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曾慥《類說》版本流變新考*

——兼論印本“定本效應”與古書傳存之關系

關?靜

內容提要：曾慥《類說》對古小說的輯佚整理、考訂研究至為重要，與之頗不相稱的是學界《類說》研究主要依賴“全失舊觀”的天啟刻本，而大量早期抄本深藏于海內外圖書館，鮮為世人所知，研究者尚未揭開此書版本流變的神秘面紗。根據校勘異文中甄選出的“版本標記物”，可將《類說》傳世本劃分為甲、乙、丙三個系統，推斷甲系統歸屬于麻沙原本系統，乙、丙系統歸屬于寶慶本系統（二者所據底本印次有別），在此基礎上繪制出《類說》版本流變圖。對《類說》版本的系統考察，可確認存世諸本在版本流變中的位置和價值，闡述古籍印本“定本效應”的正負面向、抄本在印本時代的學術意義等文獻學與書籍史問題。

關鍵詞：曾慥?《類說》?印本?定本效應?版本標記物

兩宋之交是中國典籍由抄本時代進入印本時代的過渡期，也是各類知識整理編定集成的活躍期，曾慥《類說》正是編纂于這一時期的重要典籍。此書向為治稗者所重，甚至被譽為“《太平廣記》之后又一文言小說淵海”[1]。由于種種原因，明代天啟六年（1626）岳鐘秀等人所刻之本（后文簡稱天啟刻本）成為通行本，影響至今，造成影印、整理過程中“無它本可據”[2]的錯覺。

近年來，《類說》的版本問題漸為學界所重。陳靜怡《〈類說〉版本及引書研究》（后文簡稱陳文）首次全面調查《類說》版本，極大便利研究者使用，限于篇幅及體例，陳文的探考止于引書條目層面，未對具體文字進行比勘[3]；趙庶洋《略論清鈔宋本〈類說〉的文獻價值》（后文簡稱趙文）、李更《李盛鐸舊藏〈類說〉“七十卷本”殘卷探析——兼議明天啟刻本面貌的形成》（后文簡稱李文）分別討論上海圖書館藏清五十卷抄本[4]、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李盛鐸跋明抄本的價值[5]；筆者亦曾對宋刊殘本、天啟刻本以及影印整理本等進行考辨[6]。諸文大體探明了從李跋本到天啟刻本，再到《四庫全書》本的流播路徑，對認識和把握《類說》版本關系多有裨益。但與《類說》傳世本數量相比，現有研究所涉版本過少，缺乏系統研究，仍未揭開《類說》版本流變的神秘面紗。《類說》既有宋本傳世，又存在十余種不同的明清抄刻本，它們分藏于多家海內外圖書館，因其收藏分散，多非完帙，查閱、比勘殊為不易，從而限制了《類說》學術文獻價值的呈現和發揮。誠如昌彼得所云：“故欲治是書者，非廣羅眾本校勘，無以竟其功也。”[7]

一、印本“定本效應”與《類說》存世本的卷帙異同

與中古典籍經歷漫長的寫本時代再進入印本時代不同，《類說》的編印帶有鮮明的印本時代特色。在編纂初衷上，已有研究者指出曾慥《類說序》云“‘……覽者其詳擇焉’，明確的‘覽者’預設，背后是一位自覺的書籍制造者”[8]。在刊印流播方面，《類說》至晚在編成后的第四年（1140）即由建陽麻沙書坊刊刻出版（后文簡稱麻沙本）[9]，幾乎可以說印本與《類說》的流播伴隨始終。目前可知《類說》在宋代還經過兩次刊刻，分別為寶慶二年（1226）建安郡守葉時刊本（后文簡稱寶慶本）、南宋中期建陽刊本（有殘本存世，后文簡稱宋刊殘本）。寶慶本在《類說》流播過程中占有一席之地，相比之下，宋刊殘本作為節選重編本，對《類說》的文本面貌影響有限。迨至天啟刻本風行，形成新的系統。

麻沙本、寶慶本、天啟刻本作為《類說》流變過程中的幾個關鍵性印本，在特定時期、地域內發揮了“定本效應”。所謂“定本效應”是指：

（刻本）問世后，憑借印本書籍所具有的物理特征，尤其是文字清晰固定，短時間內可大量復制兩項，異軍突起，逐漸成為“定本”。……故其刊刻時的校勘質量，某種程度上乃決定著一部書籍的面貌與命運。[10]

“定本效應”對《類說》的影響在于：盡管傳世本面貌不一，差異甚大，但其版本內部呈現出與印本密切相關的“類聚”特征。以分卷為例，歷代公私目錄眾說紛紜，現存版本卷次參差不一，然以數次印本衡量，則又有跡可循。宋元書目中，《遂初堂書目》未著錄卷次；《直齋書錄解題》《文獻通考·經籍考》《宋史·藝文志》等稱“分五十卷”；《郡齋讀書志》衢本作“類說五十六卷”，袁本著錄“類記六十卷”，臥云本作“類說五十卷”[11]。明清書志著錄甚簡，多作“X卷”或“X冊”。《文淵閣書目》《內閣藏書目錄》所收均為殘卷，未錄卷次；《國史·經籍志》《愛日精廬藏書志》《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儀顧堂續跋》《藏園群書經眼錄》《續通志》等著錄有五十卷本；《愛日精廬藏書志》《士禮居藏書題跋記》《百宋一廛賦》《鐵琴銅劍樓藏書目》《藏園群書經眼錄》等著錄不分卷之宋刊殘本；《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四庫采進書目》《皕宋樓藏書志》等著錄六十卷本；《儀顧堂續跋》有“分五十卷實六十四卷”之清思軒刊本等。有學者推測：“慥書分卷殆出后人之手，故諸目著錄參差如此。”（《郡齋讀書志校正》，上冊，第596頁）

事實上，《郡齋讀書志》袁本、衢本所錄之五十六卷、六十卷本均無實物留存[12]，亦未見他書著錄，不排除傳抄訛誤的可能，除此之外的早期書目多將《類說》著錄為五十卷本。李文考訂李跋本嘗試將《類說》拆分調整為七十卷，天啟刻本則在李跋本基礎上重新整合為六十卷。天啟刻本刊印后，六十卷本方大量見載于各類書目，形成五十、六十卷本并峙的局面。《類說》的卷次分歧還與該書拆分子卷的特征有關，五十卷本有多卷分為上、下或上、中、下卷，按子卷計共六十五卷。至于十五卷、二十六卷等版本只是經手人（包括傳抄者、售賣者、收藏者等）出于特定目的所做的更改。如此，《類說》早期版本多分五十卷，李跋本嘗試拆分為“七十卷”，天啟刻本分卷六十，而節選本多不分卷，與印本“定本效應”并不沖突。現存版本可按卷次簡要劃分，略述如下[13]。

（一）五十卷本

1.明確分五十卷的版本。

國家圖書館藏明有嘉堂抄本（后文簡稱有嘉堂本，下同）：存卷五至卷一四、卷一九至卷二〇、卷二四至卷二七、卷三一至卷五〇共三十六卷。半葉九行行二十四字[14]，白口，白雙魚尾，四周單邊[15]。卷五至卷二六中每卷首葉版心題“類說卷X”，鈐“弇山堂藏書印”，正文版心作“有嘉堂”，卷二六下以后版心均作“有嘉堂”，無弇山堂印。抄本內有“唐寅校”“長洲方乾贅言”字樣，有瞿氏“鐵琴銅劍樓”藏印。

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明淡生堂抄本（淡生堂本）：實缺卷五至卷八[16]、卷四六下共二十九種引書，三十冊。半葉十行行二十字，藍格，四周單邊。總目及正文卷首均作“類說”，版心題“曾氏類說卷之X”、葉數以及“淡生堂抄本”字樣。有項元汴、徐乾學、劉紹炎等人藏印。

上海圖書館藏明殘十六卷抄本（殘十六卷本）：存卷四至卷一九上共十六卷，三冊。半葉十行行二十字，左右雙邊，白口。

南京圖書館藏明殘三十一卷抄本（殘三十一卷本[17]）：存卷一九下至卷五〇共三十一卷，八冊。半葉十行行二十字，左右雙邊，白口。黃裳舊藏，有其題記多則。

日本靜嘉堂文庫藏明抄本（靜嘉堂本）：名《重校類說》，十六冊[18]。半葉九行行二十字，四周雙邊，黑口，雙魚尾。秦酉巖舊藏，輾轉流經朱彝尊、郁松年、陸心源等人之手。

上海圖書館藏明殘四十八卷抄本（殘四十八卷本）：存卷三至卷五〇共四十八卷，二十九冊。半葉十行行十九字，四周單邊，有朱校（參校本為天啟刻本）。此本不拆分子卷，較五十卷本缺少引書一百零八種，卷一七至卷二四共八卷內容非《類說》原有，條目、文字多有刪略，曾為盧氏抱經樓、劉氏嘉業堂、張叔平等所藏。繆荃孫謂該書“校者猶極精細”，并轉錄校者“缺佚一紙”甚詳[19]。

上海圖書館藏清五十卷抄本（清五十卷本）：全存，三十二冊。半葉十行行二十二字，無邊欄和界格。經朱彝尊、葉名澧、朱氏結一廬庋藏。趙文考證其為清抄宋本。

2.部分卷次不全或遭篡改，實為五十卷的版本。《類說》現存版本多為殘卷，為了以殘充整的需要，相關版本卷次常遭篡改，通常做法是更改曾慥序中“分XX卷”和具體卷次，細究其卷次編排與文本實際則同屬五十卷本。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中吳山房抄本（中吳山房本）：存卷一至卷一〇共十卷[20]，六冊，實由五十卷本卷三六至卷五〇的部分內容打亂重組而成。半葉十行行二十字，四周單邊，書耳題“中吳山房”。經周天球、世美堂李氏、葉德輝等人所藏。書前“錢曾識”稱此本為元抄，葉德輝[21]、陳文沿用該判斷，此處識語及“錢曾”“遵王”兩印或有作偽，《中國古籍總目》著錄為明抄本[22]。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殘五卷本（殘五卷本）：存卷一一至一五共五卷，實乃五十卷本卷一四下至卷一八，二冊。半葉十行行二十字，左右雙邊，白口，上黑魚尾。周天球、世美堂李氏、葉德輝等藏。

明世學樓抄本（世學樓本）：半葉十行行二十字，無邊欄和界格，每冊首葉鈐“會稽鈕氏世學樓圖籍”印，分藏北京大學圖書館、臺北“國家圖書館”兩處。北大本存卷一至卷六下共六卷，實為五十卷本卷五至卷一〇下，一冊，李盛鐸舊藏。臺北“國家圖書館”本存卷一八至卷二一、卷四七下至卷五〇共八卷，二冊，有道光五年（1825）王端履跋。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殘廿六卷抄本（殘廿六卷本）：存卷一至卷二六下共二十六卷，十二冊。半葉十行行二十一字，藍格，四周雙邊，白口，花單魚尾，有墨齋識語[23]。經李應奎、惠承學、汪文柏、陸敬家族及葉德輝家族所藏。

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明嘉靖伯玉翁抄本（伯玉翁本）：前有“曾公類說全部目錄”，分五十卷；正文不分卷，二十冊。半葉九行行二十字，四周雙邊，白口，黑單魚尾。與其他五十卷本相比缺少引書四十八種，又羼入部分非《類說》引書。有嘉靖三十二年（1553）北泉伯玉翁（筆者按：藍田）跋。

（二）“七十卷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李盛鐸跋明抄本（李跋本）：序言稱“分七十卷”，存卷一至卷七、卷二一至卷二七共十四卷（分卷與他本均不同），六冊。半葉九行行十八字，左右雙邊，白口，黑單魚尾，李盛鐸舊藏。李文考訂該本或許是天啟刻本整理過程中之階段性“工作本”，甚至可能就是天啟刻本底本。

（三）六十卷本

天啟刻本：分六十卷，全存。半葉九行行十八字，左右雙邊，黑單魚尾。國家圖書館、西安市文管會、臺北“國家圖書館”、日本內閣文庫等地均有藏本，不同版本印次有別。

《四庫全書》本：分六十卷，半葉八行行二十一字，紅格，四周雙邊。文淵閣本、文津閣本今存全本，文瀾閣本原本存十五卷，余為丁抄。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文瀾閣四庫全書配補抄本”當是文匯閣或文宗閣抄本，原本存二十七卷，余為配補。《四庫》原本以天啟刻本早印本為底本并有部分改動。

上海圖書館藏清孔氏岳雪樓抄本：存卷一至卷一二共十二卷，五冊。半葉八行行二十一字。此本據文瀾閣本（含丁補）抄成。因文瀾閣本源出天啟刻本，分六十卷，姑系于此；而丁補則據上海圖書館清五十卷本抄成。此本殘存內容源出丁補。

（四）不分卷本

《類說》現有兩個不分卷本，因刊刻或抄寫者的主觀選擇，在引書、條目、文字方面多有省刪。

國家圖書館藏宋刊殘本：存《仇池筆記》《隱齋閑覽》《東軒雜錄》三種引書。半葉十行行十六字，細黑口，左右雙邊，花單魚尾。經毛晉、黃丕烈、瞿鏞等人所藏。

日本京都大學藏《類說節要》（《節要》）：三冊。半葉十一行行二十一字，無邊欄和界格，書前“類說節要標目”著錄引書一百九十二種。有“船橋藏書”“清原”“秀相”“昭和27.10.21”等印。

二、版本標記物與《類說》版本系統的劃分[24]

《類說》在分卷、引書、條目、文字等方面時見參差，這既有手民之誤，又有部分版本標記物：

所謂“版本標記物”，即指某一版本所特有的、能夠成為其身份識別之關鍵的版本特征，其中包括特定文字的增補、刪削、剜改、串行、擠行、空白、墨丁、異常文圖錯訛等等，首先通過廣泛細致的版本調查和比勘，發現并確立上述各類“版本標記物”，然后，追蹤考察它們在現存版本中的有無及變化痕跡，最后，據此辨析諸版本間的傳承關系，有時頗有“四兩撥千斤”的特殊效果。[25]

筆者從大量校勘實踐中挑選出若干規律性的特殊異文，提取為以下版本標記物：

（一）特殊的條目存佚與條目錯亂

（1）孫覿《讀類說二首》所涉條目。孫覿《鴻慶居士集》多次提及與曾慥的書信往還，集中《讀類說二首》以《類說》語典事典寫就，是現存最早對《類說》內容的記載[26]。詩中所涉部分條目在《類說》不同版本中的存佚及位置存在差異，天啟刻本系統缺乏“足閑仍有牦”“石頑非作燕”“絡緯那能織”“君看轉丸手”等詩句所涉內容（《〈類說〉天啟刻本系統學術價值再探》）。經核，“足閑仍有牦”出自“不葬父母”條[27]，淡生堂本、清五十卷本、殘三十一卷本、殘廿六卷本收錄于卷二二《雜志》[28]，伯玉翁本、靜嘉堂本則收錄于《乾??子》。因陳洎為北宋人，無法被溫庭筠著錄，此條見于《江鄰幾雜志》原書[29]，加之《永樂大典》曾引錄“不葬父母”條，正文作“《類說》：三司副使……”[30]，可證《類說》原有此條。“石頑非作燕”出自“無雙第五”條[31]，淡生堂本、有嘉堂本、殘三十一卷本、清五十卷本收錄于卷四五《筆談》，伯玉翁本正文無此書，靜嘉堂本對應卷次殘缺。“絡緯那能織”“君看轉丸手”出自“莎雞”[32]與“蜣螂”[33]，淡生堂本、清五十卷本見于卷三二《古今注》；有嘉堂本、殘三十一卷本、靜嘉堂本“莎雞”條同出《古今注》，“蜣螂”條錄于《迂書》；伯玉翁本無此二書。“莎雞”“蜣螂”均見于《古今注》今傳本[34]，錄于《迂書》有誤。

（2）“艷異”條目之有無。校勘結果顯示淡生堂本部分條目為其獨有或僅見于少量版本，如《趙后外傳》“宜主合德”條后“體亡軫栗”“禮義人也”二條，“七香豆蔻湯”條后“香肌丸”條，“赤鳳自為姊來”條后“視浴金盆”“慎恤膠”二條；《江南野錄》“卷軸何多艾氣”條后“陶谷奉使”，“服術忌桃李”條后“李亞保娶婦”二條；《漢武故事》“柏谷求漿”條后“柏梁臺”，“方朔偷桃”后“徐氏女子”，“方朔歲星”后“不能一時無婦人”三條；《開元天寶遺事》“夢玉燕入懷”后“助情花香”，“盆池養魚”后“揣肌暖手”，“泥金喜信”后“被底鴛鴦”三條。其內容以帝后（妃）旖旎情事為主，較為艷異。試舉兩例：

“禮義人也”：飛燕初召入宮，其姑姊樊嬺為承光司弈者。知射雕兒事，為之寒心。及幸飛燕，瞋目牢握，涕下交頤，戰栗不迎帝。帝擁之，三夕不能接。宮中素幸者問帝，帝曰：“豐若有余，柔若無骨，遷延謙畏，若遠若近，蓋禮義人也。寧與汝曹脅脅者比耶？”既幸，流丹浹藉。嬺私曰：“射雕者不近汝耶？”飛燕曰：“吾內視三日，肉肌盈實者矣。帝體洪壯，創我甚焉。”自此特幸，號“趙皇后”。

“助情花香”：明皇正寵妃子。安祿山進助情花香百粒。寢處之際，含香一粒，筋力不倦。帝曰：“此亦漢之慎恤膠也？”

清五十卷本存有淡生堂本《趙后外傳》《江南野錄》二書除“香肌丸”之外的六個條目；有嘉堂本《趙后外傳》《江南野錄》所在卷次殘缺，存淡生堂本《漢武故事》《開元天寶遺事》的六條內容；其他版本殘存內容均未見上述艷異條目。

至于淡生堂本多出條目是否曾慥原書所有，陳文甚為矛盾，一邊屢次承認“諸本以淡生堂本較善”，一邊懷疑是否后人“另為抄入”，不得已“存疑待考”。筆者更傾向《類說》原有，原因如下：其一，淡生堂本、有嘉堂本、清五十卷本文本關系并不密切（詳后），不同抄寫者在同一位置加入相同條目的可能性甚小。其二，他本保留了部分條目的存在痕跡。如《江南野錄》“陶谷奉使”“李亞保娶婦”二條，殘廿六卷本正文殘留二者標目，正文分別有十行、八行空行；天啟刻本卷前目錄對應位置空格處理。其三，相關條目見引于與《類說》存在引用關系的下游文獻。《綠窗新話》成書時間略晚于《類說》，多次引用《類說》條目。《綠窗》卷上“漢成帝服謹恤膠”條乃合并《類說·趙后外傳》第二〇—二二條而成，第二〇條見于《類說》所有版本，后兩條即淡生堂本、清五十卷本獨有之“視浴金盆”“慎恤膠”；“唐明皇咽助情花”條同樣合并《類說·開元天寶遺事》淡生堂本、有嘉堂本獨有之“被底鴛鴦”“助情花香”而成[35]。那么，《類說》原應有相關內容。

（3）以殘廿六卷本為中心的條目存佚。《類說》部分條目在不同版本中呈現出全、缺、無的差異，而這可按殘廿六卷本的存留與否分為以下情況：

殘廿六卷本保存完整，伯玉翁本、靜嘉堂本以及天啟刻本系統中多已不存的條目。如世學樓本、淡生堂本、殘三十一卷本、清五十卷本、殘廿六卷本《獨異志》“商較卿相”條后存“一杯羹錢三萬”“縑系南山樹”“紙盡思窮”“太白竊織女侍女”四條，伯玉翁本、靜嘉堂本及天啟刻本無以上條目。相關條目見引于《說郛》《云仙雜記》等書。《說郛考》云《廣知》一書“大抵摘自《類說》”[36]，確實如此，《說郛》卷六《廣知·獨異志》所收即此處前三條內容[37]。《云仙雜記》卷九開頭“一杯羹錢三萬”“縑系南山樹”二條，標目、文字全同《類說》，注出《博異志》[38]。《云仙雜記》卷九、卷一〇內容多源自《類說》已成為學界共識[39]，《類說·獨異志》前一引書恰為《博異志》，古書因翻閱不便，往往會誤書前后相近的書名。《類說》原有相關條目似無可疑。

殘廿六卷本已有文字脫漏的條目，在伯玉翁本、靜嘉堂本以及天啟刻本系統中文字脫漏更甚或徹底銷聲匿跡，這類情況占有極大比例。譬如淡生堂本、有嘉堂本、殘十六卷本、清五十卷本《唐余錄》收錄“木星入南斗”“鑄張說橫財”“陸氏一莊荒”三條內容；殘廿六卷同，然前兩條已有文字脫漏，詳見[表1]，因人物、事件等關鍵信息缺失，內容已不可解；此二條在伯玉翁本、靜嘉堂本、天啟刻本中不復可見。再如有嘉堂本、上海圖書館殘十六卷本、淡生堂本、清五十卷本《定命錄》收錄“夢娶婦”“伏犀貫玉枕”“刺史坐法曹廳”“畫蛇蟠鏡”四條；殘廿六卷本各條均有少量文字缺失；伯玉翁本、靜嘉堂本只留“夢娶婦”“伏犀貫玉枕”二條，天啟刻本僅剩“夢娶婦”一條。

[表1]《類說·唐余錄》“木星入南斗”“鑄張說橫財”收錄情況

殘廿六卷本以空行等方式標示存在佚失的條目，在伯玉翁本、靜嘉堂本、天啟刻本中毫無蹤影。如有嘉堂本、淡生堂本等《侯鯖錄》“晏叔原詩”條后接“夜值館中書……裙帶上詩”共八條，殘廿六卷本以多種方式注明條目佚失[41]，伯玉翁本此書不存，清五十卷本、靜嘉堂本、天啟刻本無相關內容。再如淡生堂本、殘三十一卷本、清五十卷本《雜志》“省中會飲”條后存“刀精……夏英公墳”八條，后接“夢為鴝鵒”條；殘廿六卷本空七行表示內容缺失；伯玉翁本、靜嘉堂本無相關內容；天啟刻本無《雜志》一書（《〈類說〉通行本與傳世抄本引書差異考辨》）。

（4）《本草》《事始》《迂書》《戰國策》的條目錯雜。《類說》條目之猥雜以《炙轂子》《淮南子》《玉泉子》等書最為突出，此外，《本草》《事始》等書條目同樣復雜交錯。

《本草》各本分歧見于“胡桃”條后，淡生堂本、清五十卷本接“橄欖木”“蘭香”“東風菜”“雍菜野葛”“火稻”五條，有嘉堂本、殘三十一卷本、靜嘉堂本此處為“富貴驕奢”“系蹄得虎”“與虞人期獵”“老妾事主婦”“市有虎”五條。伯玉翁本未收《本草》，靜嘉堂本無相關條目，天啟刻本卷前目錄對應位置恰有五個條目空缺，正文未見。淡生堂本、清五十卷本多出條目悉見于《本草》今傳本；有嘉堂本、殘三十一卷本、靜嘉堂本誤。

《事始》起首淡生堂本、清五十卷本多出“金幾銘”“太山刻石”“詩三言至七言”三條；有嘉堂本、殘三十一卷本、靜嘉堂本無；天啟刻本卷前目錄有三個空格，正文無；伯玉翁本存“柏梁詩”條[42]，缺諸本皆有之“嘗百草”條。《事始》原書已佚，“詩三言至七言”條與《紺珠集·事始》首條“詩三字至八字皆自毛詩”相近，只《類說》末句（即伯玉翁本“柏梁詩”條）溢出，另外兩條“金幾銘”[43]“太山刻石”[44]與《事始》敘事物之起源體例相合，“太山刻石”條正文見引于《玉海》，注出《事始》[45]，從各本殘留痕跡判斷此三條當為《類說》原有。

《迂書》“辨揚”條后，淡生堂本、清五十卷本、伯玉翁本、天啟刻本接“無黨”“三欺”“天人”三條；有嘉堂本、靜嘉堂本、殘三十一卷本則將此三條收錄于《蜀本紀》。其內容俱見于司馬光《迂書》，標目、順序亦與原書相同[46]，溫公自稱“迂夫”，《類說》“三欺”條正文尚有“迂夫曰”，則有嘉堂本、殘三十一卷本、靜嘉堂本誤。

《戰國策》淡生堂本“南鄭”條后，多出“美人掩鼻”“不死藥”“虛弦下雁”三條，僅“美人掩鼻”條見于清五十卷本，名“掩鼻”，他本無相關條目。淡生堂本、清五十卷本另存有嘉堂本、殘三十一卷本系于《本草》的“富貴驕奢”至“市有虎”五條，伯玉翁本未收《戰國策》，天啟刻本缺“富貴驕奢”條，保留了后四條。考相關條目俱見于《戰國策》今傳本，且順序大致相同。有嘉堂本、殘三十一卷本、靜嘉堂本誤。

（二）特定文字的缺漏與訛誤

（5）《仇池筆記》的文字缺誤。因宋本殘存，有明確的版本參照，其異文較有價值，見[表2]。

[表2]《類說·仇池筆記》部分版本異文[47]

宋本殘存的“論菊”條證實天啟刻本確有條目缺失，淡生堂本與宋刊殘本文字最為相近，清五十卷本有少量文字改動。如“論墨”條較淡生堂本多“光”字，“劉原父語”條將“劉元德”回改為“劉玄德”，再以缺末筆的形式避清諱。有嘉堂本、世學樓本、殘十六卷本[50]文本關系更密切，諸本或有相同的空格標志，如“砑光帽”條“李□陶”，“論墨”條“亦□復安用”；或有共同的文字訛誤，如“論詩”條“調革卑陋”，“黎稼子”條“幾落焉”。殘廿六卷本存在文字脫漏的條目，伯玉翁本、靜嘉堂本、天啟刻本同樣存在缺文或訛變。如“眾狗不悅”條，殘廿六卷本將“子由三年”訛為“子山□年”，天啟刻本作“子山年”，靜嘉堂本無相關文字，伯玉翁本作“子山暮年”；再如“二李優劣”條，殘廿六卷本將“臣稷千苦萬屈”訛作“?稷□□□□”，靜嘉堂本作“?稷”，伯玉翁本、天啟刻本作“以稷死”。

（6）為數眾多的相同文字脫漏。有嘉堂本、中吳山房本、世學樓本、殘十六卷本、殘三十一卷本等存在多處相同的文字脫漏。如《仇池筆記》“論文選”條，有嘉堂本、世學樓本、殘十六卷本作“齊梁文字集，可喜者甚多……”[51]，明顯漏脫一行；《劉貢父詩話》“佚老亭”條，中吳山房本、有嘉堂本、殘三十一卷本有奪文，云“作佚老亭云”，他本則云“作佚老亭。自后士大夫歸老者，往往名佚老亭云”；《硯譜》“端硯”條，中吳山房本、有嘉堂本、世學樓本、殘三十一卷本開頭作“端石……”，他本則有“蘇公易簡云：柳公權論硯，青州石為第一，絳州石[52]次之，殊不言端石……”這樣的情況比比皆是。

（三）特殊的空格與空行

（7）殘廿六卷本《東軒雜錄》的空格。特殊空格在前文的討論中已有所體現，試再舉一例。《東軒雜錄》原書尚存，單行本作《東軒筆錄》，各本文字與原書的對比見[表3]。

[表3]《類說·東軒雜錄》部分版本異文

由表可見：有嘉堂本、淡生堂本、清五十卷本文字較為統一，與《東軒筆錄》原書最接近[56]。殘廿六卷本闕文處以空格標示，靜嘉堂本、伯玉翁本、天啟刻本對應位置同樣存在闕文或訛變，呈現出清晰的嬗變軌跡。如“精神如破貝州時”條，從淡生堂本等“留守西京召赴闕”，到殘廿六卷本“留守西□□赴□”，到靜嘉堂本、天啟刻本“留守西赴”，伯玉翁本改作“留守西都”。再如“呈身御史識面臺官”條，原作“孫抃為中丞，薦唐介、吳中復為御史”，靜嘉堂本、天啟刻本將殘廿六卷本“孫□為中□”省略為“孫為中”，在改變事主姓名“孫抃”的同時，缺失了“為中丞”的信息；殘廿六卷本后半“薦□□吳中□為御史”，靜嘉堂本省作“薦為御史”，天啟刻本改作“薦二人為御史”，伯玉翁本或據后文“公未嘗與二人相識”臆補為“舉不相識者二人”，同樣缺失姓名且與后文重復。

（8）原因不明的文本空行。《類說》部分版本正文具有若干原因不明的空行。如《劉貢父詩話》“胡語[57]詩”條與“西都詩”條之間，中吳山房本有十行空行，有嘉堂本八行，殘三十一卷本五行另半葉；《書法苑》“衛夫人書”與“樂毅論”條中間，中吳山房本有十一行空行，有嘉堂抄本七行，世學樓本半葉，殘三十一卷本空一行另半葉。這類例證所在多有，茲不贅述。

上文已約略可見《類說》的版本親疏，現將上述版本標記物在傳世本中的表現情況簡要勒為[表4]，可據此探討《類說》的版本系統劃分及歸屬。

[表4]版本標記物在傳世本中的表現情況[58]

綜合上述版本標記物對存世版本進行統一篩檢，可進一步劃分版本系統。首先，以標記物（2）篩檢，保留艷異條目的只有淡生堂本、有嘉堂本、清五十卷本，同時三本于所有標記物保存情況較他本完好，當屬較早的版本系統，稱“版本系統甲”。其中，淡生堂本條目完整，文字古老，上述標記物都以此本為善；清五十卷本次之，僅有少量條目、文字缺失；有嘉堂本則存在部分條目錯亂以及特殊的空格、空行。其次，以標記物（5）（6）（8）篩檢，系統甲中有嘉堂本的特異之處（特殊空格與空行）在中吳山房本、世學樓本、殘十六卷本、殘三十一卷本中均有相同的表現。這樣為數眾多的特異之處不能歸之于巧合，說明諸本具有相同或相近的底本來源，極有可能源自有嘉堂本一脈，稱“版本系統乙”。再次，以標記物（3）（5）（7）篩檢，系統甲、乙中保存完好的內容，呈現出以殘廿六卷本為中心的嬗變軌跡。尤其是殘廿六卷本存在特殊空格、空行的位置，在伯玉翁本、靜嘉堂本、天啟刻本中或有相同文字缺漏，或有訛變，或條目不存。因天啟刻本與其底本李跋本對《類說》面貌進行了較大改動，另稱“天啟刻本系統”，此處將殘廿六卷本、伯玉翁本、靜嘉堂本稱“版本系統丙”。系統丙條目文字完整性不及系統甲、乙，但優于天啟刻本系統，另外，系統乙中的特殊訛誤如標記物（1）（4），在系統丙中有所體現，由此可證系統乙、丙之間存在關聯。

需要討論的是版本系統甲、乙、丙的歸屬問題。系統甲完整保留了孫覿詩所涉《類說》條目，與成書于寶慶本刊刻之前的《綠窗新話》等書征引內容相符，具體條目、文字方面較他本完整，與宋本殘存內容及引書原書接近，或即源自麻沙原本，可稱“麻沙原本系統”。

前人著述對麻沙本、寶慶本多有描述，受歷史條件限制，各大藏書家寓目版本有限，所作論斷多有抵牾。欲分辨二者關系，“葉時序”是關鍵，序云：“余舊藏麻沙書市紹興庚申年所刊本，字小而刻畫不精，且多舛誤，意必有續刊大字善本。分符此來，遍令搜訪，咸無焉，并板亦不存矣。因取所藏舊本，稍加是正，鋟版于郡齋，庶可壽此書。”據此可知寶慶本以麻沙本為底本刊刻。葉時序乃為寶慶本刊刻而作，是寶慶本的重要特征。今系統丙中殘廿六卷本、靜嘉堂本以及源自這一系統的李跋本均有葉序，綜合諸本晚于系統甲、乙的結論，以及以殘廿六卷本為中心的嬗變軌跡，有理由相信系統丙源出寶慶本系統[60]。

至于系統乙，因其與系統丙存在關聯且優于系統丙，推測系統乙源自寶慶本早印本系統，而系統丙屬寶慶本后印本系統。這樣，標記物⑴⑷的共同呈現、艷異條目的“默契”佚失都與寶慶本的刊刻有關，正體現了印本的“定本效應”問題。從二者差異看，后印本系統刪去了早印本中明顯的空格與空行，如標記物⑹⑻，又有進一步的文字脫漏，如標記物⑶⑸⑺等，符合早印本、后印本之關系。而艷異條目在寶慶本中的悉予刪落，刊刻者葉時正是嫌疑人。葉時，字秀發，“歷仕四朝，官終龍圖閣學士。尤邃于周禮，為學者所宗……著《禮經會元》”[61]。寶慶二年，作為經學家的葉時擔任建安郡守，以官方身份組織重刊《類說》，存在刪略艷異條目的動機和可能。

綜上所述，版本標記物的使用能迅速劃分不同版本系統，的確事半功倍，但是也應承認由于《類說》傳世本多為抄本，加之時間久遠，不同版本之間確有邊界模糊之處，在判別版本關系時無法做到如印本一般涇渭分明，或有進一步討論空間。凡此，造成《類說》版本的復雜性，但這種復雜性，恰好可以為研究中國典籍從抄本進入印本時代的過程及其問題提供典型案例。

附：曾慥《類說》版本流變圖

三、《類說》版本研究的文獻學與書籍史意義

《類說》從編纂到流播，環環相扣，全線貫通，流傳有緒，是研究古書傳存不可多得的案例，具有重要的文獻學與書籍史意義。

其一，上述考察勾勒出《類說》的版本流變過程，確認了存世各版本的位置與價值，可為《類說》文本整理奠定學術基礎。1.《類說》麻沙原本系統保留了曾慥原書的早期面貌。淡生堂本雖然存在引書位置變動甚至缺失，綜合看其條目文字較為準確，在校勘過程中應居于重要位置；有嘉堂本可為寶慶本系統早期分支提供依據；清五十卷本是現存唯一完整的《類說》抄本，然此本似曾受天啟刻本影響，體例有所改變，能否作為底本還應斟酌。2.寶慶本系統是《類說》流變過程中的重要一環。寶慶本早印本系統中，中吳山房抄本或為現存最早的《類說》抄本，與中科院明殘五卷本都屬殘存卷帙少，經過割裂的版本，在還原條目、引書后，仍具有文字校勘價值；世學樓本、殘十六卷本、殘三十一卷本的版本組合能得到一個接近寶慶本早期面貌的組合。寶慶本后印本系統中，殘廿六卷本最尊重底本面貌，缺佚、破損處一仍其舊，誠為連接該系統的紐帶；伯玉翁本條目、文字優于天啟刻本，有一定校勘價值，然遠非“最善之本”。靜嘉堂本字小且抄寫不精；李跋本殘存內容可為探討天啟刻本成因提供依據，這一價值大于其校勘價值。3.宋刊殘本、《類說節要》、殘四十八卷本分別是南宋建陽地區、明代中國與日本的節選本，反映了《類說》的影響力，具體文字有一定校勘價值。4.天啟刻本印次有別，日本內閣文庫、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本為早印本，國家圖書館藏本為后印本。《四庫全書》原本所據底本為早印本，臺北“國家圖書館”南三閣本據后印本配補，文瀾閣本丁補所據則為清五十卷本，孔氏岳雪樓抄本依文瀾閣本及丁補抄錄。5.今人影印、整理本中，文學古籍刊行社影印本以國家圖書館藏本為底本，又據文津閣本進行增補；嚴一萍《校訂類說》以文學社影印本為基礎，用伯玉翁本校訂；書目文獻出版社影印本大體保留了后印本面貌；《類說校注》則以文學社本為唯一版本，參以引書原書校勘。《類說》版本流變情況參見文末附圖。因此，未來《類說》整理應改變以往學界僅依靠天啟刻本及其衍生本的現狀，將麻沙原本系統抄本作為底本，將寶慶本系統、天啟刻本系統列為參校本，整理出更為精善的學術匯校本，為漢魏到北宋典籍研究建立一個較為可信的文獻參考系統。

《類說》在近九百年時間里經歷了數次坊刻、官刻，各大藏書家爭相遞藏、傳抄，再經今人影印、校訂、整理，廣為流播，綿延不絕。這其中包括：刊刻者如南宋建陽麻沙書坊、建安郡守以及晚明出版業繁興背景下的河南官刻，傳抄者如中吳山房、伯玉翁、有嘉堂、世學樓、淡生堂等，藏書家如王世貞、項元汴、祁承?、朱彝尊、瞿鏞、陸心源、黃丕烈、葉德輝、李盛鐸、黃裳等等。將此書流播過程中的關鍵詞串聯起來，幾乎就是自宋迄今書籍史、閱讀史蜿蜒長河的典型縮影。

其二，為考察印本時代定本的正負效應提供了典型案例。“定本效應”的強弱與印本的刷印數量、持續時間、流傳范圍等因素直接相關，其影響力會隨著新印本的出現逐漸式微，甚至被取而代之。那么，不同定本之間的差異就能成為版本標記物，影響和決定古書的版本流變與系統劃分。以《類說》為例，麻沙本、寶慶本作為刊刻較早的版本，分別在不同時空內成為定本，它們的廣泛傳播決定了《類說》的整體面貌，擴大該書影響力，正面效應顯著。天啟刻本刊印時間晚，缺乏權威性，加之刊刻者的隨意改動，頗失原貌，問題頻發。這樣帶有“先天不足”的版本成為新定本后，其“定本效應”在《四庫全書》本、影印本、整理本的反復利用中不斷強化，其后果是天啟刻本的訛誤得不到更正，進而影響甚至誤導了后續研究。從這一維度看，“定本效應”亦具有一定的負面效應。由此，定本效應具有正、負兩重屬性，應客觀看待相關問題。

其三，正確認識抄本在印本時代的學術價值。寫本時代，抄本是書籍流播的主要形態，典籍內容在抄本之間單線傳播，傳抄次數愈多，偏離原貌的風險愈大，故此期書籍校勘更側重“異中求同”，需要在形形色色的抄本中尋求相近之處，盡可能還原書籍面貌。印本時代，同一版片的大量刷印流傳可在同一時間形成不同的傳播鏈條，不同傳播鏈條上的版本都可輕易獲得印本校正，它們的面貌相對接近，校勘工作應著眼于“同中求異”，即在相近的文本中尋求異文。這類異文排除手民之誤后，或為系統性異文，或出自傳抄者主觀改動，應予以足夠的重視。同時，印本會借助傳播優勢擠占抄本的流傳時間和范圍，形成一種隱性“霸權”，導致抄本“被消失”，《類說》抄本長期處于養在深閨人未識的狀態即與此有關。這些源自早期印本的抄本，其學術價值并不亞于晚期印本，反而更接近曾慥原書面貌，為此，古籍整理過程中應摒棄過度青睞印本，忽視抄本的偏見。因此，對于古代典籍，從方法論的角度出發，既要充分尊重印本在版本流變過程中發揮的功能，善于利用版本標記物劃分版本系統，又應重視抄本尤其是早期抄本的價值。《類說》版本研究的典范意義在于可借此反思早期典籍整理過程中存在的類似問題，進而推動相關典籍的重新整理與研究。

注釋：

*本文為天津市哲學社會科學基金青年項目“宋代小說叢鈔與知識傳播研究”（項目編號TJZWQN22—001）、南開大學文科發展基金青年項目“兩宋之交的說部叢鈔與知識傳播研究”（項目編號ZB22BZ0302）階段性成果。

[1]石昌渝主編《中國古代小說總目·文言卷》，山西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226頁。

[2]曾慥輯《類說》出版說明，文學古籍刊行社1955年版，第1冊，第5頁。

[3]陳靜怡《〈類說〉版本及引書研究》，臺北大學2012年碩士論文。

[4]趙庶洋《略論清鈔宋本〈類說〉的文獻價值》，《文獻》2012年第3期。

[5]李更《李盛鐸舊藏〈類說〉“七十卷本”殘卷探析——兼議明天啟刻本面貌的形成》，《版本目錄學研究》第八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第189—230頁。

[6]參見拙文《〈類說〉宋刊殘本為曾慥“真本”說辨正》，《中國典籍與文化》2020年第1期；《〈類說〉通行本與傳世抄本引書差異考辨》，《文史》2021年第4輯；《〈類說〉天啟刻本系統學術價值再探》，《文獻》2020年第6期；《〈類說〉天啟刻本之生成與明代后期的書籍刊刻》，《北京大學中國古文獻研究中心集刊》第二十五輯，北京大學出版社2022年版，第220—232頁；《〈類說〉影印本中的“陷阱”及其引發的連鎖反應》，《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19年第5期。

[7]昌彼得《舊抄本〈類說〉題識》，《增訂蟫庵群書題識》，臺灣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第164頁。

[8]李更《從〈類說·真誥〉到〈道樞·真誥篇〉——曾慥書籍抄纂探微》，《北京大學中國古文獻研究中心集刊》第二十一輯，北京大學出版社2020年版，第156頁。

[9]《類說》不少版本在曾慥序言末署“紹興六年四月望日溫陵曾慥引”，寶慶本葉時序有“余舊藏麻沙書市紹興庚申所刊本”，則《類說》是否在紹興六年（1136）就已刊刻不得而知，至少在紹興十年（1140）即有刻本。

[10]潘建國《〈世說新語〉在宋代的流播及其書籍史意義》，《文學評論》2015年第4期。

[11]晁公武撰，孫猛校證《郡齋讀書志校正》，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上冊，第595—596頁。

[12]天啟刻本分六十卷，實源自刊刻者在上版后的卷次改動，與此無關。

[13]陳文第三章已概要介紹各本情況，為論述方便兼有補充更定，仍作簡要梳理。

[14]多數抄本每行字數并不絕對統一，取其大略。

[15]國家圖書館對于此本信息著錄有誤，陳文沿襲其誤。

[16]拆分他卷子卷以掩蓋，分別是卷五（實為卷一〇上）、卷六（卷一四下）、卷七（卷二六中）、卷八（卷一九下）。

[17]陳文將此本與殘十六卷本合稱“明殘四十七卷本”，二者卷次互補，版式、字體相近，為謹慎起見分別介紹。

[18]此本筆者僅影印卷一〇、一四、二二、二三等卷次，未親見全書。據陳文，此本缺卷四三至卷四五共十八種書，以天啟刻本卷四三至卷四五補足，因二者分卷不同，造成引書重復。本文所涉此本信息除上述卷次外，悉據陳文。

[19]繆荃孫、吳昌綬、董康撰，吳格整理點校《嘉業堂藏書志》卷三，復旦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465頁。

[20]該館藏四函《類說》為葉德輝舊藏，由三個版本配補而成。前人多將卷一至卷一五定為中吳山房本，實由版式、字體完全不同的兩個版本組成。

[21]葉德輝撰，湖南圖書館編《郋園讀書志》卷六，岳麓書社2011年版，第1冊，第303頁。

[22]《中國古籍總目·叢書部》，中華書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1冊，第25頁。

[23]陳文云墨齋為湖州書賈錢聽默，未知何據。考陸敬，字墨齋，吳縣人，著有《墨齋詩存》等，此本另有“吳門陸僎鑒藏”“曾在陸樹蘭處”“蘅香草堂”等印與之存在關聯。陸氏家族信息參見李爽《〈錢注杜詩〉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40—62頁。

[24]殘五卷本殘存卷次版本特征不明顯，殘四十八卷本似有不同底本來源，對于二者的系統劃分暫付闕如。李跋本因殘存卷次少，與天啟刻本之間淵源關系清楚，李文已有詳細辨析，不另討論。

[25]潘建國《明代公案小說的文本抽毀與版本流播——以余象斗〈皇明諸司廉明奇判公案〉為例》，《文學遺產》2020年第4期。

[26]詩作：“亡是談烏有，彭郎得小姑。誰言鳩作婦，謾道雁為奴。絡緯那能織，提壺豈解酤。龜茲堪一笑，非馬亦非驢。額癢會出耳，足閑仍有牦。石頑非作燕，楮老孕生雞。楓癭那因怒，松枋豈是肥。君看轉丸手，亦復化神奇。”（孫覿《鴻慶居士集》卷六，《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第1135冊，第7b—8a葉）

[27]文作：“三司副使陳洎卒后，婢子附語云：‘坐不葬父母，謫為賤鬼，足脛皆生長毛。’”本文所引《類說》文本據多部《類說》版本匯校而成，后文同，不再一一出注。

[28]此處為五十卷本卷次，與天啟刻本分卷不同。

[29]江休復撰，儲玲玲整理《江鄰幾雜志》，《全宋筆記》，大象出版社2003年版，第1編第5冊，第148頁。

[30]解縉等編《永樂大典》第一〇八一三卷，大眾文藝出版社2008年版，第8冊，第2903頁。

[31]文作：“鄭毅夫自負時名。國子監以第五人送，意甚不平，謝主司啟云：‘李廣事業，自謂無雙；杜牧文章，止得第五。’又云：‘騏驥已老，甘駑馬以先之；巨鰲不靈，因頑石之在上。’”

[32]文作：“莎雞，一名促雞，一名促機，一名絡緯。”

[33]文作：“蜣螂能以土苞糞轉為丸，則圓正無斜角。莊周亦曰：‘蛣蜣之智，在于轉丸。’”

[34]馬縞撰，吳企明點校《中華古今注》卷下，《蘇氏演義（外三種）》，中華書局2012年版，第130頁、132—133頁。

[35]參見拙文《〈綠窗新話〉與〈類說〉的文本關系及其學術意義》，《南開學報》2022年第4期。

[36]昌彼得《說郛考》，臺灣文史哲出版社1979年版，第123頁。

[37]陶宗儀《說郛》卷六，中國書店1986年版，第2冊，第32b—33a葉。

[38]馮贄編，張力偉點校《云仙散錄》卷九，中華書局2008年版，第179—180頁。

[39]參見《云仙散錄》前言，第8頁；齊仕蓉《〈云仙雜記〉的價值及整理此書的心得》，《古籍整理研究論文集》，西南師范大學出版社1986年版，第90頁等。

[40]殘廿六卷本闕文處以空格方式呈現，本文以“□”標示。

[41]先以標目形式題“夜直館中詩以下欠八條”，次用八行分別題寫八個標目，此后另起一行云“裙帶上詩此后與春秋月相接”，后空八行，最后抄錄“裙帶上詩”條的后半內容。

[42]?伯玉翁本文作：“李陵贈蘇武，七言成篇起自武帝栢梁之詩”，內容存在缺失。此處實出淡生堂本、清五十卷本“詩三言至七言”末句，當作：“五言成篇，起自李陵贈蘇武，七言成篇，起自武帝柏梁之詩”。

[43]文作：“蔡邕《銘論》曰：黃帝有金幾之銘。”

[44]文作：“無懷氏封太山，刻石紀功，此碑之始也。”

[45]武秀成、趙庶洋校證《玉海藝文校證》（修訂本）卷二六，鳳凰出版社2017年版，第3冊，第1296頁。

[46]李之亮箋注《司馬溫公集編年箋注》卷七四，巴蜀書社2008年版，第468、470、471頁。

[47]為示區分，“\”表示無此條，“×”表示無對應文字。

[48]清五十卷本“至”作“□□”。

[49]清五十卷本“元”作“玄”，缺末筆。

[50]此本原文與二本相近，部分文字有紅筆訂正。

[51]他本作“舟中讀《文選》，恨其編次無法，去取失當。齊梁文字衰陋，蕭統尤為卑弱，如李陵五言皆偽。今日觀《淵明集》，可喜者甚多……”

[52]“石”，伯玉翁本、天啟刻本、清五十卷本作“者”。

[53]原書文字詳于《類說》，為比較諸本文字，節選原文以呈現。

[54]“余醒猶在”，《東軒筆錄》原書、伯玉翁本、天啟刻本作“余酲尚在”。

[55]伯玉翁本作“恥呈身御史”。

[56]宋刊殘本此書僅余二十七條，表中與他本重合者僅“薦決臀自代”一條，文字同淡生堂本等。

[57]“語”，天啟刻本作“僧”。

[58]“\”表示對應卷次或引書不存，是否原有對應內容不得而知；“√”表示條目準確，文字完整的內容；“×”表示無卷帙缺失，但無對應條目或文字；“▲”表示存在條目錯亂；“□”表示闕文空格，“■”表示特殊空行。符號組合如“×▲”表示部分無對應內容，部分存在訛誤，以此類推。

[59]此卷筆者未影印，陳文無法反映文字內容，姑且存疑。

[60]需要說明的是：清五十卷本存葉時序，《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著錄有嘉堂本“有葉時序。明人刊本多所刪節，此猶存寶慶本之舊云……”（瞿鏞編纂《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一六，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428頁）對此可略作解釋：清五十卷本晚出，早期收藏者朱彝尊另藏有靜嘉堂本（存葉時序），清五十卷本總體呈現出綜合性特征，極有可能據他本增補葉序。瞿氏對有嘉堂本的著錄頗有疑點，該本今缺卷一至卷四，無葉序，卷五首葉、卷五〇末葉分別鈐有“鐵琴銅劍樓”印，此印只見于全書首尾兩處，若瞿氏經手時有嘉堂本完好無缺，該印似不應出現于卷五，故對瞿氏著錄持保留意見。

[61]徐象梅撰《兩浙名賢錄》卷一，此本為國家圖書館藏徐氏光碧堂明天啟元年（1621）刻本，第36a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