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和春節期間強調闔家團聚的傳統觀念不同，當前中國青年的分居式過年現象改變了以往中國人對傳統家庭價值和生活的既定期許，展現了中國婚姻家庭變遷、青年價值觀和行為方式等方面的微觀實踐變化。通過對城市青年的深度訪談發現，由于傳統家庭觀念變革、女性與娘家地位崛起以及數字社會興起，分居式過年作為一種新的家庭親密關系實踐形態日漸形成和蔓延。在這個過程中，當代中國的青年家庭在親密協商、性別分工、代際重心等方面彰顯現代性變革特征，既凸顯了中國家庭現代化轉型中的私人化實踐，也展現了中國家庭現代化變遷實踐中以子代為主導的雙系互動的家庭親密關系模式。

關鍵詞:分居式過年;流動;親密關系;青年家庭

在中國本土文化的語境中，春節作為一項最具社會性和情感性特征的傳統節日，不僅承載著人們對新的一年美好生活的向往，同時也是中國人渴望實現家庭團圓的精神符號和文化信仰。然而，在當前各類結構性因素的影響下，以闔家團結著稱的春節年俗正發生著變化，許多青年夫妻春節期間不再希望兩地奔波，積極追求“各回各家，各找各媽”的分居式過年。這不僅讓青年可以更舒適自在地體驗家庭私人生活，也為青年群體構建新型親密關系提供了象征性表達。

近年來，在復興中國傳統文化的背景下，一些研究指出，以和為貴、崇尚團圓的家庭價值始終是中國社會推崇的文化觀念，并構成了中國社會制度變遷、文化調適和人格發展的文化基礎[1]。另有大型數據調查表明，新生代中國人對婚姻家庭觀念持有積極的主觀認同，跨代合住的家庭結構一直是中國家庭現代化變遷的主要特征[2]。然而，分居式過年作為中國婚姻家庭變遷、青年價值觀和行為方式變化的微觀生活實踐，一改以往中國人對四世同堂、春節團圓的固有印象，不僅展現了新生代青年在春節期間對家庭生活在時間、經濟和情感等方面的分配與規劃，同時也暗含著中國家庭生活在夫妻-代際、婆家-娘家等方面的關系互動與演變。那么，如何理解分居式過年作為一種新型的親密關系形態在中國社會的動態演變與微觀機制?具體來說，分居式過年折射出當前中國新生代青年親密關系實踐的哪些新特征和新趨勢?如何從制度變遷和文化構建的視角，詮釋分居式過年形成的深層機制?面對第二次人口轉型給中國婚姻家庭帶來的諸多影響，分居式過年的親密形態對緩解當前部分中國青年婚戀焦慮的社會心態帶來哪些啟發意義?當前家庭和社會政策如何回應和引導在變動的親密關系實踐中實現家庭的整合性發展。對上述這些問題的回答，不僅有利于推進轉型期中國婚姻家庭變遷的非傳統性認知，同時也有利于全面了解中國新生代青年的婚戀觀念變遷特征。

1.家庭變動與重構中的分居

流動作為一種宏大的社會背景，深刻地影響著家庭關系的變動和重構。同時，流動作為一種方法論，也是理解中國家庭親密關系形態的重要視角[3]。改革開放之后，社會流動被視為中國社會變遷最顯著的特征之一。學術界長期關注社會流動對中國家庭變遷的影響以及由此給個體觀念和行為帶來的變化。其一，流動導致家庭成員的空間分離。隨著市場經濟改革推進，社會制度和政策調整促使中國家庭關系展現出空間層面的異地分離特征。一方面，隨著中國高等教育擴招與勞動力就業市場的興起，越來越多新生代中國青年選擇離開自己的原生家庭，赴一線城市或省會城市求學定居，從而形成“空巢老人/青年”的社會問題[4]。由于城市雙薪家庭面臨著獨自育兒的困境，許多遠在外地的母親會以“老漂族”的身份臨時來到子女家，幫助其承擔育兒和家庭照料。在這個過程中，父親往往會留守家中或外出打工，從而形成中老年人的周末夫妻關系[5]。另一方面，由于中國城市化進程中的農民無法實現市民化，并面臨著較大的城市生活負擔，因此，男性從家庭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出發，獨自一人選擇進城打工，婦女則會留守農村且從事農業生產，形成了夫妻城鄉分離的分居狀態。一些研究指出，這種城鄉分離的夫妻分居既減少中國人夫妻情感的溝通頻率，也增加了夫妻解體的不穩定風險，甚至還會形成農民工的臨時夫妻關系[6]。其二，流動導致家庭形態的靈活調適。隨著社會文化的日益包容，身處家庭生活中的成員會根據現實因素不斷調整和設計家庭生活形態，在這個過程中，基于個體的選擇性，形成了靈活多變的生活方式。一方面，隨著動態、可塑和建構生活價值理念的興起，中國青年會在婚姻和戀愛中不斷靈活地選擇未婚同居關系，向前一步是婚姻，向后一步是單身[7]。在這個過程中，中國人可以在動態的生活實踐中自主地追求“我的生活我做主”的價值理念。另一方面，盡管主干家庭仍是中國家庭結構變遷的主導選擇，但同住一個屋檐下的家庭成員卻會自主選擇“誰是我的家人”，從而形成了新條件下的個體家庭模式和家庭生活的彈性伸縮特征[8]。其三，流動中的家庭關系整合。學者楊善華提示我們，在關于家庭制度及其變遷的研究中不能只關注“變”的一面，完整的變遷過程和結果應該同時包含家庭“改變”和“未經改變”兩個部分[9]。換言之，現代化變遷中家庭變革的背后可能會隱含著某種基于文化恒常性的不變。延續這一思路，許多研究指出，盡管隨著個體化崛起與家庭私人化轉型，中國家庭日漸形成了變動不居的模式，但動態流動的背后隱藏著家庭關系的重構，從而彰顯了新型家庭關系在中國現代化變遷中的重構[10]。一方面，數字技術更迭迅速，信息化浪潮深刻影響著家庭變革的重構。一些研究指出，抖音技術搭載的信息流動，塑造和強化了夫妻、親子、婆媳等家庭關系，建構起一個“云端的家”。這類研究不僅拓寬了“家”的概念外延，同時也為社會大眾提供了一個理解“家”的全新方式[11]。另一方面，由于當前中國家庭在社會福利保障制度中居于中心位置，承擔著個體生存和發展的工具性意義。在物質積累不足和生活風險增加的趨勢下，地理空間層面的分離不會阻礙關系層面的資源整合。一些研究指出，城市化背景下的中國農民家庭展現了“半工半耕”的家庭整合，形成了一種適應現代社會發展的功能性家庭，從而促使家庭資源的最大化分配，凸顯了家庭整合性[12]。上述研究將中國家庭變遷放置于宏大的現代化變遷中，展現了中國家庭變遷的多元想象力。事實上，分居式過年表面上是春節期間的異地分居，作為一種生活實踐卻與改革開放之后社會流動的社會背景有著直接關系，同時分居也在一定程度上體現著中國家庭關系的整合與重塑，這也成為考察分居式過年的理論研究背景。因此，以流動的視角理解中國分居式過年的現象，不僅需要探究青年分居式過年背后的社會性成因，也要揭示分居背后家庭整合性的動因，從而構成了本文的研究主旨之一。

2.家庭現代化理論中的夫妻主導

一般意義來說，家庭是一種以血緣為基礎、具有情感紐帶的社會單元，以共同的住處、經濟合作和繁衍后代為特征。家庭內部具有兩重關系，一是以血緣關系為基礎的代際關系，二是以姻緣關系為基礎的夫妻關系。在農耕經濟時代，“父子一體”的代際關系成為傳統家族維系和發展的根本所在。隨著現代民族國家的崛起，社會制度和政策安排的不斷推進，中國人日漸從道德、階級、倫理等傳統范疇中解放出來，個體的主體性被放置于現代性發展的中心位置[13]。家庭現代化理論曾指出，隨著工業化、商品化和城市化的發展，個體主義價值成為家庭生活的主導價值，傳統四世同堂的大家族結構會轉向夫妻關系為主的核心家庭結構[14]。在這個過程中，以血緣為基礎的代際親屬關系作為傳統社會的一種殘余要素會消失在現代化的征程中。隨著國家福利制度的興起與廣泛實施，解決基本溫飽之后的個體將追求更高層次的精神價值和自我實現，從而推動著家庭親密關系的現代性變革。在這個過程中，個體從追求集體利益導向的家族主義轉變為個人利益導向的個體主義，強調情感體驗、個體訴求和去物質化的“純粹關系”成為后家庭時代家庭變革的基本特征[15]。在這個意義上講，現代化的發展使夫妻關系的重要性高于代際關系，且成為現代家庭生活的主導，這也成為當代家庭社會學或青年社會學的基本規律之一。20世紀90年代，許多中國學者曾指出，中國家庭變遷展現了西方個體化的家庭變遷趨勢，中國青年家庭中夫妻關系的重要性已經超過代際關系[16]。然而，近十年的研究發現，從傳統家庭道德邊界走出的個體并未獲得真正的獨立，仍需要依靠父母的物質支持和幫助，從而形成代際之間無限捆綁的有機團結[17]。在這個過程中，隨著父母對子女經濟幫助力度的加大，父母介入子女私人生活的可能性也隨之增加，極大地抑制了子女的決策權。學術界關于“兩頭婚”的研究也指出，中國現代化發展中夫妻關系沒有完全取代代際關系，代際關系的重要性反而與日俱增[18]。在上述背景下，分居式過年作為一種夫妻關系的分居，是否意味著夫妻關系的重要性下降?一個更實質的問題可能在于，分居式過年的親密關系實踐如何體現代際-夫妻、婆家-娘家的互動協商機制?

從概念界定的角度來看，本文語境中的分居式過年是指已婚的青年夫妻在春節期間選擇回各自父母家庭中過年的實踐形態。現實生活中可以分為兩種情況，一是夫妻雙方有一方婚后一直在伴侶及其伴侶父母所在城市居住，春節期間獨自回老家過年。二是夫妻雙方均遠離原生家庭，身處異鄉，春節期間各自回自己的老家過年。本文通過微博招募和線下滾雪球等方法，一共尋找到14位具有分居式過年生活經歷的受訪者，他們大多數都接受了良好的高等教育，生活定居在城市文化圈，年收入在6萬元至30萬元。采用線上語音和線下面對面相結合的訪談方式，每次訪談時間為90~150分鐘。

在傳統父系主軸的家庭關系中，由于分居不利于家庭的團圓而被視為有違道德倫理的實踐形態。然而，分居式過年作為轉型期的一種社會現象，不僅展現了中國家庭親密關系變遷中的靈活多樣性特征，同時也體現出中國青年在親密體驗、娘家崛起、代際互動等方面的家庭關系重塑。

1.從固態到協商的親密溝通體驗:共同參與設計家庭生活

傳統婚姻家庭生活建立在具有封閉特征的小農經濟基礎上，由于缺乏社會流動，中國人生命周期的全過程按照既定的道德要求或生活軌跡度過人的一生。中國改革開放之后，隨著城市化和社會流動的加劇，越來越多的青年遠離家庭赴異地生活定居，跨地域結合的夫妻組合日益成為當代中國社會婚姻匹配的重要特征。然而，不同的生活經歷、文化背景、階層慣習和職業特征，使中國人在價值觀念和行為方式等方面存在較大差異，增加了異地夫妻組建家庭的潛在矛盾。在現實生活中，很多異地夫妻經常因為春節回誰家過年而產生分歧。和男友結婚之后，小文此前每年都會選擇回男友老家過年，但南方人的小文卻無法適應北方過年的飲食習慣、風俗文化和語言差異。盡管過年回家只是在休假期間暫時性地和老家親戚接觸，卻給小文在情緒體驗和生活適應等方面帶來較大的不適。然而，丈夫和婆婆卻將小文過年期間的生活不適歸結為“不懂事的矯情”，也由此引發了夫妻間的爭吵。后現代心理學中的家庭治療理論認為，夫妻之間能否有效地實現雙向溝通是衡量家庭健康水平的重要指標。夫妻間的頻繁爭吵不僅體現出家庭關系的矛盾沖突，同時也說明家庭成員的溝通渠道阻塞。但如果從信息傳遞的角度來看，夫妻之間日常爭吵的本質也是實現信息溝通的一種特定類型。許多青年夫妻通過爭吵將平日里礙于情面無法表達的內心感受和想法傳遞給對方。換言之，爭吵并不完全是負面的，既展現了夫妻雙方在家庭生活實踐中可以自主地表達意見，爭吵過程本身也推動著夫妻雙方反思自己、體諒他人的立場，從而共同尋找解決辦法。面對春節去誰家的家庭沖突，小文和男友爭吵之后，決定各退一步，通過協商的方式達成了折中性方案或決策，即“各回各家，各找各媽”的分居式過年，從而維護了家庭關系的和諧與穩定。相比于小文和男友的被動式決策，許多青年會更加積極地選擇分居式過年，體現著分居式過年日漸成為一種新型的生活方式而被青年選擇。戀愛期間的小芳就和男友表示婚后每年春節都希望選擇分居式過年，丈夫考慮小芳獨自一人遠嫁安徽十分不易，非常理解和支持小芳的決定。然而，在小芳看來，分居式過年的本質不在于到底回誰家過年，而是體現著夫妻雙方在親密關系實踐中的互動規則。小芳認為，“過年回哪里這個問題之所以每年都吵，就是因為大家缺少同理心、缺少換位思考。一年到頭難得過年回一次家，誰都想回自己家見自己的家人。那為什么不能換位思考下呢?”由此發現，分居式過年表面上看是一種分離，但其背后卻暗含著為了解決個體化時代的家庭分歧和矛盾，家庭成員通過溝通和協商來形成一致性的家庭決策。在這個過程中，人際性的溝通過程與效果不僅讓家庭成員體驗著現代家庭的親密性，同時也影響著婚姻家庭形態未來發展的走向，從而讓中國婚姻家庭生活方式呈現出更多的多元性和豐富性。

溝通協商作為家庭成員解決分歧和作出決策的實踐過程，在家庭情境下遵循著特定的規則。其一，個體立場的家庭決策。隨著個體化在中國社會的持續崛起，青年在過年回誰家的決策中展現出個體訴求滿足的立場。不同于以往強調四世同堂、闔家團圓的家庭立場，市場化條件下忙碌且焦躁的職場青年十分強調春節休假期間身體和精神的放松意義，追求以我為中心的生活觀念和行為選擇。因此，許多青年表示，“應該尊重個人選擇，接納各種方式探親”。即使分居式過年未能得到他人理解，青年也不再愿意以家的名義在春節期間忙前忙后，并犧牲自己寶貴的春節假期。調查中許多青年都有類似的想法，“自己辛苦一年了，就愿意回到熟悉的地方，和父母嘮嘮嗑敘敘舊，讓身體放松下，不可能因為你想我怎么，我就非得和你回家過年”。可見，分居式過年展現了個體立場的家庭決策，不僅彰顯了親密關系現代性轉型中個體主義訴求的滿足，同時也體現出中國家庭現代化轉型中的私人實踐特征。其二，共同參與的家庭互動。盡管分居式過年彰顯了個體立場的決策，但中國社會的個體畢竟是包裹在家庭情境文化之中，個體決策或訴求往往需要獲得其他家庭成員的支持和諒解。而這種支持與諒解在一定意義上展現了個體的主體性獲得認可與尊重。比如，隨著社會經濟地位的提升，許多女性認為分居式過年的關鍵不再是分居，而是對方是否尊重自己的主體性。調查也發現，許多職業女性在分居式過年決策中十分強調對方是否提供情緒價值，即對方是否尊重我想和父母團圓的內心感受，對方是否理解我在對方家過年的尷尬，對方是否積極回應我的生活決策。可見，女性越發在家庭親密關系中重視自我價值和情感體驗，分居式過年迎合了女性對現代家庭關系的認可與追求。

綜上所述，盡管分居式過年體現著個體立場的決策，但更多是通過協商式的親密關系來完成。一方面，協商彰顯了個體訴求的表達，不再是以完全犧牲某個人的意見為主。另一方面，協商體現出夫妻雙方需要通過平等的互動與溝通，理解和傾聽對方的生活處境和話語表達，同時也要包容和接納此前自我觀念意識中沒有的新行為觀念。在此基礎上，夫妻雙方作為家庭的共同參與者和設計者，一起規劃共同的婚姻生活，展現了現代個體對婚姻家庭生活中情緒、情感、溝通的重視，也解決了個體化時代因為個性凸顯而帶來的婚姻不穩定，從而推動著一種新型家庭親密關系的形成，甚至被視為一種健康的家庭相處模式，這也為青年選擇分居式過年的決策提供了合理化理由。

2.從在場到離場的女性身份轉變:傳統家庭性別分工重構

傳統社會中，已婚女性在身體和精神層面被限定在家族父權制文化中。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后，男女平等作為一項基本國策被寫入憲法，無論是集體化時代共產黨領導下的婦女解放運動，還是市場化轉型時期的新女性群體，女性的職業屬性身份在中國現代化發展中具有政治正確的道德意義。但由于市場化轉型中的家庭照料支持政策不足，進入勞動力市場的職業女性并未實現真正意義的解放，工作與家庭的激烈沖突往往使職業女性陷入“第二班”的母職懲罰。盡管一些研究呼吁父職回歸家庭照料責任[19]，但轉型時期職業女性從事家務勞動的時間仍遠遠多于男性，家務勞動既沒有獲得市場化的貨幣認可，同時女性也被父權制構建成為“有愛就不會累”的憔悴個體。調查也發現，許多已婚職業女性在潛意識里仍將家庭照料和母親身份進行捆綁。一位職業女性談道，“媽媽們實在太難了，孩子、老公在哪里，我們就在哪里，孩子學習，戶外玩耍，吃飯提醒忌口，多半是媽媽們的事”。可見，母親的身份屬性很難讓已婚女性在婚姻關系中兌現輕松、自由與自在的生活處境，這也構成女性選擇分居式過年的直接原因。

女性選擇分居式過年不只是地理空間層面的身體分離，其背后暗含著女性自身身份角色的變化以及女性對家庭的規劃。其一，從母親到女兒身份的回歸。分居式過年讓女性回歸到自己的原生家庭之中，獲得了女兒身份屬性的回歸，這不僅意味著女性可以暫時地遠離結婚后母職帶來的家務勞動和情感付出，同時也讓女性憑借分居式過年在原生家庭之中享受著片刻輕松與舒適。調查發現，許多已婚青年母親將分居式過年視為對廣大母親最真實、最實惠的春節獎勵。一位剛剛懷上二胎的女性談及:“在婆家只能是兒媳，可到了娘家，我可以是更自由的孕婦，更快樂的女兒。我覺得這樣很快樂，不用當媽媽，只當女兒就好，不要太爽啊，什么都不需要我干。”其二，家庭生活的重新安排。一方面，由于中國市場經濟轉型過程中的住房困難以及隔代撫育的需求，許多女性在婚姻中常常和公婆居住在一起，并面臨著代際相處中的觀念矛盾與行為沖突。礙于代際合作的家庭利益最大化，雙方都會忍讓對方，將對彼此的不滿藏匿于心中。此時分居式過年成為彼此釋放不滿和宣泄情緒的家庭安全閥。對兒媳來說，回娘家過年找到了相對安全且可以傾訴的家庭支持體系，對婆婆來說，兒媳的離場讓平日里妥協更多、讓步更多的婆婆有更多的可能回歸自己的主體性，在一定意義上重塑了婆媳關系。另一方面，由于東亞社會中母親和育兒有著更加緊密的責任連接，孩子是許多已婚女性選擇分居式過年最大的擔憂。隨著現代育兒理念的興起，親子關系不再是道德化的等級結構，尊重子女的主體性意見被構建為現代家庭關系的政治正確。許多女性會選擇讓孩子決定是否跟著母親回娘家過年。然而，在“虎媽貓爸”或“父親缺失”的家庭教育性別分工下，許多子女認為母親的身份屬性不僅意味著關心與照顧，同時也暗含對子女的監督和管束。出于對自由的渴望，許多子女也不愿意選擇與母親一起回家過年。同時，對年輕的父母來說，親情也需要努力經營，分居式過年讓母親和孩子在真正意義上擁有了屬于自己的假期，也讓平日里具有張力的親子關系得到了緩解和放松。一位孩子談及:“你玩你的，我玩我的，各自開心，各自盡興。”同時，母親獨自回老家過年，將孩子留給父親，或讓父親帶著孩子回爺爺奶奶家過年，不僅為丈夫提供了兌現父職的機會，也讓丈夫切身地理解和體會到母職的辛苦與不易，履行父職的生活經歷也會讓父親對此前的家庭生活有更多反思，并影響著未來家庭關系的發展與構建。

3.從命令到諒解的代際重心下移:父母對子女決策的尊重

傳統家族中奉行“老人至上”的價值觀念，青年一代必須無條件服從老年人的決策，已婚的青年女性更是如此。然而，現代化進程中青年獲得獨立的經濟收入和社會人格，并在勞動力市場中形成了新的社會交往圈。同時，青年在網絡社會變遷中擁有了更多的話語權。在這個過程中，分居式過年作為一種社會現象的形成與發展，不僅意味新生代的中國青年挑戰了傳統家族體系中老人主導的家庭安排，同時也展現了家庭生活中代際關系互動的新形態，即傳統家庭倫理重心的下移。其一，代際關系中的青年主導。隨著個體化的快速崛起，中國新生代青年獲得前所未有的自主和獨立，許多父母深刻地感受到自己已經無法掌控子女的生活決策。面對青年社會地位的崛起，如果父母強硬地干預子代的私人生活，不僅會遭遇子代的反感與反抗，甚至會導致代際關系的失衡或斷裂。因此，為了代際關系的協調發展，許多中國父母在與子代的交往中會格外的謹言慎行，強調代際關系的邊界，尊重子代的獨立決策。對此，一些學者直接將中國父母形容為“少說話多做事的第二個保姆”[20]。盡管這一形容展現了中國父母的無奈性，但也直接反映出，中國父母在代際關系互動中的話語決策權降低。在上述背景下，無論是父母還是青年一代都認為，春節期間回誰家完全屬于青年的私人生活，應該由子女自己做出決策。在現實中，盡管少數父母對子女的分居式過年存有較大的異議，但自知自己無法改變青年子女選擇分居式過年的既定事實，也只能接受子代的選擇。其二，父母對子女辛苦的體諒。盡管許多帶有傳統家庭主義觀念的中國父母十分渴望闔家團圓的春節儀式，追求傳統民俗儀式在現代社會中的精神歸屬意義，但面對市場化轉型中高額的生活成本和忙碌的職場生活，許多父母十分理解子女的經濟負擔和生活不易。為了不給子女增加更多經濟負擔和精神疲倦，父母會主動選擇尊重子女分居式過年的決策，甚至還會主動安慰子女不要有心理負擔，更加輕松自在地享受分居帶給個體的好處。阿云是湖南人，結婚之后和丈夫一直定居在湖南，每年過年雙方會一起回山東老家過年。生完二胎之后，阿云和丈夫面臨著巨大的生活開支和經濟壓力。鑒于夫妻一起回山東老家過年的經濟成本較大，兩人協商之后，決定讓阿云和孩子留在湖南，丈夫一人回老家過年，阿云的婆婆對此十分理解。“兩個都回來，來回車票就得好幾千哦。他們不容易的，我和他爸農村種地，幫不上他們，就不能再拖累他們。再說孩子小也不能折騰，我兒子自己回來就挺好了，我們雖然想孫子，但也理解的，不埋怨兒媳婦。”其三，子女對父母付出的回應。盡管中國父母對子女私人生活空間的干預越發減少，但多數仍然幫助子女承擔著大量的照料責任。研究發現，父母的家庭經濟條件與對子女決策干預力度呈正相關[21]。由于當前中國子女對父母的依賴程度仍然較高，子女也會尊重和顧及父母的意見和看法。

在農村社會，許多父母秉持著傳統的家庭觀念，渴望闔家團圓。如果子女都不回家過年，不僅會讓父母在春節期間體驗到“空巢老人”的孤獨與無奈，也會受到傳統半熟人村落社會道德非議。因此，青年會將父母的情緒和意見納入分居式過年的決策中，但這并不意味著以犧牲青年的訴求為代價。在現實生活中，為了實現分居式過年，青年會提前為父母送上春節禮物，既讓父母對子女的辛苦付出得到心理安慰，同時也希望在禮物流動中獲得父母對子女分居式過年的理解與支持。同時，由于當前中國社會展現了以孩子為中心的家庭主義，面對對方父母的不理解和質疑，青年將孩子視為一個道德砝碼，選擇將孩子留給對方父母，自己一個人回家過年。不僅迎合父母的傳統家庭主義觀念，同時也讓父母實現了以孩子為中心的情感滿足，更為已婚母親婚后獨自回娘家過年提供道義支持。劉格和丈夫結婚多年，由于與公婆飲食習慣不同，一直選擇與丈夫各回各家過年。但考慮公婆一直幫助自己帶孩子，劉格在處理這件事情上十分小心謹慎，“公婆就一個兒子，這些年公婆幫我們不少，我父母也沒幫上啥，公婆從來沒挑過理。雖然我們有時候也會有小摩擦，但人得心存感恩。他們肯定愿意和孫子一起熱鬧地過年，所以我會把孫子給他們留下來。”劉格如此說。

分居式過年作為一種新的家庭親密關系形態，展現了親密體驗、娘家關系與代際互動等方面的現代性特征，將這些變化放置于中國市場化轉型、家庭現代化與數字社會興起的背景下，可以發現，家庭觀念變革、家庭雙系并重、數字化家庭等一般性解釋要素構成了分居式過年形成的社會條件。

1.市場經濟轉型促使傳統家庭的觀念變革

分居式過年表面上看是家庭成員在地理空間層面的隔閡，但卻體現出現代化進程中傳統家庭觀的要素變革。在傳統家庭觀念中，家庭一直被定義為一個具有同住、經濟合作以及生育的社會關系，即親子所構成的生育社群。華人學者許烺光進一步指出，生活在祖蔭下的中國人會將個體終身的價值融入家庭集體利益之中，并在實現家族集體利益的前提下追求中國人生存的個體價值[22]。可見，以家為中心的生活方式左右著中國家庭中夫妻關系和代際關系的塑造。在四世同堂大家族觀念的影響下，傳統社會強調春節的集體性團聚，春節分居往往會受到社會性排斥。隨著中國現代化的發展，尤其是在計劃生育政策、市場經濟轉型的社會背景下，新一代中國青年的家庭觀早已時過境遷，從而形成了分居式過年的社會現象。其一，踐行家庭選擇性的分居式過年。德國社會學家貝克在《個體化》中曾提到，在晚期現代社會，人們傾向于追求“為自己而活”的價值，在個體自主理性的規劃中，人們會根據自己的需求、興趣和利益做出選擇[23]。在這個意義來說，分居式過年體現出中國已婚青年夫妻基于個人訴求重新理解和選擇家庭模式的實踐特征，展現了“我的家庭我做主”的行動準則。在現實生活中，青年的家庭選擇和主體認同更多是以原生家庭為邊界，同時將個人的訴求和情感納入自己小家的構建中。此時青年認為自己的父母比伴侶還要重要，從而動態地調整著自己觀念中的家庭范圍。學者沈奕斐的研究也發現，上海中產階層家庭的女性被問到“家里人都有誰”時，幾乎都沒有把男方父母包括在內[24]。在上述背景下，隨著個體的自主性增加，家庭越發變成一種選擇性空間，不再拘泥于傳統固態的家庭結構或行為模式。分居式過年也自然成為個體在眾多家庭模式中的一種個性化選擇。在現實生活中，有很多青年會不斷動態調整分居式過年的實踐形態。有的青年選擇“今年去你家，明年去我家”，有的青年因為特殊情況而臨時性放棄分居式過年。其二，強調家庭體驗性的分居式過年。伴隨中國社會的個體化崛起與家庭的私人化轉型實踐，中國家庭在某種意義上發生著“理所應當人生歸處”到“個體幸福實踐途徑”的現代性轉變。家庭變成獲得快樂和利益的來源。在這個過程中，個體希望通過分居式過年實現家庭私人生活空間的享樂主義。盡管一些研究指出，現代社會的“家庭一體”仍統攝個體，但家庭價值穩固和個人意識崛起的新家庭主義正逐漸興起，傳統“代際關系緊密”與現代性影響下“親密關系純粹”是并行不悖的[25]。對身處異地他鄉的子女來說，他們之所以春節期間渴望回到自己父母家中，不僅在于實現以血緣為紐帶的代際團結，同時也體現出青年試圖通過春節休假實現私人生活中更加純粹的親密體驗。其三，基于家庭伸縮性的分居式過年。盡管個體化在中國社會崛起，但中國家庭本位的文化優勢在市場經濟中有增無減，甚至被視為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社會底蘊。費孝通先生曾直言，中國家庭是一個具有彈性伸縮特征的事業綿延體[26]。在社會轉型時期，具有彈性伸縮特征的中國家庭模式在一定意義上促使家庭的團結合作，提升了家庭的風險共擔功能，應對了市場化轉型中的社會福利缺失。在這個意義上來說，許多青年通過分居式過年的實踐形態，提升了家庭的韌性，使得原本的家庭矛盾和沖突得以緩和，鞏固了家庭作為一個社會福利保障單位對個體生存與發展帶來的積極意義。

2.女性與娘家地位崛起推動家庭雙系并重

分居式過年作為青年夫妻關系的生活決策，意味著女性作為一個主體開始參與家庭決策，這背后也暗含著女性及其娘家地位的崛起，促使親密關系的現代性轉型。在傳統社會中，女性在家族體系中始終處于邊緣性位置。未出嫁的女兒不具有正式且合法的地位，無繼承權利也無贍養義務。出嫁之后意味著女性作為一個勞動力從娘家進入婆家，并將大部分精力放置于婆家的家庭經營上。但是，現代民族國家的建立，性別平等意識、生育政策出臺、人口轉變等一系列因素致使女性與娘家的聯系日漸增加。其一，女性承擔養老責任。無論憲法要求還是政策設計，以孝道為基礎的家庭贍養是中國老人安享晚年的根本保障。在這個過程中，由于計劃生育政策的出臺，獨生子女往往是很多地區家庭的現實寫照，已婚女兒要承擔起親生父母的養老責任。但中國社會的許多父母都擁有保障自己晚年生活的經濟能力，此時情感也許是老年人晚年最需要回饋的需求之一。在這個過程中，許多常年離家在外的女兒非常渴望在春節期間回到自己父母家中盡盡孝道。這一點也獲得了同樣為人父母的公婆認可。其二，女性娘家的資源支持。娘家不僅是女性成長的重要場所，更是她們在面對婚姻和家庭挑戰時的堅強后盾。娘家給予的支持和理解，對女性在婆家的地位和心態有著深遠的影響。由于計劃生育政策和經濟的快速發展，許多父母會把家中更多的資源投入女兒的成長發展之中。不僅體現在父母對女兒的教育投入，同時也表現在女兒出嫁時娘家的陪嫁，以及娘家對女兒婚后小家庭的經濟幫助。隨著娘家對小家庭的經濟幫扶力度日漸增加，以及女性經濟地位的提升，女性以及娘家的意見將直接影響著現代家庭夫妻關系的構建和發展。在一定意義上，這不僅為女性通過分居式過年回到自己娘家奠定了重要基礎，也為女兒選擇回娘家過年提供了道德層面的合理化理由。其三，雙系家庭的形成。隨著性別觀念的轉型以及獨生子女家庭的普及，女性不再滿足完全依附于男方家庭，女性和女方家庭地位的崛起，致使女方家庭和男方家庭更加追求一種平等的對話關系，從而形成了雙系并重的家庭關系[27]。一方面，女方和男方在小家庭的支持上，基本保持等同的付出，甚至為了突出女兒在婆家的決策地位，具有一定經濟實力的女方父母會力爭在物質支持上超過男方父母。而且，由于代際溝通的阻礙，許多已婚女性會主動選擇讓自己的親生父母承擔照料第三代的家庭照料責任，從而減少家庭相處的沖突。另一方面，由于經濟層面付出的對等性，男方父母和女方父母也都會積極在小家庭層面追求情感價值回饋的公平性，希望獲得子女陪伴和相處時間保持相對一致。在這個背景下，春節期間“各回各家，各找各媽”的分居式過年則成為家庭雙系并重的一種日常表現。

3.數字社會的興起及其對家庭關系的重塑

數字社會是繼農業社會、工業社會、信息社會過渡之后一種新的社會形態。工業革命之后，人類社會開啟了從農業社會邁向工業社會的演進過程。隨著工業化和商品化的推進，婚姻家庭也發生著實質性變化。一方面，社會流動加劇、第三產業發展迅猛、高等教育快速普及伴隨著數字社會的興起，婚姻家庭領域展現了家庭結構的離散化和關系多元化的趨勢。可以說，相比于傳統社會婚姻家庭觀念中強調穩定、責任和既定安排，數字社會激發了人類社會對個體主義觀念的認可，鼓勵人們實現訴求滿足、體驗幸福價值和追求自主選擇。這不僅讓婚姻家庭日漸成為一個不確定性的生活單位，也不利于婚姻關系的長遠發展。同時，數字社會也讓生活和成長于數字技術之下的青年一代擁有更多的自主性，各類App興起為婚姻家庭轉型的自主性實踐提供了技術支撐。盡管如此，人們還是可以通過數字技術重新塑造家庭關系，實現家庭的再生產。在這個過程中，家庭改變和家庭邊界被不斷延伸，日漸從實踐層面的血緣和親緣關系的社會組織，轉變為網絡世界的云端家庭，這也為分居式過年的形成奠定了社會條件。其一，分居式過年的網絡溝通。盡管許多青年選擇分居式過年，但不意味著異地相隔的親人不再互動交流。相反地，春節期間異地夫妻會通過電話、微信等方式進行語音交流和視頻對話，從而增加了人們的交流頻率，形成了地域隔閡背后的關系整合。其二，分居式過年的網絡社群。隨著互聯網的普及，很多青年或家庭都已經成立了家庭微信群。平日里會在家庭微信群中不斷分享自己的故事，以及與家人進行頻繁互動。調查發現，許多青年都認為現在的春節已經不再有傳統的儀式感，傳統的“年味”越來越少了。青年選擇分居式過年之后，會在家庭微信群中進行交流互動，同時，家庭微信群的“發紅包”“拜年”等新的春節習俗也會把身處異地的個體重新整合起來，讓青年感受到自己從未遠離家庭，實現了家庭認同感。其三，分居式過年的網絡記憶。隨著短視頻的興起，青年會通過視頻記錄的方式將自己在春節期間的生活細節記錄下來并分享給對方。同時，人們也會在抖音等平臺不斷給對方分享有趣的網絡視頻。這些數字化的視頻作為家庭成員美好的春節記憶，不僅增加了對彼此成長環境的了解，同時也是對當下生活動態的一種記載，展現了數字社會對傳統家庭關系與生活實踐經歷的重構與記錄。

分居式過年看似是已婚夫妻的異地分居，但分居的背后卻展現了轉型期中國家庭親密關系的現代性轉型。新一代的中國人越來越強調家庭關系構建中的自主性和選擇性。然而，當傳統家族及其倫理道德對個體的約束力越發減少時，市場經濟的理性契約又使家庭生活的個體主義占據了重要地位。在這個過程中，許多青年對橫向的婚姻關系充滿了現實層面的精神恐懼和不信任感。當婚姻家庭的穩定性下降和脆弱性提升的同時，家庭生活之外的社會關系也展現了原子化和冷漠化，形成了現代個體在社會公共空間的孤獨與漂泊。在上述背景下，基于家庭觀念變革、女性娘家地位崛起、數字社會興起，許多中國青年因為血緣關系的先賦韌性和共擔紐帶，重新選擇回歸自己的原生家庭。現實中，越來越多的青年發現只有自己的親生父母才是最安全且可靠的，并愿意將父母視為自己最溫暖的情感港灣，將自己的心事和苦惱告訴自己的父母，從而希望尋找一種安定且可靠的精神寄托和關系歸屬，促使在家庭私人化發展中形成代際關系的團結。在這個意義上說，分居式過年并未展現西方現代化理論中夫妻關系取代代際關系的既定結論，而是形成了中國家庭關系互動的發展軌跡，這不僅體現了男方父母與女方父母的權責對等，同時也體現了夫妻和代際之間的互動協商，盡管這種互動是以子代主導，但父母作為重要的因素影響著分居式過年的實踐形態。可見，中國家庭現代化變遷中的傳統與現代并不是對立的，傳統向現代的發展也不是單線的演進過程，而是呈現傳統和現代相互建構與博弈的特點。因此，在急劇變遷的轉型時期，我們不僅要在尊重傳統的基礎上超越傳統，同時社會文化和家庭政策也要以更加包容的視角積極回應當代青年婚戀的多元訴求，不斷完善和調整中國家庭的婚育模式與政策走向，才能適應人口轉變背景下中國婚姻家庭領域現代化發展呈現的新變化。

[項目基金: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青年項目“家庭主義復興與新型家庭共同體建設的路徑分析”(項目編號:24SHC00214)的階段性成果]

陳靜:中共濟南市委黨校、濟南市社會主義學院副教授

于志強:山東大學哲學與社會發展學院助理教授，碩士生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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