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 讀?

數字時代，全新的社交方式和文化體驗悄然出現，數字技術已成為民俗文化傳承與傳播的重要手段。數字化手段能打破時空壁壘，使傳統民俗文化從地域知識走向社會共享。數字技術中介下的民俗傳承，不僅能通過虛擬現實、人工智能等數字技術精準記錄非遺信息，還能通過虛擬重建、互動體驗等方式拓寬傳播渠道，真正地激活文化記憶。

數字時代的民俗傳承：實踐范式與理論反思

作者：李振鵬 劉玉堂

?摘 要?

傳承是研究民俗事象內在結構延續、變異和演化的關鍵命題。從產業語境看，數字時代的民俗傳承是民間文化借由數字技術向大眾文化轉化的實踐過程，表現出影視藝術的認同式傳承、電子游戲的沉浸式傳承以及遺產旅游的共情式傳承等主流樣態，并在文化生產話語的交織與博弈、技術調控帶來的記憶“脫域”和民俗“再生產”的狂歡性與泛娛樂化等方面呈現相應的風險。梳理和分析數字時代民俗傳承的實踐范式，是考察民眾在技術世界中的文化認知和傳承行為的有效方式，或將對數字時代的現代民俗學研究有所裨益。

?關鍵詞?：數字時代 民俗傳承 文化產業 大眾文化

民俗學將時間維度上的傳承性視為民俗的基本特征之一，其與擴布性共同“使民俗文化的傳承成為一種時空文化的連續體”[1]。民俗學不僅通過傳承資料來研究民眾由古至今傳遞下來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觀念，而且要沿著民眾傳承的事象及其實證去把握其并未意識到的傳承背后的相互關聯和結構。[2]因此，傳承是研究民俗事象內在結構延續、變異和演化的關鍵命題，需通過探討民俗的傳承機制來感悟民眾的生活世界，并以此解釋和揭示民眾生活的日常意義。

（一）民俗傳承文化空間的重構

現代民俗學的日常性研究，并非僅關注“俗”本體的事象呈現及其歷程追溯，更注重對民眾文化意識的動態考察。這是因為當代民俗傳承不再是慣性思維上無意識的集體實踐，而是身處變動不居時期的文化建構。其一，遺產化持續強化民俗傳承的公共性。民俗是生活在特定地域的民眾基于生產生活實踐需要而創造、享用并傳承至今的文化形態，具有鮮明的地域性和民族性。隨著21世紀以來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機制的日益完善，傳統民俗作為其組成部分被文化行政力量從地域時空中抽離而成為一種正在“共享”的公共文化形態[3]，公共性成為民俗傳承研究的獨特視域。其二，資源化不斷更新民俗傳承的運作機制。由于當前文化和經濟的深度融合，作為文化資源的民俗正在被挪用、改造和重塑為符合當代民眾消費品位的文化創意產品。當代民間文化已向大眾文化靠近，過去自我創造和享受的文化轉為他者創造或被消費。[4]其三，技術化日益拓展民俗傳承的表現形態。在大數據、人工智能等多元數字技術的推動下，傳統民俗賴以生存的文化空間突破了物理意義上的時空制約，其在數字語境中得以實現無處不在、無時不在地展演，民俗不再局限于實體空間，而是成為一種虛實共生的文化形態。

傳統民俗生長的文化空間已然發生變化，在遺產化、資源化和技術化的互動博弈下，民俗傳承“從文化主體不經意的非正式形式為主的自發傳承轉向了各種非文化主體的他者傳承”[5]。進言之，當代民俗傳承由既往的血緣、地緣和業緣為主的系統傳承轉向多元主體協同的公共性傳承，民俗傳承不再是單一的靜態且固化的歷時性延續與流傳，而更多地涵括共時性維度的橫向傳播和擴布。

（二）民俗傳承的數字化轉向

當前，以信息化、數字化為特征的現代化浪潮持續沖擊著傳統民俗學的研究范式、方法及討論對象。網絡技術借助信息聚合、轉譯、復制和傳遞能夠實現非在場性的人際交流，民眾由此實現了在網絡世界完成社會參與，并在其“催化”下衍生出一種“他”俗文化[6]，表現為通過以自我意識為中心的信息再加工來“實現由少數信息中心的單向傳播向無所謂傳送中心的多向傳播的轉變”[7]。有學者提出對此進行考察的關鍵在于，對源于虛擬世界中的群體和傳統與現實中的“民”進行區分，進而從民俗學視角透視互聯網對民眾個體生活方式、身份認同及其核心價值觀建構的多維影響。[8]同時，要基于數字化社會所經歷的“再習俗化”過程，對網絡民俗的“元問題”作出整體觀照，關注網絡民俗在生產主體、數字空間以及機制模式上的變革重構。[9]

誠然，以信息化為特征的互聯網深刻影響著人與人之間的交流方式，并不斷革新和開拓民眾的日常生活形態，但僅關注互聯網世界則無法完全涵括數字時代民眾知識的生產形貌及其運作機制。數字技術不僅為民眾提供了諸如互聯網等處于虛擬形態的互動場域，而且強調人本身與機器的主體交互，即借助智能技術拓展人對外界的感官認知并予以內化。因此，技術空間中民眾生活網絡的建構實踐及其交往策略成為現代民俗學的嶄新課題。這種生活網絡并非純粹的虛擬建構，而是共時性與歷時性、現實性與虛擬性并存的交往實踐。憑借數字技術的跨時空特性，傳統民俗的文化意涵、經驗智慧和審美價值得以由過去鏈接當下，進而實現民俗知識的縱向傳承，并借助人機交互的虛擬性促進不同知識體系的文化共享和體認，以此增強民俗傳承的延展性和可塑性。正如有學者所言，民俗學關注的核心在于“此時此刻存在的東西從何而來，為何得以存在，其得以存在的深層機制是什么”[10]。

傳承是基于交往記憶的連續性實踐，往往關注傳統與現實的關聯性，并運用多種形式的“承載物”建構能夠附著文化記憶的“象征”。[11]在數字時代，引入互聯網技術、社交媒介等傳播手段，可將傳統民俗要素與社會建構相結合。因此，推動民俗文化的數字化保護利用是數字時代民俗傳承的關鍵，其本質是民間文化借由數字技術向大眾文化轉化，進而拓展民俗傳承的實踐維度，表現為影視藝術的認同式傳承、電子游戲的沉浸式傳承以及遺產旅游的共情式傳承等主流樣態。

（一）認同式傳承：影視藝術與民俗交融

民俗傳承是族群內部世代傳習文化經驗的縱向過程，族群通過創造相應的傳承機制來保證文化經驗在跨代成員之間的存續和拓展，以此完成個體身份的自我確證并增強族群內部的集體認同。其傳承機制的關鍵在于，“對核心信仰與價值觀體系的維系，表現為對根植于這個體系的核心符號的強化和不斷重構，以及對有效性和隨機符號的有機利用”[12]。換言之，民俗傳承是利用多種“隨機性符號”來保證處于核心層面的文化經驗實現歷時性延續的過程，其強調的是文化意識的流動過程。隨著圖像語言日益內嵌于民眾的生活日常之中，以日常景觀化和經驗媒介化為特征的影像時代在數字化浪潮的推動下逐漸顯現，影視藝術以各式各樣的“隨機性符號”推動著民俗的認同式傳承。

一方面，藝術生產者利用現代敘事符號將傳統民俗進行拆卸、拼接、組合與重構，借助藝術生產的建構手法凸顯內嵌于傳統民俗的文化經驗，使傳統民俗的價值內涵得以突破時空隔閡實現流動。例如，改編自牛郎織女故事的《落凡塵》將都市霓虹燈、川劇變臉、說唱音樂以及川渝火鍋等生活素材融入影片的場景建構、情節設置以及人物形塑中，在重構源文本的同時，又使觀眾能夠在傳統性與現實性中穿梭往返。又以抖音短視頻為例，博主“郎佳子彧”以巧奪天工的面塑手藝復現冬奧冠軍及冬奧吉祥物；“龍灣師兄”以遂溪獅頭彩扎技藝為基礎，富有創意地設計出“燈光獅”……影視藝術中的民俗傳承，實質上是在提煉傳統民俗精神內涵的基礎上，通過趣味性的故事情節、喜聞樂見的生活元素和形式豐富的創意符號對傳統民俗加以復現和轉譯。次元壁的打破意味著影視藝術和民俗交融并不強調民俗的本真性刻畫，而是主張以“隨機性符號”的巧妙運用，化解歷史性與現實性的語境差異，以“熟悉化”的敘事策略強化民眾對傳統民俗的認同感知。

另一方面，藝術生產者不但利用媒介技術將傳統經驗向當代民眾轉譯，更通過勾勒“他者”的生活世界，將原屬某一地域的民俗經驗以視覺演繹的方式予以橫向擴布，進而完成不同群體之間的認同式傳承。安妮·弗萊伯格曾言，日常生活已被“社會的影像增殖”所改變。[13]在視覺文化語境下，人類的文化經驗通常是與影像媒介緊密聯系的。與個體直接經驗不同的是，影像經驗對人本身更主要的是產生“遠距”作用，突破直接經驗傳遞在物理空間上的限制要求。[14]進言之，媒介時代的民俗傳承并不像以往那樣單純依靠血緣、地緣和業緣進行親身性傳承，而是借助技術的通達性完成民俗意識的流動，而且可據此從橫向維度開拓趣緣性的集體傳承模式。如近年來潮汕英歌舞、泉州簪花、福建游神等民俗活動，在短視頻的推動下引發民眾對這類地域性極強的傳統民俗的熱情與關注。正因數字技術的傳播力和創造力，擁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他者”得以在媒介技術所建構的民俗藝術空間中，體認和感知民俗遺產的族群意識及其所內蘊的生活世界。例如，醒獅民俗源起嶺南，而以之為敘事基點的《雄獅少年》通過勾勒主人公由“病貓”到“雄獅”的蛻變過程，將寓于醒獅民俗的剛健自強、攻堅克難和團結互助等民族精神全面彰顯，并借助影像技術將之向域外擴布，使醒獅形態、技藝及其所承載的意涵得以傳至國內其他地域乃至國際社會。傳統民俗與影視媒介的交融，持續增強著民俗本體的延展性，在影視產業實踐的跨域傳播中促進民俗對“他者”的精神感召。

（二）沉浸式傳承：電子游戲與民俗互構

在數字時代，技術所搭建的數字網絡使“建立在偶然或者建立在自由選擇的基礎之上”[15]的社交組織日趨普遍。這種精神共同體的組建和成型，通常取決于人與人之間在興趣愛好、價值觀念和倫理道德上的同質性或相似性，而這在電子游戲中表現得最為鮮明。據相關統計數據顯示，2024年國內游戲市場實際銷售收入為3257.83億元，同比增長7.53%，游戲用戶規模6.74億人，同比增長0.94%。[16]在現代市場生產和消費角色的協力參與下，電子游戲正成為傳統民俗從單維的傳承模式轉向多元主體共傳的多維模式的關鍵力量之一。諸如《王者榮耀》《天涯明月刀》《原神》《黑神話：悟空》等融合了豐富民俗元素的電子游戲，因深厚的文化底蘊、巧妙的任務情節和華麗的人物形象而受到青年群體的青睞和追捧。他們通過在電子游戲中的互動式表達實現自我的娛樂體驗，持續增強著傳統民俗在當代日常生活中的能見性和活態性，電子游戲與民俗由此呈現出交合互構的實踐特征。一方面，游戲廠家希望借助傳統民俗的資源稟賦來提升游戲產品本身的人文魅力，打造出高品質且有影響力的文化創意產品；另一方面，依托民俗元素而生產的游戲作品往往具有厚重的歷史感、鮮明的異質感，能吸引玩家的深度參與，其所運用的民俗素材及其文化屬性將基于趣緣關系的游戲愛好者聚合，并借助游戲內容的共同創作、分享和傳播而產生文化意義上的身份歸屬，進而在知識傳播的同時促進傳統民俗的活態傳承。

與影視藝術的傳承機制不同，電子游戲注重以沉浸式的生產邏輯來建構供玩家享受和消費的自由空間，強調玩家與游戲本身的互動連接。電子游戲接受者的身份由觀眾變為玩家，其不再是處于“遠距”的客體，而是成為“近距”的主體，直接參與和建構游戲世界。[17]這是因為電子游戲所營建的開放空間，讓玩家可以憑借自身的喜好、習慣和期望來控制游戲的進度，并積極與游戲中的文化元素互動，從而在數字技術所建構的交互性場域中體驗娛樂、感受文化以及享受快感。這種數字場域與身體之間的交互實踐以沉浸式場景和去標準化的沉浸式敘事為行動策略，旨在為玩家提供“感官的‘自由愉悅’與情感的‘共振共鳴’”[18]。電子游戲為玩家所提供的不只是娛樂語境的創意產品，更是能引發玩家內心某種情感需要或情緒價值反應的文化引擎。正是基于此邏輯，當民俗作為IP成為電子游戲的生產資源時，玩家的游戲體驗則可視為沉浸式的民俗傳承。例如，國產游戲《黑神話：悟空》將悟空的傳統形象重塑為“天命人”這一主體角色，以西游故事為敘事線索，對山西晉城玉皇廟、重慶大足石刻、浙江麗水時思寺等多處民間古跡進行實景掃描，融合武術、戲曲、說書等多種民俗元素，既力求為玩家建構逼真而獨具中華美學特色的神話世界，以此提高游戲產品及其服務的品質，又使玩家在“西游時空”的交互性敘事中實現對傳統民俗的全景式體驗和感知，在數字虛擬空間中推動傳統民俗的沉浸式傳承。

（三）共情式傳承：遺產旅游與民俗敘事

作為遺產旅游體驗的關鍵方式，民俗敘事是遺產旅游過程中對觀光風物的藝術化闡釋和裝點，通常具有較強的表現力和可感知性，敘事形式涵蓋受眾的視覺、聽覺、觸覺以及體認感[19]，使游客在相應的情節敘事體系中對旅游地的文物古跡、民俗風情及歷史傳統產生更深層次的心理認知，進而提高民俗在旅游過程中的可見度及傳承的自覺意識。在傳統旅游時代，游客對地方民俗前置知識的缺乏，既使遺產旅游只是走馬觀花，又會引發民俗過度泛化的傳承危機。數字時代的遺產旅游，側重以數字技術賦能民俗敘事的深層次互動，不拘泥于以往文本、圖片和音頻等單維的呈現媒介，而是將虛擬技術運用于民俗元素的活態演繹，使其在數字空間中得以復現和互動，進而實現當代大眾與傳統民俗之間的共情感知。

共情是基于人類情感進行文化傳播的核心要素，是指“一個人能夠理解另一個人的獨特經歷，并對此作出反應的能力”[20]。遺產旅游是人類源于對遺產景觀的想象性期待而作出的暫時性位移，因此，在旅游實踐中，共情旨在將遺產置于行為核心層，強調通過具身體驗來引導游客從淺層的說教認知轉向深層的心靈共鳴，進而從情感接受上形成對遺產事象的理解和感知。新一代數字技術促進著文旅體驗消費空間向外延伸，借助AR、VR、MR、三維呈現等數字技術所營建的虛實共生的文旅場景，正在改變以往受視覺或聽覺單一支配的局面，以調動人的整體感官系統來推動游客從視聽觀光體驗向深度的共情體驗轉化。如數字敦煌資源庫的首個深度文化知識互動項目“尋境敦煌——數字敦煌沉浸展”，綜合運用VR、三維建模、游戲引擎的物理渲染以及全局動態光照技術，使游客全身心沉浸于莫高窟第285窟。這種數字敘事改變了傳統民俗在物理世界的抽象性表達，以具象化形式將民俗敘事從感官體驗轉向“心流”感應，并從中建構起對民俗符號的主體理解，以此深化人們對民俗的共情感知。

又如，廣西壯族自治區博物館所創編的多媒體舞臺劇《夢見甌駱》以主人公的“第一視角”切入，運用紗幕全息投影、人屏互動、3DMapping、虛擬現實等技術，融通故事情節、真人舞蹈、民族器樂以及銅鼓等文物，使游客在虛實互動中實現對駱越民俗的記憶共享。“數字時代的空間感也是‘交織的’，現實空間的屬性不斷滲透和映射到虛擬空間，從而形成雜糅交織的超級空間”，個體由此可突破閾限而在不同空間形態中實現“自由換場”。[21]數字技術所提供的“自由換場”機制，更為關注游客在旅游敘事中的主體性，彌合了游客對民俗景觀在先期認知上的“知識模糊”和“情感空白”。這種基于“換場”機制的情感傳達，能夠幫助游客識別和理解民俗遺產背后的歷史傳統、文化內涵和族群心理，從而促使其產生情感共鳴。

傳統民俗作為資源要素正在經歷數字化轉型，當代民俗傳承表現出鮮明的產業性、消費性和共享性等發展特征，但也在文化生產、技術調控和民俗泛化等方面呈現出相應的風險。

（一）文化生產話語的交織與博弈

現代傳承已從本質性的地緣、血緣等紐帶建立起來的傳統母體概念，擴展至自由選擇的社會性“選擇源”[22]。在產業語境中，數字時代民俗傳承乃是一種文化生產的過程，即利用數字技術對民俗資源進行活化利用，將之轉化為文化創意產品。這種以文化生產為手段的民俗傳承，是基于社會現實而對民俗傳統進行選擇、闡釋和重構的過程。因此，數字時代民俗傳承通常表現為多元主體的協同，具有特殊的話語性。

具體的民俗傳承產業實踐，其生成動因歸屬文化發展政策、藝術生產者和藝術受眾等三個層面，三者分別體現出“國家性”“市場性”“主體性”等話語性，并相互交織博弈。其一，國家性的在場。文化發展政策通常既要以創意經濟的創造力促進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兩創”實踐，又要弘揚內蘊于民俗傳統之中的民族精神，形塑可親、可愛、可敬的大國形象。其二，市場性的在場。在數字時代，技術為民俗資源的整合分析、文化生產的組合互構以及文化消費的受眾定位提供了便利優勢，投資、制作、發行和營銷等產業鏈條的延伸對經濟效益的創收要求更高。其三，主體性的在場。它強調民俗本體的歷時性存續及其產業化后對持有者所形成的多維價值。在數字時代，文化生產已不再完全由市場力量來推動，越來越多的傳承人借助互聯網主動投身于社交網絡，通過對民俗藝術的生活性演繹實現主體延展。

當數字時代的民俗傳承被視作文化生產過程時，其往往是具有公共性的文化實踐，通常會因利益和目的的差異化而造成某一話語主體處于“離場”的狀態。因此，如何平衡各種話語以實現保護、生產和消費等不同目標的平衡化發展，是當前值得關注和反思的現實課題。就此而言，需堅持以文化本位建構數字時代民俗資源的轉化體系，在深度挖掘傳統民俗的文化基因、歷史記憶以及情感價值的基礎上，以技術和藝術的全方位參與賦能民俗傳承工作，將傳統民俗拓展為仿真性的文化形態，以高品質的文化產品服務于大眾文化消費的多樣化追求，進而實現國家性、市場性、主體性的協同參與，確保民俗在合乎文化發展規律的前提下實現傳承。

（二）技術調控帶來的記憶“脫域”

民俗是民眾基于生產生活實踐而生成的文化形態，它有著相應的文化空間，是某一地域或族群的集體身份標識和交流紐帶。技術媒介雖借助數字代碼，將源自傳統民俗的文化記憶、生活信息等予以存儲和轉譯，并在數字空間中不斷復制、重組和生成，但這無法復刻“源民俗”所附帶的情境語境和在地意義，從而使數字時代的民俗傳承變成泛化的主流敘事，而非基于情感結構的生活敘事。換言之，技術調控所帶來的記憶“脫域”，通常會將民俗敘事與其具體的歷史傳統和生活習慣割裂，進而導致民俗事象的臉譜化、平面化和單一化的靜態呈現。從本質上說，民俗傳承是兼容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的文化實踐，但技術媒介往往會因缺乏情感因素和生活邏輯而陷入“技術主義”的桎梏，這種以效率、目標為根本追求的工具理性，既無法對社會民眾產生持之以恒的凝聚力，又難以將民俗意涵予以全面而有效地呈現與傳播。

數字時代的民俗傳承，注重以智能技術拓展人對外界的感官認知并予以內化。因此，在產業實踐語境中，對于技術調控下的傳統活態化所產生的記憶“脫域”應審慎處理兩層關系。其一是真實虛擬化，即將真實民俗形態以數字代碼形式實現虛擬增生，從而拓展其表現形態。無論是影視、游戲等虛擬存在形態，還是以虛實共生為特點的遺產旅游，要關注民俗要素的原生語境，不只是要將民俗要素嫁接于數字文化產品中，更要將民俗要素及其文化意義與當代生活語境相融合。其二是虛擬仿真化，即利用AI等數字技術實現民俗文本的想象性生產，以“二次敘事”彌合大眾對民俗傳統的認知鴻溝。對此，要通過“恢復記憶的復雜性和復數性質，使記憶與歷史再次區分開，使記憶重新回歸為記憶”[23]。進言之，不必以民俗的全面復現為生產追求，要防止記憶敘事的同質化和普遍化，注重記憶的“留白”，以藝術建構的手法將民俗原型與個體的情感結構、知識經驗相結合，進而基于價值理性完成民俗記憶的有效延續。

（三）民俗“再生產”的狂歡性與泛娛樂化

通常而言，傳統民俗是依靠歷史慣性實現延續的，但在急劇變動的現代社會，基于差異化實踐目的的多元主體往往將民俗從傳統的運行軌跡中阻滯下來，將其變為具有現實服務性的文化形態，此即民俗泛化過程。[24]泛民俗是“源民俗”根據社會語境而發生變化的產物，通過技術傳播后，其傳承主體、載體、意義會隨著新群體的介入而變化，并產生與“源民俗”語境相異的文化意蘊。生產者將傳統民俗視作可供循環利用的文化資本，在實際產業運作中通常會以符合現代審美趣味的潮流元素進行“再生產”，與娛樂、消費等現代性因素糅合而成的民俗產品，則持續形塑著民俗泛化后的狂歡性。

在數字時代，由于媒介技術的便利性、直觀性和通達性突破了以往民俗傳播的時空限制，傳統民俗賴以生存的物理空間被技術所分割，其對傳統民俗的“脫域”機制使得這種狂歡性得以進一步傳播擴散。當民俗泛化使傳統民俗從一種民間文化向大眾文化轉變時，其狂歡性會助長文化消費主義，可能導致民俗更普遍的泛娛樂化。在影視藝術、電子游戲乃至遺產旅游的產業實踐中，若偏重技術和流行元素的運用而忽視民俗要素這一基礎性資源的主體地位，就難以規避民俗泛化所形塑的狂歡性，使民俗傳承變為數字產業實踐中的噱頭，進而使民俗傳承偏離文化發展規律，破壞其自在的文化生態。

羅儀德指出，只有將民俗置于更為廣闊而復雜的語境中去考察，才能更好地闡釋文本及其在文化和社會中所發揮的作用。[25]基于數字技術語境，一方面，不應絕對地否定民俗泛化現象，而應深刻關注人這一實踐主體，考察和分析技術話語下民眾生活網絡的建構實踐及其交往策略，充分理解民俗泛化的形塑動因；另一方面，對于狂歡性所帶來的脫序危機，既要主動建立符合國家文化建設方針和主流意識形態要求的監測機制，也應積極探索傳統民俗在數字轉化和產業利用上的科學方式。

在數字化進程日益加快的背景下，憑借多元技術的跨時空特性，傳統民俗的文化意涵、經驗智慧和審美價值得以由過去鏈接當下，并借助人機交互的虛擬性促進不同知識體系的文化共享和體認。在技術形態日新月異的數字時代，民俗傳承在產業實踐方面的文化業態十分豐富，本文僅以影視藝術、電子游戲和遺產旅游等三種主流樣態為討論中心。無論是認同式傳承、沉浸式傳承還是共情式傳承，它們并非某一種樣態的獨有特征，而是相應樣態所呈現的最為典型的實踐特征。與此同時，作為現代民俗學“朝向當下”的嶄新議題，民俗傳承既要以歷時性的縱向視野予以關注，又要以共時性的橫向眼光觀測分析其在數字世界中的表現形態。因此，未來需通過考察傳統民俗在數字語境中的傳承模式，凝練產業轉化利用的科學經驗，探索其在數字技術生態中的有效傳承路徑，進而促進民俗基因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

?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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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項目?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青年項目“培養時代新人視域下青年倦怠問題治理研究”（項目編號：24CKS105）。

?作者簡介?

李振鵬，華中師范大學國家文化產業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劉玉堂，華中師范大學國家文化產業研究中心特聘教授、博士生導師。

本文原載于《學習與實踐》2025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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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學習與實踐》2025年第5期目錄及摘要

02?朝向當下：數字民俗傳播生態建構的理論意義與活化路徑（作者： 曹志偉）

03?何處是故鄉？數字時代小鎮青年網絡生活的游民化圖景（作者：?何宗元）

04?何以連接？互聯網媒介場景域的連接實踐與價值塑造（作者： 孫宇）

05??制造“復數都市”：增強現實技術與數字混合空間的興起（作者：陳鑫盛）

06?游戲如何講述歷史？數字游戲中的歷史演進與現實映射（作者： 梁亦昆）

07??短視頻時代流量城市情感治理的實踐模式與過程機制——以淄博、哈爾濱與天水為例（作者： 陳俊峰 曾泉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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