題表意，向精英文化靠攏。相比之下，廣西各民族雜技卻傳達出對傳統的堅守，除了民間性和群眾性之外，還顯示出明顯的民俗特色。節慶發揮著黏合劑的作用，廣西雜技文化民俗特色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源于雜技競技活動與各民族節慶儀式的耦合互嵌。這種在節慶中年復一年重復的意義活動，“不僅形成個體經驗，而且這種經驗能夠在人與人之間形成傳播，在代與代之間形成傳承，人類文明借此才變得可能”。

廣西的節慶民俗活動保存完好，且在當代文化和價值觀沖擊下，依然顯示出旺盛的生命力，在各民族、各地方政府的努力下，很多節慶民俗活動真正做到了活態傳承。廣西許多民族雜技雖沒有走向專業舞臺，卻依然能在各民族間保持活力的原因，這不能不說是其與節慶儀式聯袂互動的結果。如前所述，壯族“拋繡球”活動往往與“三月三”歌圩節同期舉行。壯族“三月三”歌圩節，源于氏族部落時代的祭祀性歌舞，后淡化了“舞”的色彩而成為以“歌”為表現形式的民間交流，是年輕未婚男女自由享受愛情的喜慶節日。“繡球”在符號意義的世代累積中，也成了愛情的象征，“體現了壯族民俗的審美觀、愛情觀和競技運動的風貌”。“拋繡球”活動中的道具繡球，一般由心靈手巧的姑娘縫制，比賽中繡球不僅是得勝的關鍵，也是傳情的“符號”，在競技活動結束后，姑娘會將繡球送給心儀的青年。有些地方的“拋繡球”活動還專門設置在曠野對歌之后舉行，對歌中確定的青年男女的感情得以在“拋繡球”活動中延續。再如廣西多地流行的“炮龍節”，是一項民間節慶活動，多在春節、元宵節前后舉行，“賓陽炮龍節既有民間藝術的‘游彩架’、八音、剪紙、歌謠，也有民間體育競技的舞龍、舞獅，更有民間習俗活動的‘燈酒會’、祭社、求子、還愿等”，其中的“舞龍”就是雜技性極強的“舞炮龍”。“炮龍節”綜合了節慶、民間技藝、游藝、雜技等文化元素，形成了一場民俗盛宴。

從功能到文化的時代變遷，是廣西雜技文化生存意義的重大轉變，很多雜技競技活動在世代累積中已成為廣西各民族共享的文化符號，為加強民族間交往、促進民族交流、合力共鑄民族交融力做出了重要貢獻。

三、廣西雜技文化在“三交”中的凝聚力、傳播力和影響力

多年來，廣西之所以能形成廣泛的具有實操性的各民族互嵌性社區，相近的社會、地理環境，生產、生活互助及商貿往來是重要的交往交流手段。此外，風俗習慣、宗教信仰、節慶儀式等文化上的高度認同感也是重要的影響因素。廣西各地雜技沒有向著綜合性舞臺藝術的方向發展，而是盡力保持各民族的“原汁原味”，與出生的民族土壤、繁衍成長的文化生態維系著血脈聯系。同時，廣西雜技文化也在尋求自身在當代的發展路徑，一方面以“非遺”的號召力凝聚各民族，維護共有共享的文化符號；另一方面加強傳統雜技的海外傳播，提高中國文化在世界的影響力；同時，將傳統技藝與當代文化產業化發展相鏈接，尋求新的源頭活水。

（一）雜技“非遺”鑄牢“三交”凝聚力

英國人類學家羅伯特·萊頓曾提出藝術是一種交流手段，只是根據對于形象的特定運用方式而判然有分。廣西雜技文化走的是多民族共塑之路，在傳承和發展共有雜技技藝的過程中，各民族互相交流經驗知識，在競技活動、民間交流中實現了文化治理與民族融合，形構了共有的文化符號。自2003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頒布《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開始，世界各國開始關注人類共同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遺產保護最重要的理念是承認文化多樣性，是“內在文明”大于“外在文明”的保護思想。因此，廣西集多民族之力，積極將廣西壯族自治區內的各種雜技技藝以“非遺”的形式記錄、保護、傳承下來。在對雜技類“非遺”進行確認、立檔、保存、研究的過程中，宣傳、弘揚、傳承和振興雜技技藝，使傳統的技藝和習俗在成為“非遺”、以“非遺”身份存在的過程中重新得以激活，成為凝聚各民族的重要文化力量。

廣西雜技文化的“非遺”保護，是將“文化遺產”轉變為“文化資源”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應堅持整體性和活態性的保護原則。“所謂整體性就是要保護文化遺產所擁有的全部內容和形式，也包括保護傳承人和生態環境。”整體性可以作兩點理解：“非遺”保護的內容、“非遺”保護的形式。內容上注重物質文化遺產和非物質文化遺產、“有形”和“無形”的同步保護。所謂非物質文化遺產，往往是與有形的物質載體難以分割的。比如“拋繡球”活動，將繡球拋進洞口，是這項活動的主要技藝，也是最具雜技性的內容，它是無形的、非物質的。但活動所用的道具卻是物質的、有形的。“拋繡球”技藝的“非遺”保護，不能只保護技藝而忽視繡球。形式上的整體性要求，是要“著眼于維護、修復和滋養一個區域性的文化生態”，為雜技“非遺”的傳承和發展盡可能提供合適的生態場域。“活態性”指“非遺”是活態流變的文化，是在當代繼續發展著的傳統的生產、生活、行為方式，是不能像物質文化遺產一樣進行凝固保護的，因此不能脫離特定群體的生活實踐。“賓陽炮龍節”“博白雜技”“廣西雜技”“仫佬族舞草龍”“河池上刀山”“宜州貓獅”等國家級、自治區級“非遺”，并非在確立進入“非遺”代表性項目名錄后，就將搜集材料陳列在博物館，或以錄音、光盤、照片的形式保存并束之高閣供人瞻仰，而是繼續與本地、本民族的民俗活動、節慶活動、婚喪嫁娶等日常生活聯系在一起，與群眾的生活實踐水乳交融。

（二）廣西雜技文化的當代“出海”傳播力

以經典雜技節目參加國際賽事，提高中國雜技的國際影響力，是廣西雜技文化海外傳播的思路之一，也是地方性文化表述邁向世界的渠道。廣西博白縣是“中國雜技之鄉”“中國民間文化藝術之鄉”，“博白雜技”是自治區級“非遺”，當地一直高度重視博白雜技的發展，并在大力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時代背景之下，將博白雜技與“非遺”保護和傳承結合發展。多年來，博白民間文化藝術保護傳承和展演中心以國家級、國際賽事的形式不斷推進雜技事業發展，巧妙融入民族文化元素，實現了“非遺”技藝在當代的活態傳承。2023年8月，博白縣民間文化藝術保護傳承和展演中心的雜技節目《軟鋼絲》榮獲哈薩克斯坦第十四屆“亞洲回聲”國際馬戲藝術節金獎。“走索”是中國雜技的傳統節目，又稱“履索”，漢代關于“跳丸劍之揮霍，走索上而相逢”的文獻記載的就是“走索”節目。博白雜技將這一擁有兩千余年歷史、表演難度極高的傳統節目搬上世界舞臺，向世界展示了中國雜技深厚的文化積淀和精湛的表演技藝，鎮定自若、優游不迫的表演風格，謙恭得體、與人為善的演員品格，向世界傳遞了可信、可敬、可愛的中國形象。

廣西雜技文化以濃郁的民族特色，采取舞臺劇目的形式講述廣西故事，向世界展示廣西魅力。2023年10月，由廣西演藝集團出品、廣西雜技團編創演出的創意雜技劇《百越稻盛》在馬來西亞又見馬六甲劇場展開了為期24天的演出。2023年是“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十周年，是***總書記提出“全球文明倡議”之年，也是中國與馬來西亞建立全面戰略合作伙伴關系十周年。在這種時代背景下，文明、文化是構建更為緊密的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甚至全球命運共同體的關鍵因素。廣西地處西南邊陲，面向東南亞，是西南地區最便捷的出海通道，在中國與東南亞各國的交往交流中占有重要地位。廣西與東南亞各國在自然環境、勞作方式、生活習性、風情民俗和文化心理上相近相似，因此，《百越稻盛》在馬來西亞成功演出，在當地掀起了中國文化熱。《百越稻盛》在馬來西亞又見馬六甲劇場的成功演出，是推動中華文化“走出去”，落實全球文明倡議的實踐，這一成功探索表明，廣西雜技有能力以民族文化的方式講好中國故事、傳遞中國聲音、展示中國形象。同時，廣西還依托東盟博覽會的地緣優勢，舉辦了中國—東盟龍舟邀請賽、中國—東盟獅王爭霸賽、中國—東盟藤球邀請賽等體育、競技節目賽事，不斷提高中國雜技的國際影響力。

（三）廣西雜技文化產業融合的生產力

雜技本身的藝術屬性及廣泛的群眾基礎，顯示出廣西雜技文化具有促進地方文旅繁榮、作為新質生產力可助推地方經濟發展的潛能。充分挖掘民族地區資源稟賦、比較優勢，是推動各民族共同富裕的切入點、結合點和發力點。廣西雜技文化在保證民族特色和傳統技藝的同時，也積極尋求產業化發展之路。

首先是緊緊依托傳統雜技節目，孵化出相關文創產品，并進一步將之發展為大型文化產業，與鄉村振興結合，帶動地方經濟發展。例如，“拋繡球”活動中所用到的繡球，既是雜技表演的道具，也是民俗活動中男女傳情的信物，在時代與民眾層層賦予的符號意義下，成為一種地方文化的象征。廣西靖西繡球制作有800余年的歷史，當地一些企業可以依托濃厚的繡球文化底蘊將繡球上架到電商平臺，讓“非遺”繡球走向網絡市場。面對大眾化市場的批量需求，他們一方面引進現代生產模式，使用全自動繡花機、全自動激光裁切機等設備，以機械化、智能化技術提高繡球的生產效率；另一方面與“非遺”傳承人保持密切聯系，監督、鼓勵繡娘們將制作繡球的手工藝傳承下去。繡球產業的發展，不僅帶動了當地經濟發展，還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當地農村勞動力外流等問題，為鄉村振興做出了重要貢獻。

其次是將雜技演出與熱門旅游景區結合，以舞臺＋實景演出的形式豐富景區文化底蘊，加大雜技藝術的宣傳普及力度。2023年4月，廣西雜技團赴海南省五指山市參加大型實景演出節目《奇遇·五指山》，該欄目由河南衛視操刀，以熱帶雨林為故事背景，以黎族和苗族人民的幸福生活為表現對象，同時加入廣西雜技藝術自身的肢體技藝，打造海南省新的文化IP。2023年“五一”國際勞動節期間，廣西雜技團與廣西馬山縣水錦順莊旅游景區合作，推出了內容豐富的實景演出。水錦順莊旅游景區以大明山風光為景區特色，雜技演員在瀑布和高山之間表演軟鋼絲，在自然美景的襯托下表演“太空漫步”，小丑演員與游客精彩互動，雜技表演提高了景區的觀賞性和娛樂性。桂林山水作為享譽世界的人文地理景觀，孕育了獨特的山水文化，理應成為文化產業發展的巨大資源。雜技音樂劇《漓歌情》就取材于漓江沿岸劉三姐的故事，編演團隊還曾在山水風光中進行實景演出。

總而言之，以雜技文化為視角，探討廣西這一多民族地區自古以來的互嵌共生所彰顯出來的文化記憶、文明力量，是從文化角度對廣西多民族文化“三交”史的深描。廣西雜技文化以廣西豐富多彩的民俗活動為土壤，既堅持中華傳統雜技的技藝性、技巧性，又與廣西多民族雜居的現實深深融合，在世代發展中演變為聯結各民族、加強族際交流、鞏固鄉民情感的多民族共享文化符號，承載著世代傳承的歷史記憶。以群眾性、娛樂性強的民間雜技技藝促進各民族文化之間的交流互動，尊重文化差異，增強文化認同，對深化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發揮著持續的影響力。

編輯說明：文章來源于《廣西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5年第1期。原文和圖片版權歸作者和原單位所有。篇幅限制，注釋從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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