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延宇

作者簡介:徐延宇，南寧師范大學廣西教育現代化與質量監測研究中心研究人員，教育科學學院研究員，教育學博士; 潘懷杰，廣西金融職業技術學院教務科研處教師。

文章來源：外國教育研究 . 2025 ,52 (01)?：101-117

摘要:美國非學位證書是個體通過繼續教育活動追求技能的成果形成與社會（雇主）通過管理活動對其評價認可形式的統一體。非學位證書制度的不同發展階段受不同驅動因素的影響，存在多種發展模式并存的現象。政府通過非學位證書促進社會公平，縮小個體之間的差距；證書獲得者可以滿足自身發展需求，并獲得額外的社會溢價；雇主利用非學位證書的技能信號，彌合行業技能鴻溝；高等教育機構則通過設計和評估非學位課程以滿足社會需求，即滿足雇主對技能人才的需求。非學位證書還存在質量不一、責任問責機制不明確等問題，須依托終身教育理念繪制新的證書生態，融合數字化轉型提升證書質量。

關鍵詞:美國 非學位證書制度 內容范疇 運行機制 發展走向

基金:?廣西教育科學“十四五”規劃2022年度廣西教育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重大課題“新時代廣西高校教師發展實踐策略”（項目編號：2022JD16）?

非學位證書（Non-Degree Credentials）在美國認證體系中的地位日益突出。數據顯示，美國非學位證書的數量從2001-2002年的不到60萬份增加到2013-2014年的近100萬份。[1]2016年超過四分之一的學習者持有非學位證書，這些證書在過去的15年中變得越來越普遍。[2]美國聯邦政府、州政府、雇主以及其他利益相關者越來越重視非學位證書的價值。一方面，在第三次技術革命的浪潮下，大量傳統工作崗位被淘汰，新興工作崗位對個體的技能需求越來越高，缺乏技能培訓的個體無法滿足新興勞動力市場需求，技能鴻溝導致個體面臨失業問題。另一方面，后疫情時代導致社會失業人數居高不下，聯邦政府也急需技能人才為制造業回流、重啟經濟等政策提供支持。在這樣的雙重社會背景下，美國非學位證書快速走進利益相關者的視野，承載產生互利共贏社會效應的期待。此類證書記錄了個體所具備的技能和能力，幫助個人應對當今不斷變化的社會需求、技能需求和經濟需求，適應工作環境的結構性變化，有助于建立更加有效和公平的勞動力市場。

縱覽高等教育發展史，學位證書是高等院校給求學者頒發的“硬通貨”，為大學畢業生提供就業的重要憑證。但是，高等教育的學士學位課程并不一定是每一個人的最佳選擇，也不是人們獲得培訓和技能的唯一途徑。20世紀70年代以后，美國高等教育規模擴大，進入普及化階段，而社會工作環境的結構性變化使許多美國人開始質疑這種全面的、單一的人力資本開發的方法。美國一些學者提出擴大傳統高等教育系統的替代方案。經濟學家哈里·霍爾澤（Harry Holzer）認為，社會必須“通過擴大更有效的職業教育、技術教育和學徒教育，為學生提供更廣泛、更高質量的進入勞動力市場的途徑，而不僅僅是學士學位課程”。[3]同樣，安德魯·凱利（Andrew Kelly）建議政策制定者們“必須重新認識授予兩年或者四年學位的高等教育，為個體新的就業環境創造空間和提供額外的教育途徑”。[4]研究者提出，提供非學位證書，用更短、更經濟、更多技能或工作密集的課程來響應個體和雇主的需求。同時非學位證書也在實踐中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鑒于此，厘清美國非學位證書制度的基本情況，了解其內容范疇，并從非學位證書利益相關者運行機制出發，分析非學位證書在利益相關者的驅動下運行的機制和其在未來美國高等教育中的發展走向，對于理解和認識美國非學位證書熱現象非常必要。

一、美國非學位證書制度的基本概況

探討美國教育體系的多元化與靈活性時，非學位證書制度的發展歷程是一個不可忽視的焦點。美國非學位證書制度的發展歷程展示出教育與職業市場緊密結合的趨勢，它作為傳統學位教育的補充，為不同時代背景的個體提供了發展契機，也證明非學位證書可作為個體求職的重要資本。

（一）美國非學位證書的發展歷程

實用主義認為發展是為了解決實際問題。在美國非學位證書制度的發展歷程中，利益相關者不斷解決實際問題推動了非學位證書制度的發展。其發展經歷了早期職業教育發展時期、經濟擴張時期、服務型產業發展時期、技術與創新需求時期四個階段，證書的發展過程受到了勞動力和經濟需求變化的推動，每個階段都有不同驅動因素的影響。

美國非學位證書制度發展的第一階段以職業教育的興起為標志。20世紀初，早期職業教育階段，為了滿足工業化的需求，許多行業要求工人具有傳統學術課程無法獲得的特定知識和技能，如制造業和運輸業所需的技能型員工。為了滿足這種需求，工人對專業技能和培訓項目的需求日益增長，職業學校和貿易學校開始提供非學位證書課程，側重于特定行業和專業的實際操作與培訓，職業培訓項目被引入教育當中。到20世紀中期，美國經濟擴張，非學位證書變得更加普遍。許多工人都在尋找促進職業發展和提高自身收入潛力的方法，而非學位證書成為記錄工人技能能力的證明。許多社區大學和職業學校開始提供諸如焊接、電子和汽車維修等技術技能課程。20世紀七八十年代，服務型產業發展時期，非學位證書的受歡迎程度繼續增長。該時期的雇主尋找在計算機編程、醫療保健、企業管理和金融等領域具有特定技能的員工。這些課程通常是由營利性的私人機構提供，面向那些已經在職、希望提高技能或轉行的成年人，這些領域的非學位證書變得越來越普遍，工人將這些課程作為獲得職業成功所需技能的一種方式。近年來，經濟越來越注重技術服務和創新，雇主需要大量能夠運用新技術、開發新產品和提升服務能力的技術技能人才。[5]員工也在尋找獲得數據分析、網絡安全和數字營銷等領域技能的方法，而非學位證書成為一種越來越受歡迎的方式之一，許多組織在網上提供課程，非學位課程通常被視為獲得額外技能的一種具有成本效益的活動，可以帶來更好的工作機會和更高的收入。總體而言，美國非學位證書根據不同時代的需求向不同的職業方向拓展。20世紀早期，非學位證書制度的發展反映了美國勞動力需求的變化，以及對職業教育和培訓重要性的日益認識。如今，非學位證書制度仍然是教育領域的重要組成部分，為各行各業的人們提供有價值的技能和培訓。

（二）美國非學位證書的主要功能

學位一直是“從教育到工作”這一統一體的通用貨幣，是能力的簡寫，也是高等教育和就業的把關機制。攻讀學位在時間和金錢上都是一項昂貴的項目，它作為就業門戶的敲門磚，為那些擁有經濟或種族特權的人提供了一種社會流動的手段，而將其他人置于階級等級的底層。通常情況下，雇主只通過學位來篩選候選人，這就縮小了勞動力市場候選人的整體范圍。當把學位作為一種生硬的分類機制時，許多雇主會注意到潛在雇員的技能差距依然存在。從教育和培訓的視角來看，雇主的困境反映了當前教育和個體工作的多重現實：其一，員工入職強調了學位作為勞動力市場終極貨幣的價值；其二，雖然學位提供公認的入職標準，但通常不足以傳達入職所需的特定技能或整體能力；其三，入職條件暗示了目前在學位授予項目中服務不足的個體在長期經濟流動性方面的內在不平等。[6]最終，雇主錯過了一個尚未開發的市場——擁有技能和潛力但沒有學位的潛在員工。

基于學位證書在勞動力市場中占據主導地位的社會背景，非學位證書表現出個體社會流動性的功能，它以技能能力為基礎，打破傳統學位觀，且在全美都具有效力，可以跨州使用。[7]在美國，學位作為招聘的“黃金標準”正在被侵蝕，2020年第13932號“聯邦職位候選人評估和招聘的現代化改革”命令出臺了新政策，聯邦政府工作崗位的招聘將基于個體的能力而非學位。該政策的目標是通過基于技能和能力的招聘方法更好地識別和確保人才。聯邦政府成立專門的人力資源專業人員團隊，創新企業招聘流程，指示各企業使用更有效的、基于能力的評估，并減少對教育資格（學位）的依賴。[8]美國的私人雇主已經實現了招聘實踐的現代化，通過基于技能和能力的招聘來更好地識別和保障人才。采用基于技能和能力的招聘方式的雇主認識到，過度依賴大學學位會排斥有能力的候選人，并破壞勞動力市場的效率，以學位為基礎的招聘可能將教育程度與執行這些技術所需的技能或能力之間缺乏直接聯系的個體以及符合技能條件的候選人排除在與新興技術相關的工作之外。

進一步而言，非學位證書的流動性功能可以分為兩種功能特性。一是非學位證書的工具性。非學位證書的工具性在于利益相關者為實現其運行機制的目的，滿足自身的需要，把非學位證書作為一種工具和手段。例如，個體通過獲得非學位證書實現和滿足了自己的現實需要，獲得工資溢價、提高身份地位、改變工作環境等；高等教育機構通過擴大非學位證書的授予，獲得一定的社會效益和經濟利益；雇主將非學位證書作為選拔和評價技能人才的工具和手段，滿足政策制定者對社會公平的追求。[9]二是非學位證書的目的性。非學位證書的目的性在于利益相關者為實現其目的而把追求非學位證書本身作為一種目的，以滿足自身需要的一種表現。研究發現，完成非學位課程的人中有65%表示證書物有所值，49%的人表示證書有助于他們實現目標，而副學士學位持有者的這一比例分別為59%和43%。[10]由于目的性指的是利益相關者追求非學位證書需要的滿足就是利益相關者活動的本身，因此利益相關者在攻讀非學位證書、獲得非學位證書、授予和認定非學位證書這一需要的滿足，就是其從事非學位證書活動目的本身。因此，非學位證書的目的性，對于個體來說就是獲得非學位證書本身；對于社會來說，是授予非學位證書和認可非學位證書本身。而這種目的性的實現，一方面是通過非學位證書滿足個體從事相關技能工作本身的需要，另一方面是通過非學位證書滿足其他利益相關者在彌補技能鴻溝、促進社會公平等方面的需要。總而言之，非學位證書是作為工具和目的滿足利益相關者的需要。從非學位證書利益相關者的需要來看，利益相關者之間的需要可以分解為作為目的的需要和作為手段的需要，當利益相關者與非學位證書的屬性（技能）聯系起來時，就形成了它們之間的目的價值與工具價值。最終，工具性和目的性這兩種功能特性促進了非學位證書的社會流動性。

二、美國非學位證書制度的內容范疇

美國非學位證書制度的內容不僅涵蓋非學位證書的詳細分類，還包括非學位證書制度的實施模式，這些都是確保非學位證書制度有效運行和持續發展的關鍵因素。美國非學位證書制度是國家或州政府為了規范職業技能培訓和評價，對相關職業人員進行考核和認證，頒發具有權威性的非學位證書的制度。非學位證書是與特定行業或職業相關的一系列特定能力的資格證書，也可以將其歸納為對利益相關者開展的非學位教學和工作學習培訓項目，這些項目以崗位或工作為基礎，主要為高中年齡以上的個人設計，完成后不授予學位而是授予證書。

（一）美國非學位證書制度的分類

非學位證書已經在多個領域得到廣泛應用，如醫療、建筑、電子、金融、教育等，以確保各行各業的從業人員具備必要的職業技能和素質，提高服務質量和安全性。非學位證書常見的類型有一般證書（Certificates）、學徒證書（Apprenticeship Certificates）、行業認證（Industry Certifications）和職業許可證（Licenses）四種類型。四種類型的非學位證書在頒發機構、獲取條件和有效期等方面各不相同（參見表1）。根據這四種類型，可進一步將非學位證書歸納為兩種形式。第一，非學位證書是行業認可的證明。美國相關機構頒發的非學位證書都是得到行業認可的，是學生擁有在其選擇的領域從事相關職業所需的必要技能和知識的標志。某些類型的非學位證書本身就是由行業協會組織培訓并頒發，這種來自行業的認可是非學位證書的價值依據。個體付出培訓的時間成本和金錢成本獲取證書，最終目標是證書能夠被行業認可，從而提升在勞動力就業市場的競爭力，獲得就業和升遷的機會。第二，非學位證書是對個體技能評估結果的證明。一方面，功能主義下的非學位課程培養個體在就業中所需的技能和能力，并進行記錄和證明，有學習成果認證功能。例如，紐約州立大學（SUNY）將其提供的“非學位證書”定義為“驗證、確認和證明已經獲得的特定技能和/或能力”的學習項目。[11]另一方面，不同考核要求的非學位證書為學生不斷變化的技能需求提供保障。因此，非學位證書課程目標就是讓學生迅速掌握不同階段的職業技能，其與經過專業認證的學位課程在內容設置上存在一定重合的部分，但非學位證書的通識教育課程則大幅度減少，技能教育課程大幅度增加。

表1 不同類型非學位證書之間的差異對比

通過以上分類可以發現，美國非學位證書是一個繁雜的系統，非學位證書之間差異化明顯，但證書之間有一個共同點：都試圖在記錄證書獲得者的技能能力。非學位證書由各種不同的組織頒發，包括教育機構、行業團體、職業團體、工作場所（企業）、軍隊、工會和政府。這些機構可以歸納為三類，即私立營利性機構、公立非營利性學校和私立非營利性學校。頒發非學位證書的公立機構是社區學院，其頒發的證書超過一半，占52%，私立營利性機構頒發的證書占44%，私立非營利性機構頒發的證書占4%。[12]不同類型的非學位證書對學習者的要求也各不相同，這些要求一般包括課程完成情況、能力證明、工作經驗和考試等。[13]因此，非學位證書制度的復雜性促使非學位證書的利益相關者構建非學位證書的質量鑒定標準。

（二）美國非學位證書制度的實施模式

模式是利益相關者行為的一般方式。一方面，美國非學位證書制度的實施模式是利益相關者在特定的社會環境下逐步形成的一種培養方案，政府相關部門基于以工作為基礎的項目給予非學位證書制度實施的合法性，高等教育等相關機構則通過學位證書與非學位證書融合培養的方式為非學位證書的實施提供保障。另一方面，非學位證書制度實施模式的形成來源于利益相關者的不斷實踐，是對實踐的理論升華，有利于非學位證書制度的推廣和發展。美國非學位證書的發展具有多種模式，其中更具效力的模式有兩種。

一是融合培養模式。美國許多社區和技術學院將非學位證書嵌入到學生的學位課程之中，此類課程通常涉及通識教育課程和實踐經驗課程相結合，一些非學位課程項目要求學生完成一定學時的實踐培訓或實習才能獲得證書。紐約城市大學皇后學院（Queens College,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經濟學教授貝爾菲爾德（Belfield）指出，大學學位證書在為學者創造很好的長期收入和就業機會的同時，非學位證書也具有相當大的獨立價值，如果與學位證書結合，這些價值就會被放大。[14]蓋洛普（Gallup）的教育調查發現，將學位與非學位證書相結合的大學畢業生對教育的評分比沒有非學位證書的大學畢業生高得多。70%同時擁有副學士學位和非學位證書的人認為，他們的教育使他們成為有吸引力的求職者，而沒有非學位證書的副學士學位持有者中這一比例為43%。[15]布勞沃德學院（Broward College）信息技術應用科學學士學位是一個以能力為基礎的學位項目，通過對學者基礎知識和實踐技能進行考察，作出等級評定后授予相應的非學位證書，并向學習者提供在線課程，讓學習者按照自身的計劃進度完成課程，最終授予副學士學位或學士學位。布勞沃德學院在此設置了嵌入式非學位證書項目，允許學生獲得兩種類型的證書，一種由行業頒發，另一種由高等教育機構頒發。當高等教育的創新集中在“拆分”學位，使其更短、更快、更模塊化的時候，嵌入證書是一種“重新捆綁”學位的方式，以充分發揮不同類型的證書的作用。[16]非學位證書嵌入學位課程協同發展的模式受到學生的歡迎。

二是政府支持模式。政府通過各種政策和措施來支持非學位證書制度的發展。青年學徒制是政府支持非學位證書制度發展的一種模式，它可以作為一種高質量的以工作為基礎的學習形式，提供帶薪的實際工作經驗和相關的課堂教學，從而獲得高等教育或行業認可的證書。這種以工作為基礎的學習項目是一種雇主驅動的勞動力發展戰略，可以使教育與企業需求相一致。科羅拉多州（Colorado）、肯塔基州（Ken?tucky）、馬里蘭州（Maryland）和北卡羅來納州（North Carolina）在青年學徒項目上得到了州長的支持和領導，發揮了青年學徒項目在公開倡導倡議、分配和使用資金以及實施政策方面的作用，為大幅增加青年學徒機會作出了貢獻，具體支持方式參見表2。[17]

表2 美國部分州政府青年學徒制的實施方式

三、美國非學位證書制度的運行機制

學位證書與非學位證書的運行存在一定的差異性。學位證書制度注重學習者知識的獲取，非學位證書制度注重學習者實踐操作的能力。非學位證書制度產生時就纏繞在政府、潛在獲得者個體、雇主、高等教育機構等多方主體的運行機制之中，受利益相關者主體運行的制約，非學位證書制度的運行并非遵循傳統的學位證書的運行邏輯，而是根據時代的變化和需求應運而生。因此，研究將從非學位證書制度的利益相關者角度出發，對非學位證書制度利益相關者的運行機制進行闡釋。

（一）政府方面：以社會公平為導向，推動政府出臺非學位證書制度

美國非學位證書制度在促進社會公平和縮小社會不平等方面的作用是政府決策者考量的一個核心部分。一方面，受金融危機的影響，奧巴馬政府推出一系列制造業回流政策，在人才培養上，強化教育與產業之間的對接和互動，在學校教育中設置未來勞動力市場所需的知識和技能，縮短了學生的受教育年限，滿足雇主對技能人才的需求，降低企業的招聘成本。[18]這一政策為美國非學位證書制度的發展提供了契機。隨后，拜登政府的教育政策主張以平權運動為核心，促進高等教育均等化發展，支持少數族裔教育服務機構建設，為弱勢群體提供全面的支持。[19]另一方面，依據美國《勞動力創新和機會法案》建立的求職者公共援助體系中將失業求職者與高質量非學位證書聯系起來的機制，通常傾向于比大學學位更快完成的非學位證書。[20]這些政策主張推動了美國非學位證書制度的進一步發展，政策決策者通過就業數據中心的分析鑒別高質量的非學位證書，將聯邦政府和州政府的資金投資于高質量證書的培訓和教育項目中，確保有色人種、婦女、殘疾人和其他服務不足的群體在選擇非學位證書時不被低質量的非學位證書誤導，[21]這一系列的舉措說明美國聯邦政府試圖通過提供非學位證書制度給潛在獲得者個體帶來良好的工作和繼續教育機會，從而防止差距擴大，推動公平的社會建設。

部分州政府把非學位證書制度納入全州教育目標。學者杜克·苯菲爾（Duke Ben?field）認為，非學位證書是美國實現國民教育目標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可以幫助個體獲得更好的工作，并幫助他們重新獲得進一步教育和培訓的機會。[22]教育是美國各州政府的重要責任；州政府采用多種措施提高弱勢群體的受教育水平，是縮小教育差距、實現教育公平的重要手段。非學位證書不僅可以提高潛在獲得者個體（弱勢群體）的素質，同時能有效提升其就業能力。因此，許多州開始重視非學位證書的教育價值，將其納入全州教育目標。[23]為了實現這一目標，多數州政府采取分析就業市場有關職業需求的信息以及工人與工作之間存在的技能差距，調查了解雇主的需求，檢驗非學位證書促進個人就業效果等一系列舉措，建立非學位證書制度的縱向數據庫系統，將教育與勞動力數據進行匹配，試圖回答“教育和培訓項目是否在為學生獲得非學位證書做準備”以及“有證書的人能找到好工作嗎”等問題。同時，州政府還利用人口特征的數據，分析對非學位證書有需求的亞群體的證書獲得率，如成人學習者或少數族群，以幫助這些人群更好地就業。此外，為了實現各州教育目標，聯邦政府還對進入非學位培訓和教育的學生給予財政支持。從2011年到2017年，美國聯邦教育部嘗試允許將佩爾助學金用于短期的非學位高等教育項目。2018年，總統的經濟顧問委員會提出讓25～64歲的個體重返工作崗位的方案，提出要讓這一群體的人擁有不斷變化的經濟所需的技能，以期提高社會經濟增長率。具體措施包括在培訓期間為個人提供失業保險福利，為一些短期培訓項目提供佩爾助學金，以及制定一項新的全面計劃，對失業工人進行再培訓，提高公民教育率。[24]

（二）個體方面：以勞動溢價為導向，驅動個體攻讀非學位證書

非學位證書制度的個體效益價值是受教育者選擇非學位證書的基本動因。從攻讀非學位證書的人員構成來看，許多完全有能力在大學中完成學位課程獲得相應學位證書的學生選擇了攻讀非學位證書。選擇攻讀非學位證書的原因多種多樣，有的是作為繼續教育的基礎，拓展自身知識和技能，有的則是為了更有助于職業生涯的非學位證書，為就業做準備、保住工作崗位或獲得晉升等。潛在獲得者個體在選擇學習領域和非學位證書的類型時，主要是基于對未來收入影響的考慮，仔細斟酌非學位證書的效益，衡量證書獲得的時間成本和金錢成本，以便為職業發展做出明智的決定。塔馬爾·雅各比（Tamar Jacoby）關于非學位證書制度的研究認為，非學位證書有助于弱勢群體在勞動力市場取得進步，因為獲得非學位證書的成本比獲得大學學位的成本更低。[25]美國的統計研究還發現，非學位證書展示了個體勞動技能，從而獲得繼續教育或勞動力就業市場的機會；在某些行業，非學位證書持有者的收入與有大學學位的個人相當。[26]統計數據顯示，高中畢業生一生的收入約為130萬美元，而兩年制大學畢業生的收入略高于170萬美元，持有證書的人一生比受過高中教育的人多掙24萬美元，大致相當于那些上過大學但沒有學位的人。[27]美國人口普查局的數據表明，擁有非學位證書的全職員工比那些沒有非學位證書的人掙得更多。[28]這充分體現了非學位證書的效益價值，即節約個體時間成本和金錢成本，提高就業率，增加個體收入等。

非學位證書制度產生良好的個體教育結果。高質量的非學位證書是個體能力的標志，具有促進個體社會流動的作用。個體的社會流動表現為橫向流動和縱向流動。橫向流動是一種區域間的個體流動；縱向流動是一種工作地位的流動，表征為非學位證書持有者可以獲得有價值的成果作為獎勵，這種成果的表現形式即為良好的工作環境、繼續教育的機會以及獲得可觀的報酬。非學位證書的教育結果可以表現為個體就業結果和個體社會結果。衡量非學位證書持有者的個體就業結果的標準是持證人是否受雇。美國成人培訓與教育調查（Adult Training and Education Survey，簡稱ATES）研究發現，持有非學位證書的人比沒有非學位證書的人更有可能被雇傭，大多數持有非學位證書的個人認為，他們的證書幫助他們找到了工作。[29]從就業情況分析，非學位證書持有者的就業狀況良好，學士學位可以獲得的社會結果，非學位證書也會獲得。古林（Gurin）等人的研究發現，非學位證書制度的社會結果包括改善個人福祉和健康、加強公民參與度、增進對種族和族裔多樣性的理解，以及教育、福祉和財富的代際改善。[30]因此可以確定，非學位證書的溢價和學士學位證書在某種程度上是同等的。

（三）雇主方面：以技能信號為導向，提高雇主對個體的雇傭意向

非學位證書制度向雇主傳遞明確的能力信號與標識。邁克爾·史潘斯（Michael Spence）的篩選假設理論（Screening Hypothesis）認為，信號和標識可以表明一個人的生產能力，其表征功能是反映一個人能力大小的有效信號，是雇主鑒定求職者能力、篩選求職者的有力工具。非學位證書兼具質量保證和學習成果認證的雙重功能，同樣可以向雇主發出明確的信號和標識。吉姆·方（Jim Fong）等人在一項對企業的調查中發現，企業對非學位證書的態度和看法越來越積極，有39%的企業接受非學位證書的求職者，把它作為更好的為求職者服務的發展機會；64%的企業將非學位證書視為它們未來的一項重要戰略，而只有6%的企業持相反的意見。[31]非學位證書可以縮短企業招聘時間，降低企業內部培訓和人員流動等相關招聘成本，提高工作效率，增加勞動力的多樣性，雇主能從非學位證書中獲得有價值的信息。從就業的角度來看，非學位證書代表的能力相關性可以通過兩種方式來檢驗：一是通過證書中反映的技能和能力的一致性，二是通過擁有該證書的個人在就業市場上通常可以獲得的機會數量。[32]美國就業勞動力市場中，雇主對具有中學學歷但沒有學位的人有很大的需求。2018年，美國勞動力市場中大約72%的工作崗位的學歷門檻低于副學士學位，只有6%的雇主明確要求非學位證書，但這些證書可以為許多不需要學士或更高學位的工作做好準備。[33]總之，雇主在招聘的過程中越來越看重非學位證書在勞動力市場中的能力的信號價值。

非學位證書凝聚個體人力資本。西奧多·舒爾茨（Theodore Schultz）的人力資本理論認為，人力資本是凝聚在勞動者身上的知識、技能及其個體表現出來的能力，人力資本的投資可以提高勞動生產效率，確保雇主的自身利益。非學位證書集結在勞動者身上的人力資本可以緩解勞動力市場的不平等現象，因為它為個體人力資本的積累提供了另一條途徑，這條路徑包括為個體節約教育的時間成本和金錢成本，并向雇主提供了一個有效的能力與技能信號，從理論上講，雇主應該給予非學位證書持有者更高的和更多的就業機會。[34]在招聘過程中，雇主越來越看重非學位證書凝聚在個人身上的人力資本，他們通常使用個體的資歷框架來幫助找到合格的員工，認為資歷代表了他們需要員工具備的技能和能力。相關研究提出，行業雇主對非學位證書的反應是證書如何轉化為凝聚在勞動者身上的知識、技能與能力的一個重要指標，即雇主可以在工作中列出該類型的證書作為優先選擇的要求，或者在招聘時使用該證書作為企業的招聘政策或企業偏好的一部分，確保證書能真實體現持有者的知識、技能與能力，實現雇主與個體的互利共贏。

（四）機構方面：以社會需求為導向，設計和評估非學位證書課程項目

高等教育機構或培訓機構設計非學位證書課程滿足潛在獲得者個體的需求。高等教育機構或培訓機構通過了解和預測個體獲得非學位證書后在勞動力市場中的就業結果，設計出能有效滿足潛在獲得者個體或弱勢群體對職業需求的非學位證書。一方面，高等教育機構或培訓機構需要不斷思考如何為沒有接受過正規教育的學習者提供行業認證和基于工作的學習機會。美國許多社區學院開始為非傳統學生提供行業認證和基于工作的學習機會，他們與當地雇主共同開發新的學徒計劃，并將行業證書嵌入現有的學位計劃中，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35]另一方面，高等教育機構或培訓機構在非學位證書的教學設計中，前期進行深入的市場調研，了解當前社會和行業對特定技能或知識的需求，包括與企業、行業專家和潛在學員的溝通，以確定最迫切的需要；中期進行課程設計和師資配比，課程聚焦于實際技能和知識的傳授，確保教學的有效性并保證個體真正地獲得非學位證書所代表的能力，師資選擇具有實際行業經驗的教師或專家授課，確保教學內容與實際工作緊密相關；后期進行實踐，增強個體的實際操作能力。最終，確保所有潛在獲得者個體都能獲得非學位證書相關課程學習的益處。

高等教育機構或培訓機構對非學位證書體現的個體技能進行評估，滿足雇主需求。高等教育機構或培訓機構在開展非學位證書的技能評估時，標準化考試是最常用的手段，包括實踐、基于能力的考試或者書面考試和在線考試，通過評估，可以對非學位證書所蘊含的概念知識的理解、技能能力水平做出判斷。[36]此外，非學位證書頒發的制度也有相應要求，能保證持有人在一段時間內保持特定的技術技能。例如，許多行業認證和許可證都有時限，需要通過繼續教育才能使證書持續有效。非學位證書的持有者要通過高等教育機構或培訓機構證明他們具備最新的能力，才能滿足雇主對技能人才的需求。高等教育機構評估非學位證書（無論是首次還是后續過程中），都包括以下四個方面的要點：一是確認評估雇主需要衡量的技能和能力的目標；二是通過評估提出非學位證書持有者是否具備證書所代表能力的結論；三是評估過程公平對待每一個學生，并滿足雇主的需求；四是推進雇主和個人認識到繼續教育的必要性，即要通過繼續教育來維護憑證（即非學位證書）。[37]

（五）多方協同：利益相關者保障非學位證書制度公信力的運行

利益相關者對非學位證書所代表的個人能力積累期望能產生有價值的結果，這種結果通常表現在教育、經濟、就業等方面的作用，這是美國非學位證書制度獲得社會認可的內在邏輯。非學位證書制度的利益相關者包括非學位證書潛在獲得者個體、企業雇主、高等教育機構或培訓機構以及政府政策決策者。各利益相關者從自身角度出發，形成非學位證書制度的運行機制，生成非學位證書在社會勞動力市場中的認證生態系統與價值模型，改變美國社會勞動力市場結構。非學位證書在社會勞動力市場中的運行機制可以表現為潛在獲得者個體根據自身條件選擇高等教育機構或培訓機構，獲得具有代表能力與技能的非學位證書，服務于雇主；雇主給予個體勞動溢價，向高等教育機構反饋非學位證書的效益價值；高等教育機構通過改進非學位證書的課程模式，調整它們的項目計劃，滿足雇主與個人的社會需求，并向政府政策決策者提供非學位證書決策咨詢；政府通過咨詢制定政策并給予支持，促進社會經濟流動，縮小個體之間的社會差距。具體運行機制如圖1所示。

非學位證書制度的利益相關者相互交融、相互制約，共同促進非學位證書制度的發展，維護非學位證書制度的運行，保障非學位證書制度的公信力。2016年，美國國家教育統計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統計了4.7萬名18歲到65歲的勞動力人口持有非學位證書的情況，占比為31%。[38]2020年，蓋洛普的教育調查統計了約1.4萬名美國成年人，獲得非學位證書的人數幾乎與獲得學位證書的一樣多，40%的成年人獲得非學位證書（46%的成年人獲得學位證書），其中有20%的成年人將非學位證書作為最高教育水平。[39]由此可見，非學位證書的價值不斷被認可。從公共權力信用視角看，非學位證書制度的公信力為政府部門或高等教育機構利用自身的誠信、信用、信譽等獲得社會公眾的信任度；從社會公眾意愿視角看，非學位證書制度的公信力為非學位證書具有企業雇主和個體自愿認可、接受、支持、參與、信任、信服的能量或能力。非學位證書制度利益相關者運行機制的形成有利于提高政策制定者制定勞動力計劃的能力，有利于提高教育工作者制定相關培訓計劃的能力，有利于求職者甄別非學位證書作出明智的選擇，非學位證書將促進這些熟練技術勞動力在市場中的良好就業。

圖1 美國非學位證書制度的運行機制框架圖

四、美國非學位證書制度的發展走向

后疫情時代就業的需求端和供應端發生了巨大變化，適應勞動力市場不斷變化的勞動力需求，需要更密切關注教育與個人成就，特別是教育與就業之間的關系。以往研究大多依賴傳統的學位教育成就來衡量就業標準，包括高中文憑、學士學位、碩士學位、博士學位等，而現在，社會開始關注除學位證書教育以外的各種具有勞動力市場價值的教育證書。美國政策制定者和研究人員開始考慮“非學位證書制度”在就業安置、收入增長和職業發展中的作用；社會也重新思考就業能力、工作性質變化以及終身和全方位學習新模式等更加重大的問題。[40]雖然非學位證書在短期內不可能取代學位證書，其存在的質量和標準等問題也引起了一些人的質疑，但由于其在增強個體就業能力和提高個體資質上具有顯著的作用，非學位證書制度的發展顯示出強勁的勢頭，并可能在未來繼續發展。

（一）非學位證書制度融合數字化轉型提升證書質量

非學位證書質量是一個復雜的概念，由多個不同的要素組成，不同的要素決定非學位證書質量的高低。設計是非學位證書質量的基本要素，非學位證書設計包含許多特征，通常由非學位證書的頒發者決定，這些特征定義了證書在其規定的能力范圍內所設定的課程內容以及如何達到課程培養目標。市場流通是非學位證書在勞動力市場上被認可和流通的方式，這基于它所標志的能力。結果是非學位證書價值的表現形式，特別是個體進步和社會進步方面的展現。由設計、市場流通、結果三種要素構成了一個簡單的非學位證書質量模型：形成一份設計良好的非學位證書會讓個體具備所需的一系列能力，并繼續取得積極的教育成果。然而，由于非學位證書頒發機構和頒發環境混亂，導致非學位證書形式多種多樣，缺乏透明度，并存在一定程度的基于種族和性別的不平等。同時，不同類型的非學位證書的學習內容、教學質量、評估方式、頒發標準等因素也會影響證書的質量。在現實社會中，非學位證書質量更為復雜。[41]因此，美國非學位證書存在錯落參差的現象。

非學位證書制度雖然適應了當今不斷變化的社會需求，但各種各樣的非學位證書使得利益相關者很難分辨和評估給定的非學位課程的質量和非學位證書的質量，受教育者、雇主、政策制定者和教育機構缺乏一套統一的標準和機制來衡量非學位證書的質量。[42]因此，非學位證書需要引進新的技術評價方式，確保非學位證書的質量得以保證。數字化轉型是世界范圍內教育轉型的重要載體和方向，重視數字變革對非學位證書未來的長期發展尤為重要，通過數字化轉型可以對非學位證書進行動態監控，有效汰劣留良。非學位證書制度進行數字化轉型可以通過以下幾種方式來實現：一是將非學位證書轉換成數字形式，例如但不限于將非學位證書的文本內容轉化成數字文件，以便儲存和傳輸，提高非學位證書在社會上的透明度和可辨別度；二是將非學位證書的學習內容放入數字化的學習環境中，與數字化的學習資源進行有效整合，以便學生可以輕松訪問和學習，提高學習者的學習體驗和學習效率；三是將非學位證書的學習內容與數字化的考試系統進行結合，以便學生可以在線完成考試并獲得非學位證書，節約學習者的時間成本和金錢成本；四是建立非學位證書數據庫，形成完善的非學位證書資歷框架，對所發行的非學位證書進行有效追蹤，通過大數據分析擁有非學位證書的個體是否能找到合適的工作或者在同行內是否獲得更高的勞動報酬，以此判斷此類非學位證書在勞動力市場中的價值，來滿足受教育者、雇主、政策制定者和教育機構的不同需求。

（二）非學位證書制度依托終身教育理念繪制新的證書生態

學位證書制度經過歷史的沉淀，形成了完善的責任問責機制。而非學位證書制度并不像學位證書制度一樣受到完善的政策法規的監管，市面上也未達到一種普遍的合規水平。目前的高等教育問責政策生態系統并不是為非學位證書制度市場而設計的，美國聯邦教育部的大多規定不適用于非學術組織，更不是為應對非學位證書制度市場而生。[43]由此可見，美國非學位證書制度責任問責機制并不完善，需要依托終身教育理念繪制新的證書生態，完善國家資歷框架。

非學位證書的出現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個體對終身學習和學習型社會的需求。一方面，高等教育成本的不斷增加，學生接受高等教育、獲得學位需要付出更多的時間和金錢，而回報在短期內難以顯現。因此，有學者提出可以將高等教育劃分為不同時期和不同階段，不同時期和不同階段追求不同的能力證書，來實現高等教育的培養目標。圍繞大學“文憑拆分”或甚至圍繞“大學教育拆分”的討論中，凱特琳唐納利（Katelyn Donnelly）認為應該考慮增加其他憑證的學習計劃。[44]非學位證書可以作為獲得大學學位的第一級階梯，或者作為個體擁有學位后在終身教育和職業發展過程中的再培訓。例如，擁有學士學位的人通過培訓獲得特定領域的行業證書或職業許可證，而有些非學位證書頒發機構要求學習者持有學位證書。因此，將非學位證書與學位證書相結合成為許多人采取的策略，是實現非學位證書與學位證書價值最大化的一種方式。[45]另一方面，社會越來越重視就業問題，非學位證書與其他證書堆疊也成為了利益相關者關注的焦點。很多人認為確保所有非學位證書都能繼續深造，對于弱勢群體來說尤其重要，對于促進社會公平也至關重要。可堆疊性有助于個體能力的疊加，實現職業目標，并且學習的方式和時間也更加靈活。[46]將可堆疊性融入非學位證書的課程設計中，與個體學習深造和就業密切聯系，從而促進非學位證書持有者的長期職業發展，實現個體的終身學習，為個體終身學習繪制新的生態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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