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李修遠，男，博士研究生，主要從事發展社會學、民族社會學、社會治理研究。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長城國家文化公園價值研究和數字再現”（項目編號：21AZD155）

【摘要】在新一輪科技革命與產業革命的重大歷史階段，新質生產力為加速構建現代化產業體系創造了驅動力。新質生產力由能力不斷提升的“新勞動者”、形式介質不斷更新的“新生產資料”、新料質的“新勞動對象”三大要素所構成，其賦能現代化產業體系構建的內涵是以新質生產力推動數字實體融合化、產業結構高端化、核心技術自主化以及生產流通綠色化。現階段，新質生產力賦能現代化產業體系面臨產業體系融合化不足、核心技術自主化水平滯后、產業體系綠色化發展薄弱等困境，需要以新質生產力推動數實融合、加強產業鏈協作與高端化轉型、健全人才培育生態體系、構建綠色低碳供應鏈，助推新質生產力成為驅動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核心動力。

【關鍵詞】新質生產力；現代化產業體系；數字化轉型；數字經濟

一、引言

2023年9月7日，***總書記在新時代推動東北全面振興座談會上首次提出“新質生產力”，強調了“積極培育新能源、新材料、先進制造、電子信息等戰略性新興產業，積極培育未來產業，加快形成新質生產力，增強發展新動能”。這不僅為當前舉國推動生產力的跨越式發展提供了方向，還對我國的現代化產業體系發展有著重要指引。擁有現代化的產業體系是我國經濟實現高質量發展的根本保障，產業現代化建立在科技創新引領生產力躍遷的基礎上。在新一輪科技革命下，新質生產力正通過多元化的戰略部署改造著傳統產業的生產機制，成為賦能現代化產業體系構建的核心動力。

新質生產力強調以科技創新驅動經濟高質量發展。“新質”是生產力的特征表達，新質生產力的“新”表現為新要素、新技術與新產業，體現了其在“質態”方面對傳統生產力的跨越，彰顯了其具有推動現代化產業發展與經濟高質量發展作為內在邏輯的實踐特征。“生產力”則包含了勞動者、勞動資料和勞動對象三要素。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強調過，生產力是勞動者以具體勞動作用于生產資料來創造使用價值的物質力量，生產力以勞動者為主體，以勞動對象為客體，以勞動資料為工具。新質生產力以科技創新的提質增速為核心，由能力不斷提升的“新勞動者”、形式介質不斷更新的“新生產資料”、新料質的“新勞動對象”三大要素所構成，具備凸顯創新化、注重數字化和綠色發展等時代特征。新質生產力在生產形式、生產成本和效能等方面優于傳統生產模式，有利于淘汰落后于現代化發展需求的部分傳統業態，通過產業數字化、產業智能化和高端化賦能現代化產業體系發展。現階段，學界關于新質生產力的研究主要圍繞理論邏輯、內容特征、歷史內涵與實踐路徑這幾個層面開展分析，形成了不同視角的研究成果。任保平等研究者基于歷史唯物主義視角，強調了新質生產力在推動社會進步與科技發展中的活躍性與革命性。周文認為新質生產力概念的提出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化時代化的重要命題。徐政強調發展新質生產力有助于實現發展目標、增強發展動力、改善發展結構、拓展發展內容以及優化發展要素。還有研究者從不同維度提出新質生產力發展的實踐路徑，如以新質生產力驅動區域經濟數字化轉型、提升企業全要素生產率、推動“雙碳”產業數字化轉型等。本文在已有成果的前提下，以***總書記關于新質生產力與現代化產業體系的論述為基礎，深入探討新質生產力賦能現代化產業體系構建的核心內涵、現實困境以及推進路徑，旨在為新質生產力賦能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相關研究建言獻策。

二、新質生產力賦能現代化產業體系構建的核心內涵

2024年7月，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指出，現代化產業體系作為新質生產力的產業載體，培育和發展新質生產力必須構建與其相適應、相匹配的現代化產業體系。新質生產力賦能現代化產業體系的內涵包括國家通過推動產業優化升級和結構轉型，形成以新技術和新型產業為主體的產業體系，包含了數字化轉型、培育智能產業、推動綠色發展等多種要素。

（一）新質生產力賦能數字實體融合化

現階段，發揮新質生產力的科技驅動效能需要數字技術與實體經濟生產過程的深度融合。新質生產力通過數字產業化、產業生態系統和產業數字化的多元交互助推數實融合，進而賦能現代化產業體系發展。其一，以新質生產力推動數字化和智能化技術嵌入生產過程，有利于優化傳統產業的研發、加工、儲運與服務等環節，從而提升實體經濟的數字化效能，促進信息通信設備、工程機械以及生物醫藥等核心制造業技術的高質量發展。其二，以新質生產力賦能數字經濟實體化發展，有助于人工智能、新能源、芯片等尖端技術的發展，推動創造新的經濟增長點和業態，從而構建具備國際競爭力的戰略性產業和未來高技術產業集群。其三，通過將區塊鏈、云計算、虛擬現實等數字技術融入企業的生產過程與服務管理流程，不但可以在生產流程中加速科研人才培育、產業數智化轉型與數字創新的深度融合，還有利于促使企業形成協同產業鏈的生產要素環節，從而推動企業主導的產學研深度融合，在增強企業、高校和科研院所之間互動性的同時，有效推進產業的數字實體融合化進程。

（二）新質生產力賦能產業結構高端化

產業結構的高端化發展是邁向價值鏈中高端的關鍵。產業的高端化也表現在高端生產制造、高新技術、高端服務、高品質管理等維度，通過攻克核心技術、打造高端產品、籌劃核心戰略、優化服務等方式，為產業高端化發展營造核心動力；同時，產業結構高端化離不開科研人才培訓、科技生產設備以及科研平臺的高端化發展作為支持。現代化的初級階段強調經濟規模的充分擴張，中高級階段則對產業的高端化轉型有了要求。在初級階段國家的財富總量相對不大，著力推動從貧困到富裕的級別躍升是產業現代化的戰略重點。到了中高級發展階段，產業結構現代化的目標就逐漸轉向“高端化發展”。高端化發展包括經濟結構現代化、企業管理現代化以及社會發展現代化等要素，在指向數量增長的同時也面向質量提升。通過培育新質生產力推動產業結構的高端化發展，可以在新產品研發、信息獲取、資源整合、服務管理等方面發揮優勢；通過優化市場資源配置、增進市場信息透明度、提升產品附加值來推動技術要素的自由流動，有利于實體經濟產業鏈由低端向中高端轉向，從而進一步化解區域間發展不平衡問題。

（三）新質生產力賦能核心技術自主化

在新一輪科技革命和國際競爭加劇下，產業的安全化發展和自主化發展是打造現代化產業體系的基礎。一方面，現代化產業體系建基于核心技術自主掌控的基礎上，新質生產力的創新驅動特征可以更有效地凝聚創新人才、挖掘前沿科技以及構建科技協作生態體系，從而更快地推動核心科技的創造性轉化應用。尤其在現階段，我國對高質量人才的需求較為旺盛，生產領域依然存在前沿科技成果與生產應用對接困難、應用型技術人才缺失、科研產出效率低等問題。高端人才在發展新質生產力中發揮著關鍵作用，數字經濟背景下勞動者的創造性活動不僅成為科技創新的直接投入要素，也可以推動其他科技生產要素的凝聚與整合，為我國產業的核心技術自主化營造內在驅動力。另一方面，通過培育新質生產力凝聚國內外的科技創新要素，有利于推動我國主動融入國際創新體系，加速核心技術的自主化發展。而擁有自主化的核心技術體系不僅可以拓展實體經濟和數字經濟的市場發育空間，還有利于在創新人才培育的層面上加強科技人才鏈建設；在技術交互層面突破區域間的技術壁壘，從而在顛覆性科技發明、戰略性產業和未來產業發展方面獲得突破，在應用研究和基礎研究方面有效革新舊式的技術研發體系。

（四）新質生產力賦能生產流通綠色化

不同于傳統工業的粗放式生產方式和組織架構，打造以新質生產力為原動力的綠色低碳產業鏈是對生態治理模式、資源利用模式的全面優化。這種路徑優化不僅與區域協調發展的價值邏輯相互耦合，還有助于推動環境友好型、可再生循環利用型新產業的規劃布局。數字新質生產力可以介入生態治理過程，并在數據采集、環境監測和結果分析等層面發揮重要作用，因勢利導調整生態環境治理方案并優化生產模式，有助于從源頭上減少資源浪費，加強對資源的再生利用。傳統工業過于注重產業規模擴張和經濟效益的提升，需要消耗大量生態資源，并依賴龐大的人力資本。新質生產力以科技創新為內核，推崇綠色低碳、共享與可持續的發展理念。這種發展理念注重對當前有限的生態資源的高效能利用，如通過應用智能化技術降低碳排放和能源消耗，通過引入環境友好型生產方式來降低資源依賴。這不僅有助于推動環保型、循環利用型產業的規模擴大，以及鋼鐵、建材、食品加工、石油化工等傳統工業生產模式的綠色化轉型，還有利于綠色生產生活方式的塑造和人與自然生態的和諧共生。

三、現階段新質生產力賦能現代化產業體系面臨的困境

新質生產力注重生產要素的新質輸出、技術要素的自由流動、資源的高效分配、經濟結構的轉型升級。其技術要素為產業的數智化創新和綠色轉型營造了內驅力，但由于產業發展的階段性限制，以下問題依舊阻礙著新質生產力賦能現代化產業體系的發展。

（一）數字實體融合化面臨離散化困境

我國作為GDP總量排名全球第二的實體經濟大國，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的深度融合是推動構建現代化產業體系的基礎。現階段，我國數字經濟發展規模居于世界第二，在41個工業大類行業中，高技術制造業增加值同比增長8.7%，新能源汽車產銷量同比增長超過30%。數字經濟核心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達到約10%。但是，數字新質生產力融入實體經濟依然存在不充分不平衡的問題，主要體現在各領域之間技術要素融合的離散化、區域產業協作水平較低等方面。相對于集約化的重工業，數字經濟在區域有機農業、服務業與公共事業方面的融入效度顯然不足，數字經濟在其中發揮的經濟效益較為薄弱，如2020年德國農業、工業、服務業的數字化滲透率分別為24.8%、43.9%、67.9%，而英國分別為29.9%、32.0%、66.1%，2022年我國農業、工業、服務業數字經濟滲透率分別為10.5%、24.0%、44.7%，與部分發達國家相比仍有差距。數字新質生產力在融入不同領域的實體制造業的過程中存在差異，以新質生產力為載體的高端制造技術在制造業中產能占比較低，而中低技術產業發展較好，存在一定的早工業化特征，數字新質生產力賦能高端制造業發展依舊需要提升。

（二）核心技術自主化面臨封堵與困局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科學技術成為影響國家競爭力的核心力量。但隨著“逆全球化”趨勢的不斷增強，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采取“脫鉤斷鏈”和“貿易封鎖”等手段，通過這種外交策略阻撓廣大發展中國家的發展道路。一系列貿易壁壘和脫鉤政策限制了技術要素的自由流動、科研信息的相互交流以及創新人才的全面培育。雖然我國在許多重要工業技術領域取得了不俗的成就，但在一些顛覆性技術領域依舊存在自主研發素質薄弱、重大創新不足、科研創新與生產應用銜接薄弱等問題。如在量子通信、腦機智能、可控核聚變、基因技術、智能終端處理器、芯片等“卡脖子”領域，其技術層面依然有待提高。一是核心技術革新能力欠缺，一些領域依舊存在“卡脖子”困境。如，在高精度科學實驗儀器、分離系統耗材、核心菌種等領域，國內已有的企業影響力相對較弱，尚未形成規模性的跨國企業。在互聯網領域，ARM架構、Linux開源體系、RSA 算法等底層技術和芯片制造等關鍵核心技術仍掌握在國外頭部公司手中。二是對顛覆性、智能化技術的資源整合薄弱，科技投入產出比較低，產業鏈與創新鏈深度融合不夠，針對前沿性科技成果的轉化機制有待完善。三是高端產業體系的發展不夠完善。如高端芯片生產制造、半導體等產業發展態勢、高端人才隊伍培育、設施配套服務等都和發達經濟體存在差距，缺少世界級高端產業鏈集群。

（三）產業體系綠色化遭遇瓶頸

走綠色低碳、資源依賴程度低的新型工業化道路，是打造現代化產業體系的時代要求。在生態環境與資源利用日趨緊張的情況下，綠色全要素生產率成為驅動我國產業可持續發展的直接動力。在“雙碳”目標下推動產業綠色化發展，不僅是生態保護的前提，更是貫徹“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發展道路的關鍵舉措。現階段，過于迅速的工業化擴張進程給生態環境造成了壓力，2020年我國制造業單位總產值碳排放強度約為5.6噸/萬美元，這一數據已高于部分歐洲發達國家。從產業結構來看，我國產業發展具有明顯的高碳特點，單位GDP能耗排放比世界平均值高，國際上能源結構煤炭只占30%，而我國近年來煤炭的消費占能源消費的70%左右。雖然在清潔能源技術和低碳政策的支持下，我國產業能源利用的效能迅速增強，然而過去粗放式發展所帶來的負面效應依舊存在，在短期內推動產業向綠色化發展轉型仍存在困難。從產業轉型的角度來看，一些制造業的高端技術要素在產業體系綠色化方面的前期積淀不足，我國新能源、低碳能耗技術以及環保企業的資源投入和服務管理相對匱乏，缺乏對綠色低碳關鍵領域的創新人才培育。相對于產業的智能化和高端化發展，產業體系的綠色化發展面臨著更多融資和人力資源方面的限制。

（四）產業結構高端化轉型存在路徑制約

產業結構作為國民經濟的部門結構，包含了重工業、輕工業、農業、商業、建筑業以及服務業等部門之間的互動關系，其包括產業結構本身，以及技術結構、產業布局、產業組織、產業鏈等多方面的要素。產業體系的高端化發展離不開對產業結構的統籌布局。產業結構的統籌布局是以體制機制革新助推各類產業的良性互動，從而形成空間布局合理、產業結構優化、資源高效配置和生態環境友好的發展狀態。然而，在產業統籌發展進程中，經濟發達區域更容易利用地方的資源稟賦開發新技術，而落后區域由于經濟基礎、人力資源等方面的限制，發展新質生產力的步伐較慢。經濟發達區域的大型跨國企業其研發、應用及成本維護的能力更強，對新質生產力的培育有助于鞏固其市場地位；而偏遠落后區域的中小型民營企業由于資源短缺，難以跟上大企業發展新質生產力的步伐。企業是培育新質生產力的重要創新主體，英、美、德等國家都是依靠企業的創新生產成為工業化強國，再成為科技制造強國，其路徑大體是從技藝主導到應用技術主導，并最終走向科技與應用的結合。企業的良性發展是培育新質生產力的基礎，但在當前的科技創新體系中，高校和科研院所占據主體地位，企業在科研創新鏈條中發揮的主體作用仍舊不夠明顯。

四、新質生產力賦能現代化產業體系構建的路徑選擇

2023年5月，***總書記在二十屆中央財經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強調，加快建設以實體經濟為支撐的現代化產業體系，保持并增強產業體系完備和配套能力強的優勢，高效集聚全球創新要素，推進產業智能化、綠色化、融合化，建設具有完整性、先進性、安全性的現代化產業體系。新質生產力賦能現代化產業體系構建需要在推動產業體系融合化、加強產業鏈協作、推動產業智能化、加速產業體系綠色化等方面協同發力，形成賦能現代化產業體系構建的核心路徑。

（一）培育與壯大新興智能產業，深化產業融合化效能

數字經濟的迅猛發展驅動著社會生產力的不斷發展。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加快發展數字經濟，促進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數字產業集群”。2024年9月，我國工業和信息化部電子第五研究所發布的《中國數字經濟發展指數報告（2024）》指出，我國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數據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加快，“數據強國”正加速建設。在新一輪產業革命和科技革命下，新質生產力通過數字化、智能化技術的深度嵌入，可以推動實體制造業的數實融合進程，提升實體經濟的數字化水平和數字經濟的產業化水平。具體來看，一是要培育新興智能產業，推動數字技術融入實體經濟生產過程，推動產業體系的智能化轉型。要著力發展量子通信、基因技術、合成生物學、人工智能等尖端技術，以智能化服務和數字技術賦能實體制造業的數實融合，加速實體經濟的數字化轉型；增強大數據、云計算等技術在AI、金融服務、新能源、生物醫藥、航天航海等核心產業中的應用。二是加快數字產業化進程，全面推動數字傳播技術、數字產品和新業態的協同發展，有效發揮物聯網、大數據技術在我國制造業產業集群建設中的統籌作用；壯大未來網絡、區塊鏈、量子通信、6G等前沿信息產業，推動制造方式向數字化、智能化方向推進。三是在生產流通層面有效降低要素資源的搜尋成本，提高產品流通速度，鼓勵發展共享經濟、平臺經濟等新興商業模式。在具體實踐中，要有機拓展企業的生產應用和營商空間，通過維系供需關系的良性互動來保障企業在科研創新、科技成果轉化與應用中的主體地位。在數實融合層面，要鼓勵數字智能技術在公共服務、基層治理、社會保障等領域的多元應用；加速數字技術與智能制造等領域的業態融合，進而實現研發數字化、產業數字化、數字產業化等發展目標。

（二）加強產業鏈多元協作，推動產業高端化轉型

當前，我國產業結構不斷邁向中高端，第一、第二、第三產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從1952年的50.5%、20.8%、28.7%轉變為2023年的7.1%、38.3%和54.6%。2023年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租賃和商務服務業增加值占GDP 的比重分別為4.4%、3.5%，比2012年提高2.2個、1.5個百分點。在數字經濟時代，全球科技創新和國際經濟競爭加劇，新一輪科技革命正在改變國際政治經濟秩序。全方位、高水平、多元化地推動開放交流和技術合作是發展新質生產力的關鍵。一方面，要堅持以開放、交流、融合為核心發展理念，加強與東南亞、中亞、東歐等區域國家的貿易往來與產業鏈協作，推動核心科技資源的跨界融合。要面向國際優質生產技術、資金需求和生產需求，挖掘“質優”生產要素，通過培育新質生產力為發展未來產業開拓市場空間。加強對腦智能、量子通信、氫能與儲能等未來產業的研發投入，推動數字技術與實體經濟的業態融合。另一方面，聚焦區域發展戰略需求，進一步加強企業的創新主體地位，增強企業在推動重大科研創新專項中的主體作用。圍繞不同區域、不同規模、不同類型企業的創新需求配置科技資源，加速智能化技術的場景應用和數實融合轉化，構建有競爭力的區域創新平臺體系。通過發展創新型產業增強區域產業的輻射能力，從而推動區域產業的高端化轉型。例如，江蘇省政府印發《江蘇省制造業智能化改造和數字化轉型三年行動計劃（2022—2024年）》，聚焦省重點先進制造業集群和重點產業鏈，旨在通過三年“智改數轉”行動，使全省制造業重點企業關鍵工序數控化率達65%，經營管理數字化普及率超過80%，數字化研發設計工具普及率接近90%。該計劃實施以來江蘇省推動全省累計發放智改數轉設備補助4245.2億元。

（三）健全科研人才培育生態體系，賦能核心技術自主化

2024年1月31日，***總書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體學習時強調，“要按照發展新質生產力要求，暢通教育、科技、人才的良性循環，完善人才培養、引進、使用、合理流動的工作機制”。科研創新人才培育與我國核心技術自主化關系密切，尤其是當前我國正處于人口紅利向人才紅利轉型的關鍵階段，對高質量科研人才的需求較為旺盛。高端創新人才在核心技術自主化、科研成果轉化中發揮著關鍵作用。首先，要構建以校企合作、產教融合、成果轉化為特征的科研人才培育體系，形成多元主體“共商共治共建”的創新協同體系，推動科技創新與人力資本培育的融合發展。通過高校與企業在科研平臺建設、國際實驗室共享、實驗基地建設等方面的有效協作，推動高校專業課程與企業應用實踐的深度融合。其次，要著力提升科研勞動者的跨界協作能力和綜合素質，從基礎研究、創新驅動、創新協同、創新人才供給、技術反饋等角度協調發力，不斷加強對基礎性科學研究和前沿交叉研究的資源投入。從現實條件出發，要著力推動前沿科技不斷向企業的生產應用方向轉化，加強勞動者對智能技術、機器操作、樣本分析等的系統訓練；同時要注重培育科研工作者處理科研任務的適應能力、分類能力以及團隊協作能力，以高素質勞動生產率奠定現代化產業體系構建的人力資源基礎。最后，要通過激勵性政策推動學術成果的應用轉化，加強以生產應用需求為導向的創新研究；激活高校和企業的主體能動性，增強生產應用與科研創新之間的供需對接。此類舉措可以加強科研生產的安全性和穩定性，從而推動我國未來技術、顛覆性技術領域的自主化發展。根據2023年科睿唯安發布的年度“全球高被引科學家”名單，我國內地共有1275人次入選，所占比例從2018年的7.9%上升到17.9%。中國科學院共有270人次上榜，多于去年的228人次，成為擁有全球高被引科學家人次數最多的機構。這也彰顯了我國在創新人才培育、核心技術自主化等方面取得的卓越進展，為培育新質生產力賦能核心技術自主化發展營造了內生動力。

（四）構建與完善綠色低碳供應鏈，賦能產業體系綠色化

2023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要積極穩妥推進碳達峰碳中和，加快打造綠色低碳供應鏈”，闡明了深入推進生態文明建設和綠色低碳發展的前提條件。產業綠色發展是構建現代化產業體系的重要特征。推動我國產業的綠色低碳化轉型，需要抓住以新質生產力賦能產業綠色發展的契機，化解制造業低碳化轉型乏力、綠色技術研發滯后、綠色產業體量不足等問題，健全生態環境保護、資源配置、環境監測等產業鏈協同要素。在供應鏈層面，打造綠色供給鏈和產業鏈是對建筑、運輸、石油、化工等高耗能工業領域的碳排放和資源消耗問題的有效應對。要加強綠色產業鏈內外的協調創新互動，如節能材料和環保技術研發、生物科技和循環利用技術的研發等，通過健全碳排放交易制度、增強稅收優惠和綠色多元參與制度，促使多元主體共同參與綠色產業鏈建設，形成多元主體協作、成果共享、技術共塑的新型發展機制。在綠色技術研發方面，要推動綠色核心技術的集群性研發，擴大清潔產業、環保產業、低碳排放產業的規模，加強對太陽能、水能、風能和核能的科研投入。通過新質生產力加快綠色技術和制造業供應鏈的深度融合，推動勞動密集型產業和傳統工業的低碳化轉型，推動從綠色生產到消費再到循環利用的供應鏈拓展，有效降低資源依賴和生態污染。在低碳政策和生態監管方面，要建立健全綠色低碳產業鏈和供應鏈的信息搜集、分析評估和監測機制，通過信息制度的透明化、均等化設置，提高多元主體的企業責任感，減少資源配置中的審批成本和溝通成本，彰顯生態文明與經濟發展在目標邏輯和路徑依賴方面的適配性。

編輯說明：文章來源于《西北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5年第1期。原文和圖片版權歸作者和原單位所有。篇幅限制，注釋從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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